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文鉴赏文库
“再念一遍!”我说,有点哆嗦。
我就是那样地记住了通信的基本原则:有来才有往。而收到一封信实在是人生至乐之一。
从那时起我一直都在写信;每次听到邮车嘎嘎响转过街角,都引起我激动的期待。我希望在信里发现些什么?或许是二十年来对话的新转折。一段景色的描写。
一个发我深思的问题。一个突如其来的惊奇。或世界还是太平无事,一切如常的保证。
任何一封信都会使我春风得意或改变我的生活。17岁那年,我拆开一封邀请信,就此决定了自己选择的大学。跟着遇到了所嫁的人;住在我后来住的地方;有了子女;而多年来都是按照那天早晨信件中出现的命运来思想、感受、体验和做人处事的。
信件曾带我横过美国大地,进入外国原野,并且飘洋渡海。我有些极深厚的友情,全是靠信件建立维持的——没见过面,也从没听到对方声音。写信使我进入写作生涯而不感到困难。
但是即使没有这些事情发生,我也会写信,也会等待信件的。我爱信,尤其爱情书——不论什么样的信都爱。
我也爱说话。不过话说完了就忘记。信却是有形的——可以看了再看,传阅共读,或塞在衣袋中加以思索、考虑。
信中有斟酌、回想和沉思的余地。信依赖机智和哲思,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望而滋长。信是人类寂寞感和合群性的表现,是我们签署后密封了的承诺,是我们对仪礼庆典和重大事件表示的敬意。
在信中可以夹些额外的东西。钱呀!姓娃的照片呀!飞机票呀!有一次我收到一只大甲虫——僵死得像木乃伊一样,但仍然斑斓华丽。
我年轻时每次收到一封信都很高兴,但是极少保存。后来妈快要去世了,我必须为她料理身后遗物,在沉寂的房子里我进行这桩伤心的工作。有一天我拉开一只抽屉,其中塞满了信——都是我的笔迹。有好几百封!
儿时我在街对面爷爷家过夜,总要写封闲聊的信回家。在家时我会用铅笔写些可笑的短笺给父母,吃晚饭时递给他们。离家在学校住读,我写了好多信。后来猫儿伏在我膝上,自己的三个子女围绕着我跑的时候,我继续不断地写温柔而满纸新闻的信给父母。原来每一封信都在这抽屉里。
我取出第一封来。信上写的是“XXXXOOOO”。那时强忍着的泪水终于使我两眼朦胧了。
破晓时分,我一直看到十几天前的一封信。引起回忆的那些岁月充实了我,也予我安慰。
家信是宝贵的资源。除了家信外,还有哪里能如此生动地记录下谁是我们心爱的人,以及我们是怎样过活的?我们即使没有很多的话可说,也都应该时常写信。
描写星期天的晚餐,学小提琴的情形,夏天的草长得多么长,以及猫儿干的蠢事,就够了。
我承认不容易有空。朋友们和我都是稍微有空不论在什么地方就写信的。信写出去不附带什么义务责任。没人会记帐或暗示说:“你欠我信债!”写信本身就是乐趣,没有别的。收信的人会感动,惊喜,而且会在能够执笔的适当时候作复。有巧运找到值得与人分享的半小时美妙时光而写出许多信,真是快事。我这封信就快写完了,还没有其他赶着要做的事情。你呢?
有意思的故事
中华读书报
邓刚
编辑责成我写一篇自己经历过的事,而且要写得有意思。这使我感到万分艰难并绞尽脑汁。突然间,我发现路旁树丛里有一对少男少女,扯手搂脖窃窃私语地谈情说爱。我立即灵感大涌,一下子觉得世界上最有意思的事是谈情说爱。打飞眼呀,传秋波呀,递情信呀,花前月下,海枯石烂……那真是有意思得不能再有意思了!
