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文鉴赏文库
总觉得不顺心。
最近,我们开始懒得吵架,也就懒得说话,回到家各人做各人的事,像两个陌生人。我不明白,当初的爱情,当初他对我的吸引都到哪去了?……”我首先劝她重温一下当初相爱的情景:怎么会爱起来的?爱他什么?又以什么方式去爱?而这样的重温,使我的朋友比较理智、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当初偶尔遇见他一见钟情地感到他的形象、气质很符合她想象中的“他”,便情不自禁地爱起来,还把内心的理想点燃了,使爱的火焰越烧越旺……所以,有人很尖刻地指出:人的热恋时往往愚蠢。我的理解是,相恋中的人完全感情化了,理智变得毫无作用,没有头脑,没有眼光。当然,不会有冷静的分析和客观的审视。而爱情一旦套进婚姻的契约之中,人与人建立了关系,开始了日常生活,那么理想的“他”,很自然的又回到你心里,你天天面对的、朝夕相处的是那个实实在在的他,你会发现,他并不完美,也不完全理想。于是,你的热情不知不觉地减退了;于是,爱情就犹如完成了某种使命一样地悄悄撤离了。而好的婚姻,将会以感情、亲情代替热恋时的爱情。婚姻之所以能维持很好,很重要的一点,要具备一种善于调整你对对方的想象和期望的能力。
正是这种能力,才会使你心中的爱不枯竭。
但是,真要做到爱与被爱的不中断、不枯竭谈何容易!人,最难把握的恰恰是自己,是自己的感情。因而说来说去,爱情似乎仍是个谜!
把一切交给时间
海外星云
储子
如果不经历那件事,我不会知道“时间”不单是抚平伤口的安慰剂,也是是非曲直的检验师。
三年多前,我在一家民营电台任职,台内有位同仁剽窃友台的节目,从访问到主述,全部完整播出,且该节目还获“新闻局”每集6000元的委制经费。我写了一封检举信到“新闻局”。没想到“新闻局”竟然把信寄回公司。接着电台老板带着那位被检举人,亲往“新闻局”解释。
可想而知,老板脸上无光之余,要炒鱿鱼。幸得爱护我的长官保荐,方得苟延残喘下去。
被打成“黑五类”的日子不好过。与“被害者”有私谊的同业一见到我就满脸不屑——“告密者”,我的脸上写了这三个字。而同事们也在我的身后议论纷纷。
只因为一封我自认为动机单纯的信,使我的人格、私德全部打了个大叉。
我真的错了吗?难道不必付出、坐等收获者,可以永远捡便宜?现实社会难道没有公平正义?在那最无助的时刻,支持我的是知我甚深的几个姐妹。大家在数落了我这傻大姐的糊涂作为后,仍以无比的同情及爱心做我的后盾,让我在晦暗的工作阴霾下,仍得以看见丝丝亮丽的阳光。
而我,既然检举别人的作弊,自己更要行事端正才行。于是我加倍努力跑新闻,上山下海,勇往直前,不敢有丝毫怠惰。大约一年后,当初向着“被害者”而对我不齿的同仁报我以亲切的笑容,也不吝于与我交换新闻了。
令我欣慰的是,他们都承认我当初的看法没错。那位被检举者待人接物的势利现实,一如阳光下的融雪,终至底层裸露,让人看清楚。那一天,我好高兴,原来真理只需等待时间的试炼而已。
后来,奇迹发生,我入围了金钟奖的新闻采访奖。对南部小电台来说,这是极大的荣耀。入围名单揭晓,当初保荐我留下的长官立刻跑到教堂谢恩,而我则快乐地流下了辛酸的眼泪。
这样的际遇也许算不得东山再起,但是从人格被否定、到怀疑是非公理何在、以至兢兢业业的日子,最后终见到友谊的双手与成功的果实,心路历程颇为辛酸。
回首前尘,时间真是个神奇的魔术师,经它过滤,没有人可以伪装而不被发现。任何对错、是非,一一接受考验——我那鲁莽却真实的检举信即是如此。
如果,你正逢生命难关,别泄气,时间会帮你抚平伤痛的。□
白领箴言
中国之友
阿忆博士
策划人语:近年来,人才流动的限制变得宽松,人们对“跳槽”的传统偏见消失了,各级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增多了,这说明时代给我们这代人寻找理想职业的机会是丰富的。但另一方面国家劳动部的统计又告诉我们,中国仅企业界富余人员就有2000万人,而农村富余劳动力高达1。5亿。在一个同时充满选择机会和激烈竞争的时代,你将如何设计人生?在自我设计的时代里谢韬(1963年生于北京。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85年毕业留校任团委政研室主任。1987年后历任美国普华会计公司北京办事处会计经理、香港迪生集团北方总经理。现任普华(新加坡)公司中国部经理):中国处在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
