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的历史
箱,钢盔270顶,军马76匹,焚烧兵营一栋。(曹保明:《土匪》,第22~24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
出现在辽河沿岸、名震东北大地的“老北风”也是一位典型的具有较强民族意识的“绿林英雄”。老北风,名张海天,原名张贺年,1890年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九台村(今属台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1912年,辽河发了大水,九台村一带颗粒无收。为求生存,张海天的父亲乃带领一家人迁到郑家屯附近一个村子落了户。
张海天23岁那年,到警察分所去当杂差。由于他年轻气盛,性情耿直倔强,不甘忍受所长的打骂,于是决意投身绿林,去做一条杀富济贫的好汉。决心既定,他先把妻子赵氏休掉,让其另嫁他人,然后从警察分所偷出几枝抢,投到报号“老头票”的匪伙,干起了打家劫舍的营生。“老头票”的首领是一个姓刘的山东人,他们不仅杀富济贫,而且经常与日本侵略者作对。他们在抢劫日本人时,专要日本银行在东北发行的“金票”,这种“金票”上印有日本“武内大臣”的头像,俗称“老头票”,他们即用“老头票”作了他们的报号。张海天身材高大魁梧,遇事胆大心细,为人大度,精于骑射,深得众望。他曾多次参与对日本奸商的抢劫和绑票,还同众人一起捣毁了设在郑家屯、洮南附近的日本特务机关以及军火、鸦片贩卖所。张海天十分能干又很讲义气,不久便被推为“炮头”,成为匪队首领之一。
日军占领沈阳。日本侵略带来的国破家亡,使得许多土匪打起抗日的大旗。
1928年,张海天离开“老头票”匪帮,第二年他又参加了纪兴玉的“西胜”匪伙,仍当“炮头”。不久,他的报字“山河”的三弟张海贷、报字“黑龙”的四弟张海秋以及五弟张海迟也参加到“西胜”匪帮之中。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20余万东北军奉蒋介石之命,没作任何抵抗即退入关内,日军很快占领辽宁全境,横行肆虐,残害中国百姓。张海天闻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后,悲愤异常,怒发冲冠,决心拼死抗击。他召集部下说:“原来当土匪是想升官发财,这回鬼子打进来了,国没了,家也没了,还升什么官?发什么财?要不打日本,还有什么人性?还算什么好汉?”众人一齐响应,打起“抗日自卫军”的旗号,报号“老北风”,开始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老北风”这个报号含意深远。“北风”本是麻将术语,为本庄的上家,本庄能否吃上牌,全看北风位置上的人出牌如何,北风是可以控制本庄的。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张海天取报号“老北风”,正是取麻将牌的北风克本庄之意,暗含一定要克敌制胜、打败日本侵略者之意。“抗日自卫军”成立后,吸引了许多绿林豪客,不久就发展2000余众。
日军占领沈阳后,一方面继续向吉林、黑龙江进攻,一面提出了“以华治华”的方针。10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利用汉奸、上海《国民日报》驻沈阳特派员凌印清,指使他收编各地胡匪,为日军效力。凌印清随后在辽宁省海城县沙岭镇成立伪“东北民众自卫军司令部”,由日军提供步枪300枝、手枪24枝、机枪6挺、子弹7万发。老北风、项青山等人为获取凌匪的军械,假意接受了他的收编,均被任命为旅长。在获得了凌的军械供给后,他们暗地里与在锦州的辽宁警务处长黄显声将军取得了联系,相约合力消灭凌印清和日本特务。1l月18日,老北风和项青山以宴请为名,将凌印清和日本顾问官岗繁太郎等16人一网打尽,全部枪决。各股胡匪顿时分崩离析,伪东北民众自卫军随即瓦解。老北风此举,极大地鼓舞了辽河两岸人民的抗日斗志,抗日队伍迅速发展到5000多人。
12月,日军关东军精锐第二师团主力偷渡辽河,攻占田庄台和大洼。老北风、项青山闻讯率部同日军展开激战,义勇军不顾敌人炮火猛烈,英勇冲杀,经三进三出的拉锯战,日军败退。老北风的义勇军第一次与日军作战即取得胜利,对当地人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喜讯。
