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历史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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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个“未可知”，显然没了原先的坚定。战争到了成败不知的情形，方也不可能再向薛岩道歉了。
　　建文帝派自己的堂姑妈也就是燕王的堂姐庆成郡主过江求和。两人相见自然是悲叙一番亲情，燕王擦去眼泪后，拒绝了割江而治的土地换和平方案，他说：“连父亲分给我地都保不住，我还怎敢奢望割江而治，显然是奸臣的图谋！”
　　建文帝得到回复，大为惊恐，问方该怎么办。没想到他一口大话：“长江天险可抵百万兵马。江北船只已派人全部烧毁，燕兵岂能飞渡！”
　　大话归大话，不细论之，只看“未知胜败”的底牌到目下“岂能飞渡”的妄言，就一下子印证了宋濂的《大言》、刘基的《越巫》的寓言即预言了！
　　到被捕时，也就是建文帝逊国后，他已经没有任何资本提出和解条件了。为了保住那点迂腐文人的最后自尊，他只有选择不合作，做最后一搏。
　　不幸的是，因他的迂腐又有八百七十三人搭上了性命。
　　方孝孺少年有才，长大后从名儒宋濂学习，在学者圈里被称为“小韩子”，比喻有韩非之风骨。韩非是大学问家，也是大权谋家（虽身死冤狱），有名篇叫《说难》，主研向君主进言的学问。从对对象的心理揣摩与个人好厌的研究，再到行文方式，详究细推，用心良苦。方先生似乎又重演了韩非的历史悲剧！
　　割江而治的明代破产版
　　方孝孺不可能突然转归到朱棣派系中去，因为他是“有问题”子女，得以晋升显位，能不报建文皇帝的恩情吗？他父亲方克勤是位非常有才干的农垦专家，也是学者型官员，曾任济宁知府（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但是由涉牵到带有政治性质的渎罪案中而被杀，按现在的话来说是“编造虚假统计报表”而引起的。明制，各布政司与府州县吏每年至户部核对钱粮军需诸事，数目相等后方准了案，否则驳回重新填造。为了避免来回往返，地方官员多携加盖印信的空白文册（即报表）以备就地重填。朱元璋知道后（1382年，洪武十五年；按洪武九年即1376年改中书省为布政司计，造假表之例已有六年），大为恼怒，怀疑此中有贪污行为，诏令“主印者论死，佐贰以下官杖百戌边”。
　　只是因为皇帝怀疑便杀了一批人，因此可称为“政治性案件”。但事后没有平反，以常理推断：方克勤不见得有贪污行为，有宁海人郑士利敢冒天威上书为方克勤讼冤，亦遭杖戌。此年方孝孺已经二十五岁了，学有成就，已负盛名。何不替父辩冤？让外人不解，此案后十年（1392年），方孝孺终于以学者入幕，“任汉中府教授，蜀献王聘为世子师”，开始了二十年的风光历程。
　　朱棣起初听了他的重要谋士道衍和尚的私下密请：希望平定南方后别杀方孝孺，否则天下读书就会断了种子。
　　等到方孝孺真地被俘了，朱方二人之间发生了一段有趣并最终导致冲突的对话。
　　朱想草拟即位诏书，都推荐方孝孺，朱便召方出狱。方穿着孝衣入见，痛哭之声响彻殿廷。
　　朱说：“我是效法周公辅佐成王罢了。”
　　方说：“成王在那里？”
　　朱说：“他自己烧死了。”
　　方说：“为什么不立成王之子？”
　　朱说：“国赖长君。”
　　方说：“为什么不立成王之弟？”
　　朱走下坐榻，对他说：“这是朕的家事，先生不必过于劳苦。”左右侍从拿来纸笔，朱说：“草拟即位诏书以告天下，非先生不可。”方孝孺大写数字。掷笔于地，边哭连骂道：“死就死，诏书不可草拟。”朱大声说：“难道你不顾及你的九族吗？”
