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另一个中国

卑觳坏剑弧热缢煜氲焦希锾煲蕴易樱觳坏剑蜕比肆恕Ｏ衷谑且荒甑酵犯圆げ耍灰陀校敛晃选５翘人凳遣げ耍忠模蛭馐潜阋嘶酰源蠹叶运筒怀莆げ耍硗馄鹆艘桓雒郑凶觥熳炻甜懈纭！保ā短富实邸罚┞逞赶壬嫡馐谴踊实勰抢镅Ю吹模实塾小坝廾裾摺保习傩找沧杂衅洹坝蘧摺薄＠习傩仗煺娴厣柘耄绻鸦实垩盗烦晌ㄐ某浴昂熳炻甜懈纭钡某沾糁⒒颊撸煜戮突崽搅恕；实鄢闪松底樱蛔魑耍褂惺裁从茫坷习傩找灿凶约旱南敕ǎＭ实凼茏约旱挠夼耐保贡３挚梢浴八姹闵比恕钡哪芰σ哉蜓贡茸约焊苛旱谋鹑恕Ｕ馐羌热∑淅直芷浜Γ坝忠矶埽忠矶怀圆荨保兰淠挠心敲幢阋耸拢≌庵沼谑腔孟搿?br /> 　　4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红嘴绿鹦哥”只是天真的幻想，阿Q得意洋洋所唱的“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就透露出用强力制约皇帝的信息。这句唱词是《龙虎斗》中郑子明唱的，他是与赵匡胤一起打天下的，后来看到赵匡胤是非不分，不顾念功臣，所以郑子明发了怒要打赵匡胤，赵匡胤只好屈服。这是古代通俗文学作品中臣民监督皇帝的一个范式。那就是靠掌握大权的贤臣，而且这位贤臣手中掌握着先皇或皇帝的母亲、祖母亲赐的一个权力的象征，这个象征或是尚方宝剑，或是金鞭、金锏。这位贤臣掌握了这个权力，在皇帝胡闹、不顾及国家和百姓的时候，他可以用这个超级“权力”来“上打昏君，下打奸臣”，从而保证国家的长远利益。这个发明是属于江湖艺人的，似乎有点“二权分立”的意味。说明古代老百姓也懂得：“权”只能靠“权”，而且是对立的“权”来监督、制约。
　　在许多小说和戏曲作品中，江湖艺人运用这个模式处理故事中发生的矛盾，要限制皇权，以保证故事有个大团圆的结局。例如东汉的马武对汉光武帝；《说唐》中的程咬金、尉迟敬德对唐太宗；《杨家将》中的八贤王对宋真宗；《狸猫换太子》中的包拯对宋仁宗，等等。包拯所执掌的钢鞭还没有敢打皇帝，打的是“龙袍”，只是“臣打君”的一个象征。这种监督是诉诸武力的，在舞台上正直的臣子高举钢鞭，吓得皇帝浑身颤抖，满台乱跑，很解气，可惜不是事实，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中国历史上的“二权分立”只有过一次，即周厉王之后、周宣王之前的周召“共和”，共14年（当然也有争议）。但这种幻想有一更高权力来制约皇帝的想法，并非空穴来风，这就是宗法制度下“家法”在最高政治层次上的表现。自汉代以来，舆论强调“以孝治天下”，王朝统治者注重祖宗家法，以为天下榜样，因此开国君主的做法对一个朝代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人们在批评当今皇帝的作为时，经常抬出“祖制”如何如何。江湖艺人们把“祖制”具体化为一个象征物，并赐给一个贤臣，以保证故事的大团圆结局，以安慰受众。不过这也反映了江湖艺人还是相信力量在监督中的作用。


