慢船去中国

　　“你现在到美国，20小时的飞机就行了吧？”爷爷问，“比我们那时候要快得多了。我到纽约，正好在战时，坐船。从上海到印度的加尔各答，然后换火车，从加尔各答到孟买，就象我们的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从那里上的是美国海军的运货船，我也不知道怎么会上美国海军的船，从印度到南非，才到纽约。路上要走50多天。惊涛骇浪。船上没几张唱片，天天放《You　are　my　sunshine》，离纽约近了，能听到美国电台的广播了，第一听到的，就是美军进攻欧洲大陆，罗斯福总统在电台里带领美国人民为军队祈祷。那个国家，人人爱国，团结一心，处处都有自尊和尊严，清清爽爽。而我们上海，有钱人天天怕日本人和特务来敲他家竹杠，最后吓得精神失常，自己跳楼自杀。”
　　范妮心里虽然为爷爷竟然有这么好的记忆而吃惊，但她默默地听着，什么也没表现出来。
　　爷爷又说：“叔公说，我的爹爹，因为家里是世代的天主教徒，为天主堂做点事，所以几代人的小时候，都会说些英文，所以也有机会到上海的洋行工作，后来成了上海数得着的代理商，钱多到国民党要敲竹杠，日本人要敲竹杠，黑道要绑架，只好把自己的房子盖到巡捕房的贴隔壁。要是没有机会，我们家还不是宁波乡下的一个乡下人。一个人的一生，机会是最重要的。没有机会，什么都没有。”
　　这是爷爷第一次对范妮说到曾祖父的发家史，还是借用叔公的话。爷爷从来对王家的家世不置一词，范妮隐约听到过，王家的发家，和美国洋行有很大的关系，那时的美国洋行做过两件让中国人痛恨的事情，一是贩卖鸦片到中国，二是贩卖劳工到美国。但范妮并不相信，因为中学的历史书上也是这么说，赵丹演的电影里也是这么说，而她，从来就对宣传反感。她从来不问，但她知道爷爷了解一些真相。因为有一次家里的客人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电影演员上官云珠对她的女儿说过，有些事情，还是不要知道的好，不说，是为了保护她。爷爷听了，表示过赞同。而别人也对范妮说过，爷爷是只老狐狸。
　　范妮想，爷爷没有说的是，他这样一个NYU的高材生，专修船舶电机的工程师，因为没有机会，一辈子都没能独立负责设计过什么。爷爷不说，她范妮也不能明说。这就是他说的栋梁变朽木。
　　“从前旧社会，美国洋行鼓动中国人到美国去，你晓得用的是什么名头？他们说，美国遍地是黄金。正好在美国西部发现了大量的金矿，全世界晓得消息的人，都涌到美国的西海岸去。所以，我们中国人将San　Francisco叫作金山。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特地去那里找过中国劳工的遗迹，当时从美国东部到西部去挖金子，路上要走接近一年的时间。我去的时候，只要几个小时的飞机。挖金矿的人里面，就是中国劳工最能吃苦，挖到的金子也最多，让其他的人妒忌。真的也有不少人，发了财。我看到当时的中国杂货店里还有买鸦片的地方。”爷爷说。
　　“我晓得了。”范妮答应爷爷。但范妮想起来，历史书上说，是中国的买办伙同外国人将中国人贩卖到外国去，他们一起骗中国工人说，外国遍地是黄金。其实，劳工到了美国，就去修铁路了，好多人累死在美国西部的铁路上。范妮疑神疑鬼地想，莫非王家的祖上还贩卖过人口？
　　“你一定要打起精神来。”爷爷夹了夹范妮的手，“只要你一看到纽约的蓝天，就会精神起来的。”爷爷摇了摇头，“我一辈子再也没有见到有比纽约还蓝的天，太阳亮得你睁不开眼睛。”
　　长乐路上，路灯黄｜色的灯光在如雾的冻雨里，象印象派的画一样迷迷蒙蒙。有人穿在黄｜色的塑料雨衣里骑车而过，象被大风刮下楼去的衣服一样无声而迅疾。失修的人行道上有一个个小水洼，在暗淡的路灯下亮闪闪的，要到天亮，才会看到那里都是污浊的黑水。爷爷和范妮都知道，当踩到摇摇晃晃的石板，就轻轻抬脚，摇晃的石板下面已经积满了雨水，重重踩过的话，石板会把下面的水都溅起来，弄得满脚都是水。范妮拉着爷爷的胳膊，让过一块块人行道上松动或者碎掉的石板，尽量不弄脏自己的鞋。
