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文鉴赏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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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8月，有位朋友像许多人一样，由于忍受不住凌辱和虐待，自尽了。他的爱人咬着牙活了下来。“四人帮”倒台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温暖又回来了，其中包括解决牛郎织女问题。这时，一个调到甘肃边远地区的科技人员就托人同那位孀居的女同志搞对象。她生活很空虚，所以马到成功。登完记，甘肃那位立刻就积极着手解决“两地”问题。新婚燕尔，领导特别关心。于是，他真的调回来了。　
　　可是调京手续刚办完，另外一种手续就开始了：他正式提出离婚。　
　　男女结合确实有实际的一面，然而实际的性质各有不同。　
　　1944年比利时刚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时，我就由伦敦赶去采访。在布鲁塞尔街头，我遇到一位华侨——青田商人。他殷勤地要我去他家度复活节。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飘流在外的华侨生活多么艰苦，也认识到中国人民超凡的生存本领。除了青田石头，他们没有任何资本；语言又不通，竟然徒步由浙江而山东……经过西伯利亚，来到了西欧。他们那幢小楼住了三户青田人。从那位萍水相逢的主人的邻舍那里得知，他本来是个单身汉。一道从青田出来的另一对夫妇，男的前两年死了。没有二话，他就把大嫂接了过来，成为患难夫妻。　
　　最近住医院听到一个美谈：一位患癌症的妇女临终前嘱咐她丈夫说，两个孩子还很小，我死之后，你可向这里某某护士求婚。他马上制止她，不许胡言乱语。不久，她离开人世，而且他也察觉由于自己不擅料理家务，孩子果然大吃苦头。他记起已故妻子那段“胡言”，就冒昧地写信向那位护士求婚。回信说：“您夫人在病榻上早已一再向我恳求过了，她又对我保证您是位好脾气的丈夫。既承您不嫌弃，那么我就答应了。”　
　　5．标准我这个人向来不替人作媒。几年前我还住在一个门洞里时，有一天闯进一名青年，手持一张类似履历表的单子，要我帮他介绍对象。我一看，单子上除了姓名、籍贯、年龄之外，还有身高体重以及工资工种。说要个身量比他略矮的。紧接着他作了一个郑重声明：要全民制的，可不要集体制的，特别不要学徒工。他要对方也给他照样开这么个履历表。然后考虑“成熟”再见面，因为他工作实在忙，不愿意浪费时间。　
　　我对这位具有科学工作方法的青年说，你那履历表开的项目虽然不少，可还缺两个无形的而又很重要的项目。他赶紧问我是什么，我告诉他：性格和品质，而要把这两项考虑成熟，可非得浪费点时间不可。　
　　我顺手给他举了个例子。我有个学化学的同学，他找到一位同课目、同籍贯、身高体重什么的都中意的对象。见面后，双方彬彬有礼，在恋爱过程中，自然是甜甜蜜蜜。婚后他才发现夫人原来是火爆性子，一天他回到家中进午餐，饭是夫人做的。他坐下来尝了口汤，咂了咂舌头说：“今儿这汤咸了点儿吧？”哎呀，转瞬之间，那碗汤垮喳就扣在他头上了。　
　　在男女感情上，“品质”首先指的应是真诚。一对打得火热的情侣，只因为男方所预定的住房出了变故，女方立刻就变了卦，固然可以说是缺乏真诚；但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大风大浪中，而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岁月里，这种不测风云是随时可以光临的。我的熟人中间，至少有4位女同志在丈夫遇到风浪时，立刻就丢下亲生的娃娃，离了婚，另外找了响当当的人物。“立场鲜明”是幌子，“自我保存”是实质，这里不仅包含安危，也包含荣辱得失。当然，那时下去劳动锻炼倘若能像判徒刑那样说个期限，不少婚姻还是可以保全下来的。　