田庄台和大洼战斗后,老北风等率领义勇军在营(营口)沟(沟帮子)线上,与日军第二师团第三十九联队多次进行战斗,使日军每向北进犯一步,都要付出一定代价。但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一再电令东北军退入关内,致使日军得以长驱直入,12月31日,锦州门户沟帮子落入敌人之手,锦州危急。在此紧急关头,老北风、项青山以东北民众义勇军名义通电全国,慷慨陈词,谴责国民党政府一再退让,坐视东北沦陷的滔天罪行。1932年1月3日,关外重镇锦州城陷于敌手。
日军在屠杀抗日义勇军
东北军全部退入关内后,老北风被队伍拉到敌后,继续浴血奋战,同时还取得了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援助与支持。1月16日,老北风进攻驻沙岭镇的日伪军,收复沙岭镇。2月18日,老北风率部直捣牛庄,缴获了许多军械物资。不几日,他又乘胜出击围攻营口。这期间,救国会派出高鹏、马宏德等军政人员到老北风的部队工作,成立政治宣传处,加强了政治领导。5月初,老北风被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任命为第二军区第三路司令,下辖10个旅,20个独立团。
老北风率领的这支抗日队伍活动于辽河两岸,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名震长城内外。5月,老北风联合吴三胜等袭击辽中县,占领了老鹳坨、六间房村。6月,老北风率部攻克台安县,打开监狱,救出被关押的抗日爱国人员,焚烧了伪县府的文书档案,抄走现款及贵重财物。7月袭击海城,打败了前来围剿的日伪军,并将闵家房的伪警队缴了械。8月,老北风在项青山等部的支持下进攻营口,战斗中将日军少佐阴山、少尉忠直等10余人击毙。
老北风的抗日义勇军,成了日伪军的心腹大患。为消灭这支抗日武装,日军于10月间,派第十六旅团长川原少将指挥所部和王殿忠的伪军共万余人,进犯高力堡子抗日根据地。老北风率部与敌激战3小时后,因寡不敌众,退入海城界内。为保存势力,老北风奉军团之命率部退入热河,后被国民党四十一军孙殿英部改编。1935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张北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老北风率400余人前去参加,不久队伍被打散,老北风回到北平。后他又参加了平西抗日游击队,在与日军作战时负伤,回到北平治疗。此时,救国会亦被国民党强行解散,使其经济来源断绝。1939年5月28日,老北风在悲愤与绝望中死去,时年50岁。(参见潘喜庭、魏福祥:《走上抗日之路的“老北风”》)
抗日义勇军
3、悍匪白朗
民国初年,中州大地崛起的一代悍匪白朗,是一位令后人无法盖棺论定的“义匪”(参见《白朗起义》)。
白朗,字明心,汉族人,当时的统治者又诬称他为“白狼”。1873年出生在河南宝丰县大列村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白朗在家排行老二,上有一姐。白朗幼年时读过一年多私塾,后辍学参加农业劳动。成年后娶关姓女子为妻,有一子四女。青年时的白朗,身高五尺有零,背微弯,脸圆微黑,双目圆大,眉浓黑,膂力过人,喜欢弄武玩枪,崇威尚武,对朋友很讲义气。
白朗25岁时,因和本村地主王真发生口角,被王家众人痛打一顿,白朗气不过,就找了一帮朋友找王家评理,王家七八十岁的老父亲出来阻拦,被白朗推到在地,抬回去不久就死掉了。王父死后,王家兄弟为此投诉公堂,白朗遂被逮捕,蹲进监狱,直至一年以后家中变卖百余亩地将其赎出。期间,白朗受尽狱卒的百般折磨与凌辱,旧仇新恨,使白朗发誓非报此仇不可。
被俘伪军。
河南南部自古以来就土地贫瘠,百姓贫穷,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11年,宝丰一带兵荒马乱,群匪趁机兴妖作怪。著名的匪杆有杜启斌、泰椒红、牛天祥、郭以德、董万川、张黑子等,其中尤以杜启斌枪多杆大。白母这时不放心家里积攒下来的钱物,为了保险,便打点了托两个人送往城中,准备存在女儿家。孰料不仅钱物中途被清乡的官军抢走,而且送财物的两个人也被绑在站笼里囚死。这件事更加刺激了白朗,使他忍无可忍,加之朋友们再三怂恿,便一狠心,当了土匪。