问题是我没什么意思,我甚至充满了痛苦。因为我那时找对象十分困难,前后左右的女孩子大都下乡再教育,再加上我有一个“有问题”的父亲,使所有的女孩子见了我就吓得拔腿就跑。
开始我还没有严重的危机感。二十二三岁时,我挺乐观,觉得青春还远着呢;二十五六岁时,我就有点沉不住气了;等到二十八九岁,我干脆就绝望了。在我们那个时代,30岁要是找不着对象,那就等于判了死刑。幸亏我那时发疯地爱好文学,整天挥笔描写幸福的生活啊,壮丽的时代啊,战鼓咚咚震天响啊,活得还挺有精神的。
漫漫长夜睡不着觉时,我就不由自主地涌上来愁苦,忘了幸福和壮丽。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一个20岁的女孩子,她天真烂漫,什么也不懂,不知各种政治压迫的利害关系,我心中暗喜,庆幸自己撞到这个理想的目标。于是,我抓住时机,施展自己的才能。我以满腔的激|情给她讲各种生动感人的故事。
应该感谢的是当时的时代,整天声嘶力竭地唱8个样板戏,人们的脑袋里全都空荡荡的。这就使我的故事格外生辉增彩。那个女孩子压根就没听过这些,因此,她两眼放射着惊喜的光彩。我见状大为振奋,再接再厉,讲马克·吐温、杰克·伦敦,讲巴尔扎克、莫泊桑,讲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讲红楼说聊斋,我几乎把全世界都搬到她的面前。不过,讲得最多的是我自己的创作,我把自己惊险的碰海生活,把自己不幸的命运和浪漫的想象全糅合在一起,编成一个个生动而忧伤的故事,我看出淡淡的忧伤很能打动女孩子的心,为此,我就变本加厉地忧伤下去,因为我本来就活得忧伤!
几个回合,那个女孩子就被我迷住了,如果我加夜班不能在晚饭后去她家讲故事,她简直就不行了。事情进展到这个份儿上,爱情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我洋洋得意,胜利在望。但就在我大功告成之际,国家提倡晚婚晚肩。也就是说等到那女孩子有权登记结婚的时候,我已32岁。这简直就叫你惊慌恐惧,一旦过了30岁,那女孩子变卦,我就全完了。当时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又那么势不可挡,你根本无法抗拒和预测。好心的朋友要我悬崖勒马,草草找一个什么女人算了。我不甘心,也舍不得,女孩子明亮的大眼睛也使我充满信心。于是,我又热烈地讲着动听的故事,还要不重样的,更生动地讲下去,那是何等地艰难。我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也许今天我能成为作家,是那时练成的水平吧。
老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胜利了。当那女孩子成为我的妻子后,突然感到我不怎么讲故事了。我说任务完成了还讲什么!她听后大笑继而大怒。
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都用什么样的方式谈情说爱,但我相信他们决不会有我们那时那么多障碍,也不会像我那样挖空心思地讲故事,讲得口干舌燥。不过我倒想建议当今青年,有条件时不妨也讲讲故事。
10多年过去了,但至今妻子还美美地回味那时我讲的故事。有时晚饭后,她就说─讲一个故事吧!我说好吧,我就大讲特讲起来。因为我今非昔比了,所以讲得从容自如,但妻子说——没过去讲得有意思了!我大吃一惊,思索良久:也许最痛苦的也是最有意思的?不过,亲爱的读者,你觉得我讲的这些有意思吗?
有志竟成
体育杂志
一位心理学家对我说过,多数情绪低落、不能适应环境者,皆因无自知之明,他们自恨福浅,又处处要和别人相比,总是梦想如果能有别人的机缘,便将如何如何。
固然,人人都能找出充分理由不满自己的遭遇。英国政治家威伯福斯厌恶自己矮小,著作家博斯韦尔有一次去听威伯福斯演讲,事后对人说:“我看他站在台上真是小不点儿。但是我听他演说,越说似乎人越大,到后来竟成了巨人。”这奇矮的人终生病弱。医生叫他吸鸦片烟,以维持生命,历时二十年,他却有本领不增加每日吸食的剂量。他反对奴隶贸易。英国废止奴隶贸易制度,多半是他的功劳。
历史上最激励人的成功事迹,多半是身有缺陷境遇困难,但视之为生命的嘲弄,勇往直前不为之所困的人谱写的。挪威名小提琴家布尔有一次在巴黎举行演奏会,一曲未终,一根弦忽然断掉。他不动声色,继续用三根弦奏完全曲。这就是人生——一根弦折断,就用其余三根奏完全曲。