这里不像美国,30多岁的时候你已知道50岁是什么样子,而且要考虑自己的养老保险金了。在中国,如果我问你:“你的明天会是怎样?”你根本无法回答,因为我们的选择太多了。是出国还是继续留在国内,是在试验室里从事科学研究还是投入商潮,是在国有企业享用安稳还是跳槽去合资公司,这些选择使人眼花缭乱。这是中国经济比美国更为活跃的地方,而在这种蓬勃的局面中,每一个人下一步该如何走,明天要选择什么样的职业,便成了重大的人生课题。
在社会剧变中,中国出现了更多前所未有的新职业,出现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我们毕业的那个时代,大多数人要靠给机关或者企业打工开始起步,然后再慢慢寻找更好的位置。而现在的许多学生却是,一出校门,便做老板。时代交给今天的人们更多的幸运,我们的确不该错过。如果你在这些机会面前犹豫徘徊,觉得自己没有自信去参加应聘,那么我想给你一个忠告:你缺乏的素质,别人也缺乏。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30岁之前误了许多时间。我在香港进修会计课程时,常听人说:“35岁退休。”在那里,青年人赚到足够的钱后,便开始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情。
西而自卑。
不要完全相信招聘启事上对于性别、年龄、学历和工作经验的限制,当你有了一门特别拿手的本领,招聘单位一定会放宽标准。
要很好地准备自己,不要责备自己行动晚了。我常拿股票交易作比喻,因为你入市早晚并不重要,关键是在炒股之前你是否具备了证券知识,是否对股市有了深刻的了解。有了这些,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赚到钱,不在乎早晚。
不要怠慢现在正在做的工作,不管你将来是不是要调离。如果你是会计,不要只是天天例行公事地翻看帐本,要做个有心人,多想一些问题。这样做3年,我敢保证你会和别人做3年大不一样。当你厌倦了这个工作想跳槽时,你会发现,你比别人更有功力。
一个人在20岁出头的时候,很难判断哪个职业更适合自己,但是不必焦急,你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选择一个目前自己喜欢的行业,不妨先做起来试试。30岁以前的工作好还是不好,不该考虑钱的问题,它的标准只有一个:是不是能学到许多东西。
最终你所找到的理想职业,它的收入多少、工作环境如何、社会地位怎样,这些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找到最适合自己性格的职业,你干这行时会感到开心,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不断寻求新的工作,正是为了找到这样一个位置。既然时代给了我们自我设计的自由,我是不会辜负它的。
策划人语:许多契机编织在你的人生剧本之中,这个剧本好坏取决于你心中怀有的信念。人们在机会面前的表现各不相同,有的人丢掉它,走进滑铁卢,有的人却能在山重水复之后看到柳暗花明。如何等待机遇,如何从困境中走出来,这个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说,比任何主题都更有意义。
再坚持一下朱思旭(1963年生于广东。1983年考入北大中文系,1987年毕业后进入广东白云山制药厂。1990年任广东白云山集团驻京办事处主任,1994年后升任白云山集团华北及华东地区总管):我在广东一个极其偏远的山区长大。当地有一句土语,叫做“老蔗头”,意思是甘蔗每年都要被人砍一次,砍光以后遇到春雨,它又会生出新苗,长成甘蔗,然后又被人砍掉,但只要有雨,第二年它又能长出新苗。我这个人在童年少年时代,就像“老蔗头”一样,历经劫难却又顽韧不息。