　　“我就是怕你从小见的多了，又和维尼亲近，受他的影响太大，不懂得要抓住机会。维尼没有机会受教育，所以目光短浅。你一定要记住，现在你等于是第二次投胎，范妮，就把从前的事全部都忘记。”爷爷说。
　　“好的。”范妮答应着说。
　　经过长乐路，淮海路，复兴路，远远地看到自己家的弄堂了。弄堂口的小房子是一家浙江裁缝店，裁缝店的窗子上亮着黄｜色的灯光。范妮这次出国的一些衣服，就是自己拿了样子，给浙江小裁缝做的。小裁缝的房间里整天开着一只小半导体，他也需要有一搭没一搭的音乐。裁缝店后面没有路灯的弄堂，就是范妮长大的地方。这条弄堂里有十二栋带小花园的新式里弄房子，里面有一栋，本来是范妮家的，那是当年曾祖父给爷爷结婚的房子。现在一楼住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搬进来的人家，当时爷爷自动把一楼交给了房管所。留下了二楼。从前，一楼是家里的客厅，餐厅和爷爷的书房，但范妮并没有见过那时的房子，也没有见过奶奶。
　　他们走回到自家的弄堂里，经过自家的小花园。透过稀疏的竹篱笆，范妮看了看楼下人家的花园，那里原来是用黑色铸铁栏杆拦起来的小花园，维尼叔叔告诉过范妮，当年大跃进，大炼钢铁的时候，里弄里的人来动员爷爷把花园的小铁门和铁栏杆都拆了去炼铁。范妮在维尼叔叔画的房子上见到过这房子原来的样子，维尼叔叔把这栋五十年都没有维修过的旧房子画成了一栋淡绿色的旖旎的房子，在黑色的花栏杆后面，是绿意葱茏的小花园，有奶奶种的法国种玫瑰。里面还有一个石头的小喷泉在流出一缕清水。那是维尼叔叔梦中的家。范妮朝小花园里望了望，那个小石头喷泉被淋湿了。那些玫瑰树，也因为多年的不照顾，花一年比一年开得瘦小了。不开花的时候，楼下人家会将垫被搭在上面晒。从小到大，范妮太熟悉自己家小花园里的样子了，长了青苔的小石头喷泉，象一只冻得发抖的猫一样，匐伏在冬天的夜雨里。
　　“爷爷，那个喷泉是不是你装的？”范妮突然问。
　　“是啊。是我从石匠那里定做的。”爷爷说。
　　到今天晚上，范妮才猜出来，从维尔芬街回家的爷爷，想在上海的家里也能听到日夜不停的流水声。范妮又一次意识到，这家里还有自己不知道的许多事情。
　　“那你爸爸的照片是不是真的被你都烧掉了？”范妮又问，她想起小时候听到的抄家故事，某家的地板被翘开来以后，里面都是特务委任状，手枪，金条和密码本。她想，自己明天就要远走高飞了，爷爷也许会多说一点秘密，比如在自己家的什么地方也有这么一箱子从前的家底，买办家不可告人的秘密，爷爷原来就象《海霞》电影里的那个潜伏特务。
　　“是真的，全都烧掉了，连我在NYU的毕业证书都烧掉了。”爷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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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王家的祖上是不是也帮外国人贩卖鸦片，和人口？那么多钱到底是怎么挣的？”范妮又问。
　　“我也不知道家里的那么多事情，我们家里真的没有家谱。叔公继承家产，我只管读书，”说着爷爷打了一个顿，像是被呛着了一样，“还有做梦。”这是爷爷当年应付造反派的话，范妮从来没想到这会是句真话。
　　爷爷伸手搂着范妮的肩膀，他拍了拍她的后背，声音突然变得谙哑，他说：“你现在可以永远也不要管这些事，只管远走高飞。”
　　回到家里，范妮发现，爸爸妈妈又在范妮房间摆弄行李，爸爸已经换了旧毛衣，摩拳擦掌地站在房间中间，妈妈跟在爸爸后面，手里拿着一卷固定行李用的细麻绳，他们二十多年来往于上海和新疆之间，每次都在上海带足吃的用的，连同妈妈用的卫生纸，他们炼出了一身装箱子，绑行李的本事，能把行李绑得象砖头一样，又平整又结实。范妮记得，小时候他们在上海过完春节，要回新疆的时候，他们的行李重得根本搬不动，只能在地上滚。妈妈总是上火车前加固自己的裤裆，因为火车上到处都是人，有一次她从火车座的靠背上跨着到厕所去，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的裤裆拉裂了。范妮看到他们那种在她的行李面前浑身是劲的样子，心里突然就烦了。她在心里骂出一句：“讨厌！”