故老相传,苏格兰军队当年在西班牙与回教徒作战时,把故王布鲁斯的心抛在阵前,然后全军奋起抢夺,击败敌人。这就是前进的方法。掌握你的生命,高悬某种理想或希望,奋力以赴,使自己的生活能配合一个目标。有许多人庸庸碌碌,默默以终,这是因为他们认为人生自有天定,从没想到可以创造人生。事实是人生存在世上,那是天定;好好地利用自己的生活,使它朝着自己的计划和目标奋进,这样就成了人生。
这种坚定刻苦的人成功的原因最少有三个因素。第一是想象力。伟大的人生以憧憬开始,那就是自己要做什么或要成为什么的憧憬。南丁格尔的梦想是要做护士。爱迪生的理想是做发明家。这些人都为自己想象出明确的前途,把它作为目标,勇往前进。
以十九世纪的英国诗人济慈为例。他幼年就成为孤儿,一生贫乏,备受文艺批评家抨击,恋爱失败,身染痨病,26岁即去世。济慈一生虽然潦倒不堪,却不受环境的支配。他在少年时代读到斯宾塞的“仙后”之后,就肯定自己也注定要成为诗人。济慈一生致力于这个最大的目标,使他成为一位名垂不朽的诗人。他有一次说:“我想我死后可以跻身于英国诗人之列。”
你心目中要是高悬这样的远景,就会勇猛奋进。如果自己心里认定会失败,就永远不会成功。你自信能够成功,成功的可能性就大为增加。没有自信,没有目的,你就会俯仰由人,一事无成。
第二是常识。圆凿而方柄是绝对行不通的。事实上,许多人东试西试,最后才找到自己真正的方向。美国画家惠斯勒最初想作军人。后来因为他化学不及格,从军官学校退学。他说:“如果硅是一种气体,我应该已经是少将了。”司各特原想作诗人,但他的诗比不上拜伦,于是他就改写小说。要检讨自己,在想象你的目标时多用点心思,不要妄想。
第三是勇气。一个人真有性格,就有信心,就会有勇气。大音乐家华格纳遭受同时代人的批评攻击,但他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终于战胜世人。黄热病流传许多世纪,死的人无法计算。但是一小队医药人员相信可以征服它,在古巴埋头研究,终告胜利。达尔文在一个英国小园中工作20年,有时成功,有时失败,但他锲而不舍,因为他自信已经找到线索,结果终得成功。
目标、常识、勇气、即令是稍微运用,亦会产生很可观的结果。如果一个人一心想发财,他可能会遭受无情痛击;如果他一心想享乐,他可能会自讨苦吃。但是如果他所想的是有所建树,他就可以利用人生的一切机遇。
与人为善的老合
文汇读书周报
舒乙
文学界有几个很厉害的人,总是锋芒毕露,谁都敢批。胡风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
胡风先生在晚年说过一句话:“我没骂过老舍!”看来,这很难得。不论是对胡风,还是对老舍。
老舍在胡风危难之际帮过他的忙。胡风在武汉时是靠卖文、搞翻译、编《七月》杂志为生的。武汉撤退,杂志停刊,胡风一家老小的生活来源便成了问题。胡风曾向老舍求援,要求帮他找一件事做。老舍去求搬到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伍蠡甫教授,请他聘胡风到复旦大学去任教,教“创作论”和“日语精读”。当胡风经宜都、宜昌、万县抵达重庆的第二天,老舍便将聘书和时间表交给了胡风,救了他的家,使他得以在重庆立足。
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老舍任总务部主任,胡风任研究部主任,两个人合作得很好,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到五十年代初胡风受批判的时候,老舍常把胡风拉到家里来,劝说、开导他。1965年胡风被判刑,第二年实行监外执行,但必须到四川成都去落户。胡风大悲,在离京前写下了四封信,表示告别,这四位收信人是徐冰、乔冠华、陈家康和老舍。老舍可能是文艺界中唯一的收信人。足见他们之间友谊之笃厚。所有这些,大概就是那句“我没骂过老舍’的来由。
老舍营救过不少被国民党逮捕的进步文人。现在知道的有冯雪峰、骆宾基、丰村、魏孟克、方殷等人。
作家魏孟克和诗人方殷是1940年5月在重庆机场被特务逮捕的。幸亏送行的诗人藏云远没有暴露,马上赶回去向老舍报告。第二天,老舍到巴县中学求见冯玉祥将军,冯派参谋赵力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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