那个地方就业机会极少,如果不通过读书走出来的话,便永远不会有出息。当地人十分保守,所以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恋着一个女孩子,为了得到这个人,我只能去上大学,提高自己的地位。(很遗憾,她最终也没能成为我的太太。)在当地,能不能考上大学是喝粥与吃饭的分水岭。如果考不上大学,只能蹲在家里喝粥,考上了便有米饭吃。为了这个低级的目标,我暗暗发奋。那里的教育水平极低,我无法指望老师的帮助,只能自己苦苦地准备,前前后后足足考了四次,才进入北大。
在北大读书时我是自卑的,原因有生理上的,也有心理上的。
在当时极不自信的情况下,我把身体上一个小小的缺陷,看得万分严重。我家乡医疗条件很差,由于母体奶水的问题,我的眼睛生出许多眼屎,家里没有钱治,过了一年我的双眼变得一只略大、一只略小,从此以后怕见生人。心理自卑是因为自己来自山区,到了大城市有一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自认为知识面、言谈举止、衣着方面都不能与城市学生相比。那时,我很孤独,又不具备与城市女生交朋友的资格。那种自卑是深深刻在心上的。再加上有一年的英语考试不及格,心里更加难过。我曾找到一条铁轨,试图自杀。
后来我看了秦汉主演的一部电影,叫《汪洋中的一条船》。主人公腿断之后却很坚强地熬过来了。这是我从强烈的自卑到积极进取的一个转折点。再后来,我看了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它使我从艰苦的逆境中奔着一点光明走过去。
此后,每当我遇到困难,我便对自己重复那句名言:“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之中。”
我毕业后去了白云山制药厂。刚到任时工厂分给我的工作是在宣传科写黑板报,这对4年正规的中文培训来说,是一种亵渎。每逢节庆日,我还要亲自扛着大旗搞庆祝才摆脱了苦境,却又进入了新的苦境,内心十分悲痛,曾几次想调动。但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忍下来,并且积极地做好每一项不起眼的工作。不想,这反而使我得到了一步步提升,终于成了一名高级职员。
回首往事,假如当时我真的自杀了,或是吃不下一时的苦而离开了白云山,那我的今天便不存在了。这使我想到,一定要对自己怀有一个希望,特别是那些真正的苦孩子,希望就是一切。
策划人语:在刚刚走出校园大门、真正靠近大众的社区时,你是不是触到一种坚厚的隔膜?你找到了打破这种隔膜的办法了吗?你是否在学校里便意识到学习与社会实践需要交融、相互助长?而在工作中,你感到知识不足时又会怎样?推倒隔墙谭军(1964年生于黑龙江。1981年考入北大中文系,1985年毕业留校任团委宣传部部长并兼读国际政治系硕士学位。1989年辞职后辗转数家企事业单位,3年后领办奥地利亚奥文化发展公司并任授权董事长兼总经理。1995年后出任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开发集团总公司副总裁):人们常说,影视作品是一种遗憾的艺术,制作完之后再也无法改变,其实人生也是如此。
回首大学时代,我时常感到遗憾:一是荒废了许多时间,无可挽回;二是与社会的联系不够充分,那时太容易满足于校园生活了。
不过好在北大9年生活,我一直在团委工作,相比之下,与社会接触更多一些,这使我闯出校门、投入商海的时候,能够较为轻松地找到校园文化和社会现状之间的平衡点。
我很幸运有这么一段漫长的经历——带着读书人的头脑,频频瞥到纷杂的校外世界。这使我坚信一个道理,就是:做一件事,完全围绕这件事本身去做,未必能取得最佳效果。过去人们常说“如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做诗如此,读书也是如此。如果上大学期间作好融入社会的准备,那么机遇就会偏爱我们,现实也更容易接纳我们。
教育实际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性教育,一类是生活教育,而我们中国的教育过于强调前者。当然,技能知识是建功立业和国家中兴的根本,但学生仅仅掌握技术是不够的。成功的人往往是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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