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家族全传

　　中统特工系统在大陆未解放以前，已不受用于蒋介石。蒋介石一直认为中统不得力，主要领导人不务正业。所以一怒之下撤去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继任者叶秀峰还不如徐恩曾。
　　蒋介石后曾与陈立夫发生矛盾，因选票问题导致蒋的大怒。
　　蒋介石到台湾后，为蒋经国出山，开始排挤元老派人物。对陈氏兄弟的态度也发生变化。而国民党内三青团派系（为蒋经国掌握）、陈诚派系和毛人凤军统局派等对陈立夫群起攻之。就连“C·C”系派内部，也对陈立夫表示不满。
　　1949年5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举行校庆，有人当着陈立夫的面指责：“由于C·C集团上层顽固腐败，把国事党务弄得一败涂地，臭名昭彰，遭到人民的唾弃”。弄得陈立夫下不了台。蒋介石赴台后，暗示失败由陈氏兄弟承担责任，陈立夫被迫赴美闲居。临行前，宋美龄送他一本《圣经》说：“你在政治上负这么大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送你一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念念，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陈感到无限凄凉，望着墙上的蒋介石像回答说：“夫人，那活着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想得到耶稣的信任吗！？”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于7月26日宣布改造国民党，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原来的中执会、中监会被撤销，改以25人组成的中央评议会所替代。原来在国民党中常委和党务上握有大权的陈氏兄弟被彻底抛弃，评议委员、中央改造委员均无陈立夫。虽然有陈果夫，但陈果夫实已卧床不起，所以只是虚名而已。
　　蒋经国的三青团派系和陈诚的派系双面夹攻，也在彻底扫清C·C势力。蒋介石的意图很明显了：就是要赶陈立夫下台，为“太子”上台扫清阻力。
　　蒋经国对于陈立夫原领导的中统特工机构，也一再加以改造。大陆解放后，中统在香港、澳门、台湾和大陆都潜伏组织，尤其港、澳、台地区更为强大。蒋介石、蒋经国觉得应限制中统活动。中统在抗战结束后改为“内政部”调查局，后又改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蒋介石以划清界限、提高效率为名，主张限制中统的权限。毛人凤也多次建议对中统实行削权。
　　蒋经国便采纳毛人风的建议，并按蒋介石的指示，命令中统原来所有反共业务、组织、人员一律移交军统的“国防部”情报局。而中统的“司法行政部”调查局负责台湾地区的“保安防谍”业务，专门对内。
　　这一方面体现了多年来中统与军统的斗争划上了个句号，以毛人凤为代表的军统局派系取得胜利，并大大加强实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蒋介石、蒋经国对陈立夫派系包括属于他领导过的中统组织的排挤。
　　中统原来专以镇压、破坏共产党为业务专长，这项业务全部移交给军统系，表明中统也从此彻底走向了末路，彻底结束它作为一个特工组织的从发达走向衰亡的过程。
　　中统、军统均是蒋介石赖以发家的重要支柱。但为了使“太子”从容登基，蒋介石也不惜另起炉灶，大加改造、排斥，这一点证明蒋介石对特工机构的控制简直到了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地步。
　　总的来看，军统、中统的历史到此成了一曲“海岛余音”。蒋氏父子所领导的特工活动，对外在屡次受到中国共产党挫败之后，“配合反攻大陆”的高调越来越弱，基本上偏安一隅，再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蒋介石一手培植的特务王国从聚到散，随着蒋氏父子的相继死去，终于成为历史上翻过去的一页。
　　第十四章　王朝末路
　　1．难得的和平橄榄枝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与他的情妇一起自杀，当天下午，苏联红军占领了德国国会大厦。5月8日，德国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至此，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1945年5月，中国军队与日军在雪峰山展开会战，相继收复了福州、南宁、桂林，在中国国民党军队防守的正面战场上，日寇已经开始呈现大溃败的迹象。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广大区域内，对日、伪军发动攻势作战，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正当中国的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美英苏三国秘密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同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换取苏联对日作战，私下里与斯大林签署了有损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罗斯福去世后，继任的杜鲁门总统仍坚持此协定有效。
　　蒋介石是事后才了解到这一切的，当时，为了继续得到美国的援助，他只好忍气吞声予以承认，并于此后不久派他的儿子蒋经国赴苏联进行谈判。
　　有人形容蒋经国在大陆时期，不过是他父亲蒋介石身边的一根“手杖”，但这不仅是支撑走路的一根“手杖”，而且是有着“挟天子以令诸侯”作用的一根指挥棒说得冠冕堂皇一点，是一位秉承“父皇”意旨办事的“钦差大臣”。蒋介石首次使用这根指挥棒，是在蒋太子任赣南行政督察专员的后期，把他派到西北的“国防前哨”去作所谓的“西北之旅”。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蒋经国又一次充当他“父皇”的“钦差大臣”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去苏联完成一项外交使命。蒋经国、宋子文等人多次出关，往返苏联与中国间，与斯大林谈判。
　　蒋介石之所以让儿子蒋经国随首席代表宋子文赴苏谈判自有他的考虑：其一，对斯大林作出一种亲善的姿态；其二，蒋经国有过10余年的留苏经历，了解俄情，通晓俄文，并与斯大林有过数面之缘，加之蒋经国返国以后的抗战8年间，从地方到中央，从三青团到青年军，经过多方锻炼，业已开始羽翼丰满且锋芒毕露，这样可借蒋经国之长补团长宋子文之不足。另外，中国东北资源丰富，工业发达地理位置重要，为国共两党必争之地。在这块中外瞩目的政治舞台上，在政坛上不甘寂寞的蒋经国当然想经营自己的地盘，以为日后进入国民党最高决策层再捞一份丰厚的政治资本。然而，由于蒋氏父子坚持的反苏反共立场与斯大林在中国东北的企图发生矛盾。同时，抗战一结束，中共中央就审时度势作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先行控制了东北要地。所以，蒋经国的这次东北之行无论是与苏联交涉，抑或是同中共争锋都像肥皂泡样地破灭了。无怪江南用“忍辱负重”这四个字为蒋经国所负的这次使命作了一个总结。