白朗刚拉杆时,势力很小,只有二三十个人,衣衫不整,武器也很简陋,除了一枝快枪,其余全是笨炮和大刀。但是到1912年,他率领手下缴获了土豪杨小瑞的十余枝快枪,同时还以绑票的方式,向卸任的县令张礼堂勒索了新式五响钢枪十枝,势力一时大增,人数迅速扩到70多人,(参见《白朗起义》)成为仅次于杜启斌、独踞一方的著名匪杆。
1912年10月,河南当局宣布对土匪实行“结社整编”,答应把境内的杆匪改编为官军,充实军械,发给军饷,原来的大小头目则根据杆枪的多少酌情分给官职。大部分匪徒和匪首为之所动。在这节骨眼上,白朗按兵未动,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似乎感到这是一个圈套,所以当杜启斌等十八杆首率众进城接受官军招编时,明智地没有随同前往。十八杆首果真中了当局的骗局,全被豫督张镇芳砍头,所部匪众亦被改编或遣散。由于匪众无所依归,加之白朗待人和善,性格沉稳,严于律已,很得人心,所以纷纷投奔白朗一杆。从此,白朗一杆声势更加壮大,枪多人众,影响日大。
木枷站笼
白朗一度与以反袁复清为己任的地下组织“宗社党”合作,下决心为大清帝国复仇,杀死许多不留长辫的大清国叛逆。同时,还向西式学校兴师问罪。1913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为维护共和,发动“二次革命”。为阻止袁军南下,黄兴亲自修书致白朗,希望白朗军占据豫鄂之间,破坏铁路。白朗为反袁,也派人南下湖北汉口,与革命党人取得了联系,开始与共和主义者合作。(参见杜春知:《白朗起义》,第35、226页;《邹永成回忆录》,载《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号)期间,白朗带领匪徒攻城陷寨,南冲北突,不仅洗劫无数富豪,还绑架了八名外国传教士,还有一名法国牧师由于意外也死在白朗匪帮的刀下。
白朗匪帮的活动引起中外震惊,由于外国传教士的遭绑架和遇害,有关各国也不断地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立即根除匪患,救出人质,否则便派兵到中国来保护自己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更由于白朗的活动威胁了袁的统治,袁世凯被迫开始镇压白朗匪帮。
共和派为配合长江下游的起义,建议白朗把队伍开进四川建立根据地以引开那里的政府军队。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白朗匪帮长途跋涉,不断遭到官军的剿伐和民团的打击,特别是到了甘肃,遭到了致命的打击,白朗被迫率领余下的匪徒沿原路返回到河南老家。到1914年8月初回到宝丰时,身边只剩下百余名追随者,不久,这支曾经威风一时的残余股匪亦被彻底击溃,白朗在混战中中弹身亡。白朗死了,但他却以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留在人们的脑海里。一方面,他被认为是具有较强社会性的“好土匪”。他提出“专打官长,不打弟兄。”的口号,也曾经公开倡言“劫富济贫”,事实上在很多时候,白朗军也做到了这一点,“所到之处皆能实行”。(《白朗起义调查报告》,载《开封师院学报》,1960年5月)
木刻画:白朗过秦川
在白朗的绿林生涯中,他从不置房买地,蓄财肥己。为匪之初,手下匪徒曾将所掠财物用牲口驶至其家。白朗拒不接收,让他们散发给贫苦农民。他说:“我白朗不是为买产业才干起来的,只要咱穷兄弟都有吃的有住的,咱自己要房子要地干啥。”(《大自由报》1914年1月8日)白朗以身作则的精神不仅极大地鼓舞了白朗军,而且也获得了许多下层民众的欢迎。从官方的评论中也能看出这一点,“该匪以劫富济贫为惟一手段,故所至之处,贫苦小民均极欢迎,并乐为耳目。”(杜春知:《白朗起义》,第56页)“白匪复假行仁义,见奴小民。”(杜春知:《白朗起义》,第56页)这些评论虽不乏侮蔑、毁谤之词,但多少也反映出了白朗军与一般土匪帮伙的行为是相区别的。他也曾经张贴布告宣称:“嗣后本军过境,尔商民等但能箪壶迎师,不抗不逃、本大都督亦予以一律保护,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