说皇帝（3）


　　三、儒生们的思考
　　1君王权力的来源
　　先秦的学者对于君王、君主的存在及其权力的来源都作过思考。商周以来，认为君王受命于天，其所分封的各种诸侯的权力来源于天子，天子以及各诸侯国的君主都应该无条件地受到上天的监督。自春秋以来，民的力量和利益逐渐被发现，孔子在这方面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他所开创的儒家对民生也比较关注。孟子是很爱谈“民”的问题的思想家，他特别明确地指出，“天”的实质应该是“民”。孟子用《泰誓》中“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来阐述民本思想。他认为“民”至少应该是“天”的中介，如果再进一步，那就是天为了民，才“作之君，作之师”，君王、国家都是为人民而存在的。荀子用更清楚的语言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不仅在政治运作中老百姓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君主权力是来源于民的，没有民，要“君”和国家何用？这是中国古代关于人民与统治者关系的思考中最进步的认识。即使到了明末批判君权最严厉的黄宗羲、唐甄（唐甚至认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的理论，仍然不能从民心的向背转化出权力在民的思想，从而得出“君”应该来源于“民”的结论。“天”这个概念阻碍了“民生君”这种理论的出现，当然也更不会产生来源于“民”的“君”应该通过一人一票产生的思想。
　　2汤武革命
　　既然是为了老百姓而设立“君”，那么其自然的延伸是：如果“君”不能自觉地与民众在一起，甘苦与共，像父母一样爱护百姓，反而虐待民众，残贼百姓（伤害仁谓之贼，伤害义谓之残），为上天所不容，这样就自动失去了作为君王的资格。有德之君，得到上天的眷顾，可以“革”残贼之君的“命”。孟子指出纣王不行仁义，可谓“残贼”，他被周武王推翻是合乎正义的，因为“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荀子更进一步说：“臣或弑其君，下或杀其上，粥（鬻）其城，倍（背）其节，而不死其事者，无它故焉，人主自取之也。”（《荀子·富国》）这已经有点鼓励人们背叛和“革”君主“命”的意味了。儒家强调“为民立君”，他们警诫君王不要胡来，不要过度压迫剥削人民，否则就会失去一切。
　　《易传》中说“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这种思想应该是先秦儒家各派的共识，而且通过荀孟得到张扬，并在当时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中得到广泛的呼应，并以此震慑君主和提高士人的自觉意识。战国时期策士们对于君主朝秦暮楚的态度（与春秋时代大有区别），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君主的神圣性在人们心目中的消失，再加上孟子所强调的圣人与民同类，宣扬“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些提高了人的自我意识。因此，在距离孟子还不算远的秦末（孟子去世之年距秦末约百年），项羽、刘邦，乃至为人佣耕的陈涉，在这种氛围熏陶下，都觉得“革”当代天子的“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做皇帝的味道自己尝试一下，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这种宣扬“汤武革命”的正当性，并对当代统治者形成震慑的思想意识，在儒家看来是对君主最有威慑力的，皇帝最害怕的莫过于下台，所以战国中期以后，儒家用这个道理来警诫各国君主，使他们的行为有所节制。
　　这种“革命意识”也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到了汉代，它不仅没有进一步发扬、发展成制约皇帝胡作非为的系统思想，反而逐渐被消解了。学者们越来越少讨论这个问题了。
　　3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
　　秦统一天下后，秦始皇是打算从自己起一世、二世、千世万世地做下去，成为万世一系的，绝没有想到它二世而亡！刘邦入关与关中父老相约，废除秦苛法，“约法三章”，可是后来还有“族诛”，还有“挟书律”，说明大部分秦法还是没有废除。汉初楚文化替代了秦文化，诞生于楚的黄老思想成了统治思想，黄老是法家思想的基础（《史记》把老庄、申、韩安排在一个传中不是偶然的），道家与法家是有一致之处的。