　　方说：“就是十族，你能把我怎么样？”声音更加严厉，朱大怒，令左右用刀将其嘴向两旁割到耳朵，又投入监狱囚禁。大捕其朋友、门生，全部杀戮，然后将方押到聚宝门外裂尸处死。时年四十六。受其牵连而死的八百七十三人。
　　坚持向权力寻求真理
　　在方孝孺死后（1402年）二百年，（江）浙一带又出了两位大才子黄宗羲【注15】与顾炎武【注16】。黄为浙江余姚人，顾为江苏昆山人。黄亦“有问题”子女，其父黄尊素为明末著名的东林党人，被魏忠贤集团杀害。黄先生经历家仇国难，似有省悟，提出了“君为天下之大害”的骇世之论（语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何以论此？因为创业之时“屠毒天下之肝脑”，创一人之产业；得天下后“敲剥天下之骨髓”，说是自己产业的利息…
　　虽然黄氏的理论很有震撼力并成为百日维新与辛亥革命的思想资源之一（维新人士曾节抄散布《明夷待访录》；辛亥革命先驱思想家邹容在《革命军》中与黄一样反对贱视工商），但其理论根本不过是限制君权辅以贤相，往最好处想也难以到英国式君主立宪那里去！顾炎武虽非体制内人士，但也是抱守旧制不放的传统知识分子，明亡抗清失败后，他以商贩身份逃难，还“春谒长陵秋孝陵”。其思想也不出黄氏之右。从方孝孺到黄顾，杰出知识分子的思想只前进了这么蜗牛式的一小步。这就蜗牛式的一小步，还弥足珍贵！从1402年方式之死至1695年黄氏之亡，293年间，中国大陆送终了一个明王朝、接生了一个清王朝，而制度实质没变。
　　【注15】黄宗羲（1610－1695）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自幼受东林党人影响。后领导“复社”坚持反宦官斗争。清兵南下，募兵成立“世忠营”，武装抗清。明亡后隐居著述，屡拒清廷征召。斥责以君为臣纲的程朱理学是“不通大义”的“小儒”。受王守仁心学影响，认为天和人都是“即气即心，即气即理”以为王守仁讲知行合一，是强调“力行”，即把“良知”之“天理”贯彻于事事物物。
　　【注16】顾炎武（1613－1682）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初名绛，字宁人，曾自署蒋山佣。江苏昆山亭林镇人，故又号亭林。早年参加“复社”，反对宦官权贵。明亡，参加昆山、嘉定等处抗清起义，失败后十谒明陵，遍游华北。搜集所至之处地理风俗，并联络同道，以图复明。晚年卜居华阴。学问渊博，对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金石文字等都有研究，晚年治经则重考据，开清代朴学风气，对后来考据学中的吴派、皖派有影响。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顾亭林诗文集》等。
　　这期间西方世界也有为“理”而死的铮铮文人，也有挑战性的理论出现，或两者相伴：1401年一位德国主教、科学家、哲学家尼古拉·德·库萨（Cusa）打破托密勒体系，说“地球并非宇宙的中心”；一百四十多年后，哥白尼的“日心说”（1543年）问世：此后的五年布鲁诺诞生于意大利，在他一生的五十六年间（至1599年被处火刑），屡遭迫害，但最终它在哥白尼日心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宇宙无限论…
　　当华夏民族的知识分子还密切注视着皇家权力分配以便投机获利之时，当经历世变之痛再沉溺于“治世”的学问时，西方的同行们已有人抬头向天看了，不再向权力寻求真理！