　　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字，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两国在对日战争中彼此给予援助和支持；战后共同防止日本重新侵略；双方友好合作，并互相提供可能的经济援助。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同日，100余万苏联红军在总长4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同时发动进攻，使盘踞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至此，日本的崩溃已成定局。8月10日晚7时50分，设在重庆的盟军总部收听到日本东京发出的英语国际广播：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就此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
　　我们的抗战，在今天获得了胜利。正义战胜强权，在这里得到了最后的证明……
　　我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们和我国的同胞，相信这个战争是世界上文明国家所参加的最后一次战争。我们所受到的凌辱和耻辱，非笔墨和语言能述。但是，如果这个战争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的最后战争，那么对于凌辱和耻辱的代价的大小和收获的迟早，是无须加以计较的……
　　我相信今后地无分东西，人不论肤色，所有的人们都一定像一家人一样亲密地携手合作。这个战争的结束，必然会使人类发扬互谅互敬的精神，树立相互信赖的关系……
　　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到今天一贯地认识的日本军阀为敌，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
　　我们更不可以对敌国的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的被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干错误和罪恶。我们必须切记，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将成为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蒋介石平时文章、讲稿等，都是由陈布雷代笔。这一次的广播稿却是亲自执笔的，可见对于这场历时8年之久的抗战胜利，蒋介石也是兴奋难抑的。这一天深夜，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惟有虔诚感谢上帝赐给我的伟大恩典和智慧。”
　　就在全国人民欢庆抗战胜利的时刻，蒋介石却在美国的支持下，准备独吞抗日的胜利果实，并准备打内战了。
　　早在8月11日，蒋介石得知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即下达命令：一，要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二，要他的嫡亲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要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抵抗人民军队受降。12日，美国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向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发布命令，要他们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缴械。由此，蒋介石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阴谋消灭人民武装的野心已昭然若揭了。正如朱德和彭德怀联名致电蒋介石所说，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其实，在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说：“我们胜利愈接近，今后的险阻必愈纷至沓来，我们必须要有极大的信心和耐心，发挥我们总理垂训的大无畏精神，在任何危疑震撼的环境之中，坚忍奋斗，不撼不摇，遵循我们主义与政纲所指示的坦途而迈进。”而且叫嚷：“三民主义战胜一切！”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呜呼！抗战胜利，而革命并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匪未清，则革命不能日成也。勉乎哉！”9月29日，蒋介石写了一篇《自记“中共”历年之罪行》，捏造了所谓中共十条“罪恶”，把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仇恨之心和盘托出。
　　1945年11月11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名义上是整军会议，实际上是积极备战，准备全面进犯解放区的会议。在会议上，蒋介石先后两次讲话，含沙射影地大骂中国共产党是“反动派”，甚至说：“我们今天要惩办汉奸，就不应该放过破坏抗战最大的汉奸，要惩办在抗战期间勾通敌人、袭击国军、出卖民族、叛国内乱的汉奸。对于这些汉奸们的惩办，应该不亚于伪组织下的汉奸。”16日，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作了题为《剿匪战术之研究与高级将领应有之认识》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蒋介石把他要打内战的方针和盘托出。他以东北战场在漳河以北马头镇的失败为例，重弹他的《剿匪手本》，叫嚷要“建立必胜信心，完成革命使命”，“我们回想这20年来，奸匪始终是本党唯一的敌人。”
　　12月底，蒋介石电令王耀武到济南任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赴任前，蒋介石对王说：“我主张军队国家化，使国家彻底统一。但共产党不肯将他的部队变成国家的军队，他们也就不会放弃消灭国民党及颠覆国家的企图。和平解决国事，没有希望。”又对王说：“山东在地理上很重要，况共军在该省已有基础，我们必须加强力量占领山东。控制山东可以支授华北及东北，而非李延年所能担任。我想将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调任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将第四方面军司令部及直属部队改为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及直属部队，以你任司令官，司令部驻济南。”王耀武见了蒋介石之后，又去见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想摸摸蒋介石的整个方针。俞对王耀武直言不讳地说：“委员长一向视共产党为心腹之患，是劲敌，不消灭他们，他是不甘心的。现在我们不断地向华东、东北调动部队，还发了《剿匪手本》，把对日作战的军事指挥机构名称，改为对内作战的军事指挥名称，这些措施都是准备与共产党打的。我看国共两党的问题，最后还是以武力来解决，和谈不会有好的结果。”最后俞又对王说：“你准备作战吧！”“　　1946年1月下旬，王耀武再一次见蒋介石时，向蒋介石提议，因军风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