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传

。“希特勒或许想在母亲面前有所表现，以表明他对自己的缺点已有所醒悟。”
　　只要醒来，克拉拉就痛苦万分。“她很能忍耐，”
　　布洛克医生回忆说，“不屈不挠，毫无怨言。但，这却折磨坏了她的儿子。看到母亲脸上痛苦的表情，他脸上也很痛苦。”
　　１２月２０日晚间，库比席克发现希特勒太太靠着阿道夫坐在床上以减轻痛苦，她嘴唇紧闭，双眼深陷。希特勒朝他的朋友打了个手势，让他离开。他刚要走，克拉拉便小声对库比席克说：“库斯特尔。”
　　通常她是叫他库斯特尔先生的。“我不在时，继续做我儿子的好朋友吧。他没别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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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午夜，很明显，她的末日已经来临，但全家决定不再去打扰布洛克医生。因他已无法帮助克拉拉了。１２月２１日凌晨——据希特勒说，是在点燃的圣诞树的光茫照耀下——她安静地离开了人世。天亮后，安吉拉把布洛克医生叫到家里，以签署死亡证书。他发现阿道夫坐在她的身房，脸色惨白。在一本速写本上画有一张克拉拉的像，这算是最后的记忆。为了减轻希特勒的痛苦，布洛克医生说，在这种情况下“才是救星”但此话并不能安慰希特勒。“在我的整个生涯中”曾经目击过许许多多死亡情景的布洛克医生回忆说，“我从未见过有谁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悲痛的。”
第二章　“生活就是我的学校”
　　１９０７．１２—１９１３．５（１）１９０７年１２月２３日早晨，天气潮湿，大雾弥漫。盛在一口“坚硬、光滑、四周用金属镶紧的木棺”里的克拉拉，被抬出了布鲁登加斯９号。灵车沿着泥泞的街道，缓缓地朝教堂驶去。在举行简短的仪式后，小小的送葬队伍——一辆灵车和两辆客车——又缓缓越过多瑙河，翻过一座山，朝里昂丁驶去。遵照她的遗愿，她被安葬在丈夫的身旁，名字则刻在丈夫的墓碑上。全家人披黑，默默地站在雾茫茫的坟场里——离他们先前住过的舒适的小屋不远。阿道夫身穿黑大衣，手托一顶黑色高顶帽。库斯特尔觉得，他的脸色更苍白，“严峻而镇静。”
　　对希特勒一家而言，圣诞之夜是悲哀之夜。为付医药费，全家正式拜访了布洛克医生。医药费共计３５９克朗，其中５９克朗已预付。这笔款项确实不小，约占克拉拉资产总额的十分之一，但又很合理，因为它包括了７７次问诊（到家或在办公室）和４７次的治疗费用（大部分治疗都用了碘酒）余额是在感谢声中付清的。说话的都是姐妹俩，阿道夫穿着一套黑色外衣，领带打得不紧，双眼盯着地板，一撮头发披着前额。后来，他抓住医生的手，目光直落在医生的脸上。“我将永远感谢您”他一边说，一边深深鞠一个躬。“不知道今天他是否仍记得这一情景，”
　　３５年后，布洛克医生在他的《煤矿工人》一书中写道，“我确认他仍记得，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阿道夫·希特勒恪守了他的诺言。他给我的好处，我觉得，在全德国和奥地利，他都未给过任何一个别的犹太人。”
　　当日，拉波尔一家邀请阿道夫和保拉到他家过节，但阿道夫拒不接受邀请。他对姐夫里奥觉得越来越不安，因为姐夫抓住一切机会劝说他放弃当画家这个愚蠢的梦想。他对库比席克说过，事实上所有亲戚都在纠缠他，他才逃到维也纳去。他一定会成为画家的，他要向心胸狭窄的家族证明，正确的是他，而不是他们。
　　他也同样坚决地认为，库比席克应离开他父亲的装璜商店去当职业音乐家。前一年秋天，库比席克一家曾反对让库斯特尔到维也纳去。尽管如此，希特勒仍旧话重提，又恳求又争论，用维也纳的美事——歌剧、音乐会，还有学音乐的无穷无尽的机会——去激发库斯特尔和他母亲的想象力。要说服库比席克老先生就更困难了，因为他把阿道夫看作是“一位连学校都考不上的小伙子，把自己看得过高，学不了手艺。”