　　《暴风雨》一剧里，普洛士皮罗就先让那不勒斯王子弗丁南干了一堆苦活儿，来考验他的爱情是否真实。《威尼斯商人》中的女律师鲍细霞在胜讼之后，也用戒指考验了一下丈夫。看来莎翁在男女结合这个问题上，也是很重视坚贞的。有句西谚说：“甲板上的爱情以下一个港口为终点。”这是告诫人们说，在特定的孤寂生活中产生的“感情”很不可靠。我在一条法国邮船上确实就看到一个前往魁北克举行婚礼的新娘子，在航程中还玩弄着感情游戏。我真替她那位新郎捏把汗。另一方面，美满婚姻往往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拿着履历表有意识地去寻找，不一定会逢上知己；偶然遇上的，倒也有可能情投意合。　
　　30年代在一篇书评里，我曾不揣冒昧地为男女结合开过一个公式：主观的爱慕（感情的）60％客观的适合性（理智的）40％文中还有这么一段：“没有那不可言说的爱情，两颗心根本无法亲近；但若缺乏客观的适合，亲近后，爱情仍无从滋长。”接着，我讥笑了西洋过去盛行过的求婚制。“在一个明媚的春天，男的咕咚跪了下来，死命哀求，直到那位本来心软的女方点了头。然后，趁势把有预定意义的亮晃晃的戒指套在女方明文规定的手指上。讨来的爱情不比讨来的残汤剩饭可靠，因为爱情会飞——如果你管不住。”　　
种种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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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思——台湾席慕蓉散文赏析
席慕蓉
　　作为一个小市民有种种令人生气的事——但幸亏还有种种可爱，让人忍不住的高兴。　
　　中华路有一家卖蜜豆冰的——蜜豆冰原来是属于台中的东西，但不知什么时候台北也都有了——门前有一幅对联，对联的字写得普普通通，内容更谈不上工整，却是情婉意贴，令人劝容，上句是“我们是来自纯朴的小乡村”下句是“要做大台北无名的耕耘者”。　
　　店名就叫“无名蜜豆冰”。　
　　台北的可爱就在各行各业间平起平坐的大气象。　
　　永康街有一家卖面的，门面比摊子大，比店小，常在门口换广告词，冬天是“100℃的牛肉面”。　
　　春天换上“每天一碗牛肉面，力拔山河气盖世。”　
　　这比“日进斗金”好多了，我每看一次简直就对白话文学多生出一份信心。　
　　好几年前，我想找一个洗衣兼打扫的半工。介绍人找了一位洗衣妇来。“反正你洗完了我家也是去洗别人家的，何不洗完了就替我打扫一下，我会多算钱的。”　
　　她小声地咕哝了一阵，介绍人郑重宣布：“她说她不扫地，因为她的兴趣只在洗衣服。”　
　　我起先几乎大笑，但接着不由一凛：原来洗衣服也可以是一个人认真的“兴趣”。　
　　原来即使是在“洗衣”和“扫地”之间，人也要有其一本正经的抉择——有抉择才有自主的尊严。　
　　隔巷有位老太太，祭祀很诚，逢年过节总要上供。有一天，我经过她设在门口的供桌，大吃一惊，原来上供的主菜竟是洋芋沙拉，另外居然还有罐头。　
　　后来想倒也发觉她的可爱，活人既然可以吃沙拉和罐头，让祖宗或神仙换换口味有何不可？她的没有章法的供菜倒是有其文化交流的意义了。　
　　从前，在中华路平交道口，总是有个北方人在那里卖大饼，我从来没有见过那种大饼整个一块到底有多大，但从边缘的弧度看来直径总超过二尺。　
　　我并不太买那种饼，但每过几个月我总不放心地要去看一眼，我怕吃那种饼的人愈来愈少，卖饼的人会改行。我这人就是“不放心”。　
　　那种硬硬厚厚的大饼对我而言差不多是有生命的，北方黄土高原上的生命，我不忍看它在中华路慢慢绝种。　
　　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忽然满街都在卖那种大饼，我安心了，真可爱，真好，有一种东西暂时不会绝种了！华西街是一条好玩的街，儿子对毒蛇发生强烈兴趣的那一阵子我们常去。我们站在毒蛇店门口，一家一家地去看那些百步蛇、眼镜蛇、雨伞节……“那条蛇毒不毒？”我指着一条又粗又大的问店员。　