　　爸爸妈妈在她的行李上别了白色的小布条，上面用黑笔写了她在美国和中国的地址。爸爸妈妈一到和行李在一起的时候，就显出一股风尘气。连同范妮的行李，也显出一股死命抢夺的风尘气来。
　　范妮将自己的一张脸冷了下来。“吃相这样难看。”她心里骂。
　　妈妈迎上来说：“现在一定是万无一失了，一共四件，爸爸又帮你秤过了，托运的两件只超过两公斤，说说好话应该没有问题，多出来的，我们帮你放在另一个行李袋里，里面都是你暂时用不着的衣服，夏天的裙子什么的。过磅的时候先一起放上去，要是要加钱，我们就先帮你带回来，从海运寄过去好了。”
　　“好。”范妮说。但她心里知道等他们走了以后，她会再开箱子装上夏天的裙子，是按照《罗马假日》里奥黛丽身上大蓬蓬裙的样子，特地用塔夫绸做的，范妮特地为这裙子配了低跟的白皮鞋，她怎么能不带到纽约去！从美国领事馆的签证处出来，交了那九十块钱的签证费，留下了自己的护照，她想到的就是自己象奥黛丽演的那个公主一样，穿着大蓬蓬裙，在纽约的大街上奔向格里高利。派克。满街满身，都是明亮的阳光，鸽子在飞。她怎么能因为行李超重而留下它们！她知道要是自己现在说，爸爸妈妈一定会为她做，但她就是不想说，不想让他们知道她的心思。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懂她，他们也从来没有和她一起成长过。简妮越是和他们亲，她就越是和他们亲不起来。
　　“酱油和酱菜都包好了，肯定不会洒出来的，你背着的时候当心点。”爸爸吩咐。
　　“好。”范妮又说，但她心里说，“不要再烦我啦。”
　　简妮的床上，平放着范妮明天一早要换的衣服，都是新的，特地放到明天才穿上，怕雨天碰脏了。牛仔裤，白毛衣，黑色的呢大衣是新买了，据说是出口转内销的，长到了脚踝那里。开司米围巾上绣着小花，那是维尼叔叔送范妮的礼物，在华侨商店买的。棉毛衣，棉毛裤，还有新的内裤，都准备好了。因为怕弄皱大衣，所以将衣服平摊在床上，看上去象一个空心人。简妮已经直接从红房子西餐馆回学校宿舍去了，听说是明天一早就有课。范妮看到简妮在枕边的墙上贴着的英文单词表，妹妹才是真正用功的人，范妮看着她的单词表，一点点地出现自己不认识的词，越来越文诌诌的词，还有科学方面的词，她的vocabulary以大大超过范妮的速度进步着，简妮明亮的大眼睛里总是有种“为什么我不可以”的倔强，让范妮就是不能安心。
　　妈妈站在面前，她烫过的头发因为缺乏保养，象细小的铜丝一样在头上乍着。范妮真的想象不出，她就是那个当年离开上海的时候带了七箱子草纸的凄惶娇小姐。范妮知道她还想要说什么，但范妮冷淡地垂下眼睛，妈妈就知趣地不说了。
　　爸爸看了妈妈一眼，终于说：“范妮，不要怪我唠叨，妹妹的事你一定要放在心上。复旦大学的学生已经推迟一年毕业了，要加一年去部队学军，这个国家，不晓得还要出什么花头。外面都在传，以后大学毕业生不能直接出国去，一定要为国家服务多少年以后才行。我们不能让简妮毁在这里。你一定要把妹妹也弄出去。”
　　“就怕我没有那么大的能量。”范妮心里见不得爸爸妈妈从心里和简妮的亲，甚至她认为，简妮不一定是明天有课，而是简妮对她范妮其实不服气，不肯低三下四来求自己，和爸爸妈妈串通好，自己让开路，让爸爸妈妈出面来压自己的。范妮忍不住说了句，“她那么能耐，十全十美的，说不定自己申请，还可以拿到美国的奖学金，象爷爷那时候一样，真正当上爷爷的接班人。我不过去读个语言学校，是最低级的。还不自量力地抢在了人家高才生的前头去美国，已经很过分了啊。我就怕没这么大的能耐吧。”范妮没想到自己竟然说了这么多。
　　爸爸沉着头，听她说完，也不理会范妮话里的夹枪带棒，诚恳地解释说：“简妮小，不象你离开父母长大的，更懂事，她就是这种争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