　　但是，即使是这个年龄的希特勒，其说服力也是异乎寻常的。讲究实际的父亲于是便答应让儿子到首都去试一个时期。说服了他的论点之一是，库斯特尔将与一个真诚学艺术的学生住在一起。
　　为了将去维也纳后永不再回来的决定告诉他的监护人，希特勒再次去了里昂丁。这次，没有一点儿争论。梅洛福先生虽然有点勉强，却也满口答应——他对女儿说，这样做是他的责任。此后几星期，阿道夫与安吉拉和约翰娜婶婶住在一起，将家事作了最后的安排。至此时，所有债务均已清算完毕，包括丧葬费３７０克朗在内。阿道夫也谢过了各位邻居，感谢他们在他母亲病中所给予的帮助。他尤其感激邮电局长夫妇，还赠给他们一张自己画的画。一切债务还清后，由于克拉拉生前省吃俭用，其遗产尚能结余３０００多克朗。由于安吉拉承担了照料１１岁的保拉的责任，她所得到的有可能超过三分之二。后来，小阿洛伊斯·希特勒告诉他的儿子，他曾说服阿道夫“将他们应得的遗产转给女孩子们”因为拉波尔一家缺乏资金，阿道夫立即将他那份给了安吉拉，阿洛伊斯则将他的给了保拉。这如果属实，那末，阿道夫在维也纳开始其生涯的钱就很少了：孤儿津贴加他继承的遗产的剩余部分。
　　２月初，维也纳出乎意料传来消息说，有个邻居已说服了皇家剧院的舞台设计阿尔弗里德·罗勒教授，他已同意看看阿道夫的画，并为他的职业提出咨询。这大大鼓舞了希特勒。
　　也有助于他将家人的反对意见压下去。希特勒作出了去维也纳的计划。１９０８年２月１０日，他填写了自己和保拉领取孤儿津贴的表格。三天后，表格被退了回来，还附来一份通知，说表格还应由他们的监护人签署。阿道夫把表格转给了梅洛福先生，但他未等津贴办公室的答复，便迫不及待地打点行装（包括衣裳、书籍和绘画材料）告别了家人，永远离开了布鲁登加斯９号。
　　库斯特尔到火车站为他送行——大概是２月１７日。候车时，希特勒谈到了斯特芬妮。他说，他还未向她自我介绍，但可能会给她写信。火车开动后，阿道夫将头伸出窗外，喊道：“快点跟我来呀，库斯特尔。”
　　这个年轻人不知是否读过荷拉西奥·阿尔杰的激动人心的作品，如果读过，这虽然值得怀疑，他肯定会觉得阿尔杰的主人公与他相似。他坐的是三等车厢，票价是五个半克朗。５小时后，１８岁的阿道夫·希特勒第三次来到了维也纳这个魔术般的城市。从维斯巴诺夫至斯通帕大街２９号查克雷斯太太家只需步行５分钟，但由于他带着大件行李，这段路肯定是很难走的。那年１月，天气虽然沉闷，阿道夫却神采奕奕。２月１８日，他给库比席克寄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明信片：“亲爱”的朋友：焦急地等待着你前来的消息。你一定要来，并快点写信告诉我，以便我作好准备，好好地迎接你。全维也纳都在等待……正如我们说过的，你先与我住在一起，以后再看情况如何。在所谓的政府当铺里，只要花５０—６０弗罗令便可买到钢琴。特向你和你的双亲致意。我再次请你快来！
　　你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５天后，那是个大雾弥漫的星期天，库斯特尔身背一个“盛满了食物”的棕色帆布袋，来到了维斯巴诺夫。正当他站在候车室被车站的繁忙景象弄得不知所措时，他瞧见业已成为维也纳市民的阿道夫向他走来。“他身穿高级黑大衣，头戴黑帽，手中拿着那根象牙柄手杖。看上去，他真是风度翩翩。”
　　阿道夫见朋友前来，高兴极了，连忙亲吻朋友的面颊。两人各执口袋一耳，消失在沸腾的闹市中。那时天色已黑，但弧光灯将车站广场照得“如同白昼。”
　　他们跨进威武雄壮的斯通帕加斯２９号的宽敞的大门，走过一个小小的院落，来到了一座较破旧的楼前。他们艰苦地沿着黑暗的楼梯走上二楼。房内，到处是画稿。阿道夫在桌上铺好一张报纸，将自己仅有的食物——牛奶、香肠和面包——放在桌上。库比席克将这些食品推在一旁，像魔术师似的从帆布口袋里将烤肉、刚烤好的面包、奶酪、果酱、咖啡等一件一件取出来。“是呀”据说阿道夫曾喊过，“这才叫有母亲哪！”
　　吃完饭后，希特勒坚持要带已经疲倦不堪的朋友出去逛市容。“不看看马戏场，库比席克你怎么能睡得着呢？”