　　到晚清，陈抟主义或说方孝孺主义又以全新的面目出现，但它的实质仍然是向权力寻求真理。这种向权力寻求真理的群众法西斯主义，已经具有了现代社会学的分析意义，并且也可以从哲学与精神病学上定义为标准的“群众法西斯主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原来被政府明令禁止的义和拳（团）变成了合法团体。由于急于与外国开战，主战派有意识地把义和团在官方文件中变成了“扶清灭洋”的民间组织——《水浒传》的招安真地发生了。义和团也愿意接受这样的政治安排，以体制外的力量来襄助体制内的权力构架。其中尤为不同于陈抟赞赵炅、方氏赞建义的是：义和团不支持光绪皇帝而支持实际掌权西太后。虽然形式上有别，实质还是希望从权力核心获得真！
　　义和团运动中，官方具有显著性分析意义的个人莫过于慈禧、载漪、袁世凯。其时光绪帝虽然也能参政，但其权重之轻，几不足道。另外，诸如许景澄、立山、刚毅之辈，有不少重要活动要言论，之于以上三人不过陪衬而已。
　　据胡寄尘所编《清季野史》＜庚子国变记＞文称：
　　慈禧太后以戊戌政变，康有为遁，英人庇之，大恨。乙亥冬，端王载漪谋废立，先立载漪之子溥俊为大阿哥，天下震动。东南士气激昂，经元善联名上书，至数千人。太后大怒，逮元善，元善走入澳门，屡索不与，载漪使人讽各国公使入贺，各公使不听，有违者。载漪愤甚，日夜谋报复。会义和团起，以灭洋为帜，载漪大嘉，乃言诸太后，为言义民起，国家之福。遂命刑部尚书赵舒翘、大学士刚毅及乃莹先后往，导之入京师，至者数万人。
　　由此可见义和团在当时的合法化，首先来自于官方个人利益的倾向，慈禧因为英国人理庇护过她的政敌康有为，对洋人产生了恶感；载漪为了使儿子成为王朝的继承人而利用慈禧的个人好恶；最高决策者及核心的人物的倾向性更使政府高层攀附之风渐起，“义和团既遍京师，朝贵宗奉者十之七八，大学士徐桐、尚书崇绮等，信仰尤笃。”
　　官方也形成明晰的“革命”与“反革命”阵营。在对立的一方，吏部侍郎许景澄认为利用义和团与洋人开战后果不堪设想，必会危及宗社和生灵；大常寺卿袁昶除了认为“拳匪”不可恃外，还认为“杀使臣悖公法”；太常寺少卿张亨嘉甚至提出剿灭义和团的建议，凡此等等。
　　坚持向权力寻求真理
　　尽管如此，朝廷在给运动的定名上还没能达与一致的意见，也尽管慈禧多次利用个人权威来确定用义和团扶清灭洋的政策，其间光绪帝为了国家命运出来反对，“帝自戊戌幽闭后，每见臣工，恒循例三两言而止，绝不言政事，是日独峻切言之，盖如启衅必足以亡国。”
　　在1900年五、六月间，朝廷三次召开御前会议。第一次，“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分清了如上所言的派系，光绪帝一反常态地站出来说话，并成为坚定的“反革命”；第二次，“革命”的方面，想取得多数（包括慈禧本人），拉拢慈禧喜欢的户部尚书兼内务府大臣立山，结果失败，立山认为“拳民虽无他，然其术多不奏效”，以致于载漪大骂立山为汉奸；第三次几近闹剧，慈禧拍桌子骂大学士王文韶，实指光绪，许景澄与光绪帝伤心而泣，最后以慈禧的个人权威为指向而成为定策：
　　暨罢朝，太后已决意主战，载漪、载濂、刚毅、徐桐、崇绮、启秀、赵舒翘、徐承煜、王培佑又力赞之，遂下诏褒拳匪为义民，给内币十万两，载漪于邸中设坛，晨夕虔拜，太后亦祠之禁中。
　　清王朝对义和拳由剿变抚的政策，及政策出台的复杂性，也使义和团认识到了利用政府的必要性，由原来的“焚铁路、毁电线”及杀二毛子（藏洋书洋图者）的简单暴力变成追随朝廷中的利于自己的“革命”派的意图：
　　义和团既籍仇教为名，指光绪帝为教主，盖指戊戌变法，效法外洋，为帝大罪也。太后与端王载漪挟义为重，欲实行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