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人 作者:徐百柯

　　从前的学生祝贺他荣膺“驻美大使”，他一笑，俯耳低声说：“别提了，是赔本儿生意！”
　　朱自清日记里提到叶公超，形容他“喜怒无常、狂狷耿介。和他相处，如同喝一杯醇酒，吃一碟辣椒……”
　　在上世纪30年代那段文人自由的岁月里，朋友们总是习惯“深埋进叶教授家舒适的沙发（清华最舒适的沙发），呷着叶教授家著名的普洱茶，听任叶教授把他有趣的谈话不受节制地一直讲下去”，他的谈话“涉及太阳底下的一切，外加太阳之上的一些———百科全书的全部范围”。
　　然而也有朋友尝过辣椒的滋味。一次叶公超与友人谈起某某英国诗人，叶取出其人诗集，翻出几首代表作，要友人读，说读过之后再讨论。友人倦极，抛卷而眠。叶公超竟大怒，顺手捡起一本大书投掷过去。友人虽未头破血出，却也大惊失色。
　　叶公超晚年幽居台湾，以书画排遣寂寞，“怒写竹，喜写兰”，只是，写竹多于写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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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贻煟?924－2000）字一新，湖南新宁人。北京大学教授，治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亦工诗。
　　作为陈贻煟牡茏樱本┐笱Ы淌谇疚跤涝都堑孟壬穆淠肴魍选?br /> 　　他曾与先生在北大校园散步，陈先生说起刚才在路上碰到中文系的一位老师，问自己要不要到国外去讲学一段时间，“好赚点养老的汤水费”，陈先生说他很感谢那位老师的好意，可人老了，哪里都不想去，只想呆在这校园里。钱志熙静静地听他说这些话，觉得带着几分落寞。
　　说话之际，两人已登上操场看台。这天刮着一点风，微微扬起沙尘，操场上没什么人，远处跑道边一排高大的白杨树簌簌作响。陈贻煟那樾飨袷峭蝗槐患し⑵鹄矗加盟暮锨桓呱仕欣畎椎氖骸拔依淳购问拢呶陨城鸪恰３潜哂泄攀鳎ζ鹎锷鼻疚踔钡较衷诨骨逦丶堑茫笔毕壬纳袂槭呛蔚群缆跤脘烊鳌Ｋ晕壬魇蠡够岣刑炯妇洌壬魍辏康卣酒鹕砝矗淮笊厮盗艘桓鲎郑骸白撸　?br /> 　　钱志熙说，先生豁达而洒脱，丝毫不像一般书生那么拘谨。
　　找学生有事，陈贻煟话悴簧下ィ窍肮咴诼ハ赂呱八堑拿帧！八庵致渎浯蠓降钠桑颐鞘茄Р焕吹摹Ｄ阋梦胰ヂハ潞把拿郑揖秃安怀隼础！鼻疚跣ψ鸥嫠呒钦摺?br /> 　　称陈贻煟按笫π帧钡谋贝蠼淌谛幻嵋不匾淦鹫庋那樾危赫馕淮笫π肿苁瞧镒抛孕谐道凑宜话阋膊唤荩辉谠鹤油饷婧八拿郑康闭馐保椭辣囟ㄊ谴笫π钟肿髁艘皇鬃约郝獾氖蚴切戳艘环约旱靡獾淖郑春退窒碚夥窒苍谩?br /> 　　有时大师兄会进屋，两人一道喝茶品诗赏字，直到灯火阑珊；也有时他并不进屋，留下要谢冕看的东西，就匆匆骑车走了。谢冕说，大师兄的行止常使他想起《世说新语》中的“王子猷居山阴”，颇有“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神韵。
　　陈贻煟埠靡魇沂且院舷缫舭垂诺饕魉校庠诒贝笾形南凳怯忻模簧傺ё由踔两锥鎏孪壬魇游胫形南档囊淮笮沂隆?br /> 　　陈贻煟拿希挥　氨本┐笱Ы淌凇币桓霰局埃渌废瓮ㄍㄊ÷裕从×思幔昂闲履恕薄Ｔ谇疚蹩蠢矗壬瞧挠泄欧绲模簿考嶙匀辉谇槔碇小?br /> 　　如此一教授，该是何种风采呢？当年钱志熙到北大考陈先生的博士生，在他原本的想像中，先生该是很潇洒的，顾盼生姿的那样一种名教授的风度，有些才子气。见面后，他发现先生的风采不全是他想像的那一种，高大、淳朴如父老的印象，甚至出于他意想之外。
　　钱志熙记得，多少次先生送登门拜访的他出来，一直送过半个未名湖，在博雅塔下才挥手告别。先生一边与他说话，一边跟碰到的熟人打招呼，“他认识的人真多，老幼中青都有，招呼也打得极其热情，完全是乡村的老人在他的村落中行走的那种光景，让人觉得极其有人情味”。
　　“文革”中北大教师下放江西“五七”干校。一个雨天，教改小分队的师生几十人，乘汽车从围湖造田的农场到南昌去教学实习，明知堤上非常危险，却谁也不敢冒“活命哲学”的罪名，建议把队伍带回去。结果一辆汽车翻到了大堤下。车子掀起来时，发现有一位老师和一位同学遇难。
　　亲历其事的教师后来回忆，陈贻煟救艘彩潜豢墼诔档紫碌模彼莱隼词保醇橛瞿训木跋螅姑娑宰琶Ｃ［堆艉派纯奁鹄础！懊挥泄思桑挥薪谥疲乔榫埃嫦袷且桓鍪デ兹说暮⒆印Ｋ薜媚敲炊椋敲凑嬷浚敲锤挥诟腥玖Γ钡饺缃瘢强奚梯尤贫省薄?br /> 　　到了晚年，陈贻煟氖始霭妫銎涞茏痈鹣糇餍颉８鹣裘挥兄苯悠缆巯壬拇醋饕帐酰前炎约核私獾南壬娜似泛托郧樽魑蛭牡闹氐悖衔约菏嵌孟壬氖碌摹５彼研蛭哪罡玛轃｛听时，让她难忘的是，先生竟像孩子一样哭出声来。葛晓音于是明白了，“先生心里的积郁，其实很深”。