　　“不被咬到就不毒！”没料到是这样一句回话，我为之暗自感叹不已。其实，世事皆可作如是观。有浪，但船没沉，何妨视作无浪；有陷阱，但人未失足，何妨视作坦途。　
　　我常常想起那家蛇店。　
　　在一家最大规模的公立医院里，看到一个牌子，忍不住笑了起来，那牌子上这样写着：“禁止停车，违者放气。”　
　　我说不出地喜欢它！老派的公家机关，总不免摆一下衙门脸，尽量在口气上过官瘾，碰到这种情形，不免要说“：违者送警”或“违者法办”。　
　　美国人比较干脆；只简单单的两个大字“No”。　
　　但口气一简单就不免显得太硬。　
　　还是“违者放气”好，不凶霸不懦弱，一点不涉于官方口吻，而且憨直可爱，简直有点孩子气的作风——而且想来这办法绝对有效。　　
珠玑集（外一篇）
董桥
一钱钟书先生的散文注重创造一些可以成为quotable警句：“矛盾是智慧的代价。这是人生对于人生观开的玩笑”；“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有许多文人，到四十左右，忽然挑上救世的担子，对于眼前的一切人事，无不加以咒骂纠正”；“有一种人的理财学不过是借债不还，所以有一种人的道学，只是教训旁人，并非自己有什么道德”；“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它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娱乐。假如我们不能怀挟偏见，随时随地必须得客观公平、正经严肃，那就像造屋只有客厅，没有卧室，又好比在浴室里照镜子还得做出摄影机头前的姿态”；“情妇虽然要新的才有趣，朋友还让旧的好”。二钱先生闳识孤怀，标一义，创一例，下笔放眼，灿灿然若有古今中外人之在我面前。加上那些字字珠玑的警句，什么深奥的道理一经他点拨，立即悟解。《随园诗话》说：“诗得一字之师，如红炉点雪，乐不可言。”钱先生的大笔正是红炉上的一点雪，立刻融化，读来痛快！他对自己说过的一些很妙的话，似乎相当得意，在不同情况下加以引用。《〈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序》里有一段说：“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我自知意志软弱，经受不起这种创造性记忆的诱惑，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了。”这篇序文是1982年8月写的。其实，早在1981年4月6日《答某记者问》的记录里，钱先生已经提出过这个论点了。记者当时建议钱先生还可以写一部回忆录，钱先生回答说：“回忆，是最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这是心理功能和我们恶作剧，只有尽量不给它捉弄人的机会。　
　　你以为怎样？反正文学史考据家不愁没有题目和资料，咱们也没有义务巴巴地向他们送货上门。”三语言文字是大家有权共用的工具，钱先生说那是比苏维埃实行共产主义还要早”“的共产。文字就那么一堆，看谁有本事将之堆砌成有深度的句子，集句成章。钱先生散文字字有脑，而且新鲜，魅力无穷，那正是《随园诗话》说的“诗贵翻案”了。钱先生熟读《随园诗话》，文章里引了不少，《论俗气》里引的一句是：“人但知满口公卿之人俗，而不知满口不趋公卿之人更俗！”袁枚说：“神仙，义称也；而昔人云：‘丈夫生命薄，不幸作神仙’。杨花，飘荡物也；而昔人云：‘我比杨花更飘荡，杨花只有一春忙’。”写文章最难是引述各家的话来撑起自家论点，处理失当，必成獭祭，酸气逼人。钱先生进出人家厅堂总是潇潇洒洒的，沏茶聊天都带“家常体”（familiar论补白报纸杂志上偶然会有空白的地方，需要用一些文字补填上去，美化一番，这就成了补白。补白有时是摘一句英雄高僧的话，有时是抄一段文豪名家的句子，甚至一首小诗一则笑话，也未尝不可以剪来做补白。有的补得很雅，有的补得很俗；有的读起来使人想到立正敬礼，有的读起来比大文章还要耐人寻味。总之，这是一种艺术，一种学问，就像壁上挂的字画，架子上摆的小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