说皇帝（4）


　　汉代有过一次著名的学术争论。《史记·儒林列传》为汉景帝时的“齐诗学”博士辕固生作的传中，记录了他与信奉黄老之学的学者黄生之间的一场争论。黄生提出，商代的开国之君汤与周代的开国之君武王，并非是受上天之命才能建立新朝的，而是凭借武力打天下的；他们都是弑君的逆臣。辕固生不同意，他说，夏桀、殷纣虐待人民、扰乱天下，天下的百姓之心都归向了商汤和武王，汤武代表天下人民的共同的心愿来讨伐夏桀、殷纣，桀纣之民不为桀纣所使，而归向了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称王，这不是受天命又是什么呢？黄生反驳他说，帽子再旧也要戴在头上；鞋子再新，也要穿在脚上。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要有上下之分。桀纣二君虽然失去了为君之道，但他们仍然还是君王啊！汤武就说是圣人吧，他们也是桀纣的臣下啊！君主有失德的行为，作为臣下的汤武不能在朝廷上以正确的言论矫正君王的错误，使他回归正确，反而借着其所犯的错误，起兵诛杀他，并取而代之，自己做天子，这不是臣子所应为的。
　　不能说黄生的话没有一点道理，但用一句俗语来形容，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那些昏君暴君允许你说话吗？殷纣王时期杀了多少劝谏他的大臣！不过黄生这种议论不仅倚仗着信奉黄老之学的后台窦太后，也是用以影射当今，以争取汉景帝的支持。辕固生有点说不过黄生，就直接联系汉代的发迹史了：如果按照你黄生的道理去推理，那么我们的高祖刘邦取代暴秦是不是错误的呢？这个问题的提出真是一个两难选择。肯定或否定“汤武革命”，变成了或者是倡导人们敢于反对当今，或者是否定过去打天下时的理据（这有些令人想起前几年李泽厚倡导“告别革命”时所遇到的尴尬处境）。这个“两难”命题，以旁观仲裁的汉景帝看得最清楚，他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这个“仲裁”很技巧：学者不用争论这个问题了，不争论照样承认你们有学问，一样评职称。但作为千古良史的司马迁最后写上了一笔：“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这个惟一一项还能对皇帝有点震慑力的儒家思想，从此就很少有人讨论了。
　　后世主变的今文经学派认为，儒家的精华就在于讲“汤武革命”，讲“受命放杀”，这些断绝了，其精华便失之大半（蒙文通的意见），皇帝的权威就没有能够制约的了。儒家越来越为现存的秩序辩护，这是不符合先秦原始儒家的思想面貌的。我想如果就“汤武革命”这个问题本身来说，似乎没有什么玄妙的，只是个历史事实。但如果深入探讨这个命题，就会引申出如何建立预防机制和限制皇权的问题。不许讨论和争论，自然也谈不到发展出制度机制了。“道统”在“治统”面前再也神奇不起来了。
　　4左手管住右手
　　从理论上说，还是有许多机制可以监督、限制皇帝的。首先是要受到上天的监督，皇帝是上天的儿子嘛，当然要受到父亲的监督。然而“天何言哉”，天只能以出现灾害的方式示警，这在汉代董仲舒那里被弄成一个系统，也就是“天谴说”。人间施政的错误会在天灾人祸中表现出来，所谓“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但这是模糊的，往往是无针对性的。所以不能算是有效监督。
　　另外还要受到“道统”的监督，道统和治统之间原本是存在一些张力的。汉代有些憨直的儒生以荷担道统自命，指斥皇帝，甚至认为皇帝已经不能代表天命，劝他下台，但最后皇帝没下台，儒生自己先没了脑袋。这种憨直儒者后世就很少见了。有些儒者把“圣人”的高帽给当今皇帝戴上，曲学阿世。皇帝成为道统的代表，治统和道统合一，使道统的监督作用流于徒具虚名。难道自己能监督自己？仿佛小偷左手要偷东西，右手不让他偷？皇帝头顶上“圣人”的高帽，等于占据了政治道德的制高点，变得更不能批评了。你一批评皇帝的错误，不仅不是批评错误，而且也不是批评皇帝了，而是批评至高无上的道统了。你把皇帝捧上神坛，自己匍匐在皇帝面前，在制高点上的皇帝就时刻可以用你交出的道统来打击你。
　　其次还有左右“言官”（即古代政权建构中的监督制度）、史官的监督。这是在皇权专制主义建立时就设计好了。周代就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而且史官所记有其褒贬含意在其中，这一点到孔子作《春秋》而集大成，是用客观的记载和善恶是非的评价来实施监督。后来的历代王朝里都有“言官”，如御史、谏议大夫、拾遗补阙等，都是法定的具有监督皇帝职责的。可是这种监督职责一面对皇帝的绝对权力，往往是软弱无力的。专制者握有无限的权力，那些有责任感的言官，送命者不知凡几。
　　“记言记事”的皇帝“实录”也可以改来改去。清代康熙末年的《实录》就被雍正改得一塌糊涂，为的是掩盖其谋篡的真相。后世的史官也很少有像春秋时代董狐那样的直笔了，董狐宁肯死，也要记载真实的历史，后代史官惟上意是承（即使有董狐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