　　曾昭抡：不修边幅的名教授

　　曾昭抡（1899－1967）湖南湘乡人，著名化学家、教育家，中国化学学科的奠基人和领导者之一。1926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历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教授。　
　　曾昭抡的学生、北京大学已经退休的苏勉曾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开门见山强调：“曾先生始终是一个学者，他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政客。他始终相信科学救国这一点。”　
　　政治家之说，也许源自解放后曾昭抡曾担任过教育部副部长、高教部副部长等重要职位。而更早些时候，他的学者地位已无可撼动：1948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55年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的首批学部委员。　
　　这位名教授从来不修边幅。据苏勉曾回忆，从他1943年进入西南联大化学系的第一天起，他所见到的曾先生，始终是一身斜襟的蓝布长衫，穿双布鞋，“脱下来，袜子底永远破个洞”。　
　　在曾昭抡同时代人的回忆中，有关曾先生的怪癖传闻很多。他曾经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过往行人不胜骇然；一次，他带着雨伞外出，天降暴雨，他衣服全湿透了，却仍然提着伞走路；在家里吃晚饭，他心不在焉，居然拿着煤铲到锅里去添饭，直到他夫人发现他饭碗里有煤渣；他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一次回到家里，保姆甚至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当客人招待，见他到了晚上还不走，觉得奇怪极了。“而他所穿的鞋，在联大学生中几乎都知道，是前后见天的。”　
　　费孝通曾这样评论曾昭抡的种种“怪癖”：“在他的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曾昭抡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化学里边，没有这样的人在那里拼命，一个学科是不可能出来的。现在的学者，当个教授好像很容易，他已经不是为了一个学科在那里拼命了，他并不一定清楚这个学科追求的是什么，不一定会觉得这个学科比自己穿的鞋还重要。”　
　　早年，他联合同行发起组织中国化学会，自己出钱创办了《中国化学会会志》，亲自担任总编辑前后达20年之久。这笔庞大的开支他从来没有向别人提起过。他一生没有子女，但他的同行、朋友和学生都知道，他为了这本刊物、为了化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开创和成长，为此而花钱，就像父母为孩子交学费那样心甘情愿。　
　　后世的人评价：“中国大学里做实验、搞研究的风气，至少在化学这门学科里，可以说是从曾公开始的。”不错，曾昭抡在担任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期间，就力主建立实验室，并要求学生做毕业论文。　
　　“反右”期间，由于他与钱伟长、华罗庚等著名学者一起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被说成是“章罗联盟”的反动纲领之一，遭到公开批判，曾昭抡因此被划为右派，撤销了高教部副部长等职务。　
　　这个“大右派”面对个人处境的一夜逆转，始终泰然处之。1958年，曾昭抡应邀到武汉大学执教，回到熟悉的讲台，他不但丝毫没有心存贬谪之苦，反而由衷感到兴奋和鼓舞。他的干劲又上来了。正是在这里，他开创性地进行了元素有机化学这一新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并编写了200多万字的讲义。　
　　上面这幅照片照得并不好，曾先生的头和眼睛都低着，但这却是他真实的神态。据说，曾先生平日里就是这个样子。早在西南联大时期，曾昭抡在路上见了熟人不搭理就是出了名的，因为他总是在想化学上的事情。　
　　苏勉曾说，曾先生平日里走路总是低着头，不是真不理人，而是根本就看不见。他在60年代曾经去过一次武大，在那儿他最后一次见到了曾先生。当时，曾先生依然低着头走路，没有搭理他。　

　　刘文典：世上已无真狂徒

　　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民国大学者。　
　　近来红学界颇不安宁，于是遥想当年，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这样讲《红楼梦》：　
　　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四个大字。　
　　这次讲座原定在一间小教室开讲，后因听者甚众，改为大教室，还是容不下，只好改在联大教室区的广场上，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刘教授高论。　
　　教室内，刘文典时有妙语。他教学生写文章，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诸生不明所指，他解释说：“观”乃多多观察生活，“世”乃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乃讲究音韵，“菩萨”，则是要有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诸生恍然大悟。　
　　刘氏在西南联大开《文选》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有学生追忆：届时，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讲课时，同样是守旧派人物的吴宓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教授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然后问道：“雨僧（吴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认为，不论是在抗战前的北大和清华，还是在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校园里，刘文典都是最有学术威望、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由于他性格耿率，形象生动，学生们易于和他接近，有时还敢跟他开点儿善意的玩笑，因而留下了许多逸闻或趣话。尽管学生们大多是道听途说而无法举出实证，但这些“段子”却令人信服地广泛流传着。　
　　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刘文典多年潜心研究庄子，出版了十卷本《庄子补正》，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曾有人向刘氏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