　　首先，阿道夫带他参观了辉煌的“歌剧院”——“我只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于另一个行星，印象真是深刻，简直使我倾倒”——然后去了雅致的圣·斯特藩塔楼。之后，阿道夫又坚持让他见识见识“特别的东西”——小巧玲珑的圣·玛丽亚·格斯特拉德教堂。但是，由于雾色迷茫，库比席克看不见多少东西，巴不得早点回去，但一直到深夜过后他们才回到家。库比席克连忙爬进房东老太太给他收拾好的地铺。
　　因为房间太小，住不下两个人和放一架大钢琴，善于言辞的阿道夫说服了查克雷斯太太，将她的大屋换给他们。他们同意增加一倍的租金，即每月２０克朗。没想到钢琴占地太大，而踱步又是阿道夫之必需，所以，室内的家具便又重新安排了一番，给阿道夫腾出了三步长的空地。
　　不到两天，库斯特尔便在音乐学院登记上了，还通过了入学考试。“我没想到我的朋友这样聪明”希特勒简短地评论说。对此后几星期内库比席克所取得的进步他也不感兴趣。
　　一天，库斯特尔的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同学来访，他竟大闹了一通。她走后，希特勒一边踱步，一边大放厥词，说：“女人求学，那是胡闹。”
　　库比席克觉得，“阿道夫神经错乱。因为一点点小事，竟大发雷霆。”
　　无论库比席克做什么，总不合希特勒的口味。“使我们很难在一起生活……他与世不合，在挣扎。在他看来，处处都存在不义、仇恨和敌对情绪。”
　　其实，希特勒自己的落第才是根本的原因。一天，他突然大声痛斥美术学院。这样，他仇世的原因便昭然若揭了。
　　“……都是些头脑硬化的老顽固，官僚！都是些不通情达理的蠢货！整个学院都该炸掉！”
　　他脸色铁青，双眼（“有些凶恶”放射着仇恨的光芒。后来，他终于泄露了真情，原来他被赶出来了，落选了。“现在怎么办？”
　　库比席克关心地问。希特勒在桌旁坐下，开始看书。“没有关系”他平静地回答说。
　　尽管他侈谈有决心取得成功，他仍不得不依靠罗勒教授的帮助。几次，他手中提着皮包，前往这位名扬四海的舞台设计师的画室，却没有胆量去敲门。最后，他把介绍信撕得粉碎，“省得日后再受它的引诱”他这一举动，可能是怕自己的作品不够水准所致，也可能是内心之失败感使然，或者完全是因为罗勒名望过高而不敢去求见。
　　在希特勒离开林嗣后约一星期，梅洛福先生得到津贴办公室的通知，得知保拉和阿道夫·希特勒每人每年将得到３００克朗，一直领到年满２４岁。津贴办公室授权梅洛福先生全权处理每年应领的６００克朗，而他则决定每月分给每个孤儿２５个克朗。
　　这笔定期款子（相当于现时的６块美元）毫无疑问，给希特勒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是，假定遗产中的６５０个克朗仍大部归他所有，生活仍是相当艰苦的。他的同室后来说，希特勒常常挨饿。“一连５天，他都靠牛奶、面包和黄油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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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比席克从不知道希特勒究竟有多少钱。他猜想，“希特勒一定为钱少而暗暗含辱。有时候，他一生气便高声怒喊‘真是牛马不如的生活！’”希特勒一星期要去伯格戏院或歌剧院几次，所需费用都是靠省吃俭用得来的——例如，裤子是放在席子底下“熨”的。
　　希特勒也不愿与女孩子们坐在一起，因为“她们所追求的不外乎是打情骂俏”在不准女人进去的舞场里，他花两克朗的高价，硬要库比席克与他同行。较长的歌剧，他们是从未看完便离场的，因为他们必须于晚上９时４５分离开，赶在斯通帕加斯９号关门前到家，否则就要给看门人小费。回房后，希特勒便强迫库比席克将未看完的部分用钢琴弹出来给他听。
　　瓦格纳的作品希特勒是百听不厌的。即使古斯特尔要去看威尔弟（１８１３—１９０１，意大利歌剧作曲家——译注）作品的首轮演出，希特勒也要拉他去皇家剧院看瓦格纳作品的第二轮演出。瓦格纳的音乐使他心旷神怡，“使他遁进他所需要的神秘世界，以忍受他那狂乱的天性所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