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文鉴赏文库
将自己隐藏在脂粉和油彩的后面?
见一位化过妆的女友洗面,红的水黑的水蜿蜒而下,仿佛洪水冲刷过水土流失的山峦。那个真实的她,像在蛋壳里窒息得过久的鸡雏,渐渐苏醒过来。我觉得这个眉目清晰的女人,才是我真正的朋友。片刻前被颜色包裹的那个形象,是一个虚伪的陌生人。
脸,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证件。我的父母凭着它辨认出一脉血缘的延续;我的丈夫,凭着它在茫茫人海中将我找寻;我的儿子,凭着它第一次铭记住了自己的母亲……每张脸,都是一本生命的图谱。连脸都不愿公开的人,便像捏着一份涂改过的证件,有了太多的秘密。所有的秘密都是有重量的。背着化过妆的脸走路的女人,便多了劳累,多了忧虑。
化妆可以使人年轻,无数广告喋喋不休地告诫我们。我认识的一位女郎,盛妆出行,艳丽得如同一组霓虹灯。一次半夜里我为她传一个电话,门开的一瞬间,我惊愕不止。惨亮的灯光下,她枯黄憔悴如同一册古老的线装书。“我不能不化妆。
“她后来告诉我。“化妆如同吸烟,是有瘾的,我已经没有勇气面对不化妆的我。
化妆最先是为了欺人,之后就成了自欺。我真羡慕你啊!”从此我对她充满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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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会衰老。我镇定地注视着我的年纪,犹如眺望远方一幅渐渐逼近的白帆。为什么要掩饰这个现实呢?掩饰不单是徒劳,首先是一种软弱。自信并不与年龄成反比,就像自信并不与美丽成正比,勇气不是储存在脸庞里,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化妆品不过是一些高分子的化合物、一些水果的汁液和一些动物的油脂,它们同人类的自信与果敢实在是不相干的东西。犹如大厦需要钢筋铁骨来支撑,而决非几根华而不实的竹竿。
常常觉得化了妆的女人犯了买椟还珠的错误。请看我的眼睛!浓墨勾勒的眼线在说。但栅栏似的假睫毛圈住的眼波,却暗淡犹疑。请注意我的口唇!樱桃红的唇膏在呼吁。但轮廓鲜明的唇内吐出的话语,却肤浅苍白……化妆以醒目的色彩强调以至强迫人们注意的部位,却往往是最软弱的所在。
磨砺内心比油饰外表要难得多,犹如水晶与玻璃的区别。
不拥有美丽的女人,并非也不拥有自信。美丽是一种天赋,自信却像树苗一样,可以播种可以培植可以蔚然成林可以直到地老天荒。
我相信不化妆的微笑更纯洁而美好,我相信不化妆的目光更坦率而直诚,我相信不化妆的女人更有勇气直面人生。
候若不是为了工作,假若不是出于礼仪,我这一生,将永不化妆。
岁兄
中华散文
黎晗
冬天这个行客,在我们家乡,“客”的味道是很浓的。以时程来算,匆匆而过,冷的光景只有那么个把月多;倘若说起心情,冬在我们家乡,实在是不能叫人心满意足的了。
养花的人家,秋菊在中秋过后一阵子就开,要一口气开到冬至。到了冬至,才有那么一点冷的迹象。秋菊谢了,花们要歇一歇。新岁一来,春花就纷纷攒足了劲,呼啦啦开满了院里墙外,将一个活泼烂漫的新春衬了出来。
冬至实际上马上就挨着春,挨着岁的那派崭崭新新的气象了。冬至节和岁之间,只家长,到冬至,就开始揣了一个贺岁的计划。老人端把椅子,墙根底下坐了,晒着暖暖的日头,对阳光里奔来奔去的孩子说:“不吵架了,冬至到了。冬至是岁兄,大家伙儿要和气,和和气气招岁呢。”
我很小的时候,就听祖母这么亲切唤过冬至。岁兄,岁的哥哥呢。冬日的阳光不远不近地耀着;村里村外,屋顶檐下,只蒙了那么一层毛茸茸的冷意;果真就有“哥哥”一样温和、亲切,又略带严厉的暖晴。
天气既是这般的温和,人们手中的事自然也一样素朴祥宁了起来。
冬至照例是要吃汤圆的。
要做汤圆吃的。知道了以后,就要问,冬至为啥要做汤圆吃呢?问过大人和书本,都回答不出来。冬至节是个奇怪的节,不像其他端午、中秋、春节,都有它们明确的理由。在我们家乡,冬至倒有个不小的缘由——冬至节,我们家乡要祭祖。
我们家乡的祭祖活动并不像其他地方,一提起“祭”,一提起“祖”,就鬼气森森的。由于祭祖,远远近近的家人聚了起来。一家人,大人小孩,围了一个大大的竹筐,各自伸了一双手出去,持续不断地搓了一粒粒圆圆的白汤圆下来。那大竹筐是平日里用来晒谷晒豆的,圆圆的,帮浅,色红,一粒粒白汤圆搓下来,红底红帮衬着,自然是一番可爱景色。
搓汤圆的时候,大人们会不断告诫小孩子,别把汤圆搓到筐外去,掉一粒在地上,明年冬至的那几天,脸上会长出白晕来。这其实是哄小孩子的。有一年,我故意搓了3粒汤圆掉地上去,到第二年冬至,脸上却真的隐隐有了3圈白晕。此后自然就乖乖地颗粒归筐了。
关于搓汤圆,家乡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笑话。说是有个傻媳妇,婆婆冬至那晚病了,让傻媳妇一个人搓汤圆(不知傻媳妇的丈夫和孩子哪去了。——笑话常常是很简洁的)。傻媳妇不懂汤圆怎么搓,去问婆婆。婆婆病得不舒服,就说,你怎么这么傻,你看人家怎么搓你就怎么搓吧。我们家乡,“人家”和“人”是同一种说法。结果,傻媳妇辛苦了一个晚上,搓出了许多个栩栩如生的人儿来。到天亮,婆婆说,媳妇啊,我饿了,你下些汤圆给我吃吧。傻媳妇就抓了两个“汤圆人”,煮了端给婆婆。婆婆看到“汤圆人”,气得不行,叹一口气,你怎么这么傻呢?我说的是别人怎么搓你就跟着怎么搓——你耳朵哪去了?傻媳妇怯怯地说,耳朵?耳朵刚才舀上来时,被铜瓢铲去了!——家人围着搓汤圆,听着这样的笑话,完全忘记了祭祖本有的那种肃穆和悲伤。
只是到汤圆搓完,整整齐齐排在大竹筐里,老人,大都是祖母,才拿两株带根的青葱、两块老姜、两个红桔子,拦腰圈了红纸,放在竹筐上端,以示祭祖或兆祥。——“岁兄”的氛围更浓了。
第二天,有些冷意的晨曦里,一人一碗汤圆,或蹲或站,在院子里吃得满头热气时,老人会说,拿调羹舀汤圆吃,一调羹两个,吃到头,会是双数。孩子们早就盼着山上祭墓的种种乐趣,三口两口吃个碗底朝天,哪里耐性一双一双乖乖地吃。
大人知道是笑趣,自然也不会那么认真去细吃。可有一年,我和姐姐那样试过,一双一双地吃,吃到碗底,却果真是双数。也许是碰巧吧,然而却实在有趣。
吃罢汤圆,真正的祭事才算开始。家乡有山有水,祖先的灵柩葬在青青绿绿的山上。冬至节那天,村人就一家一担供品,纷纷拥了山上去。那红色的篮担里,照例有汤圆、有酒、有鞭炮。
祭祖的实质工作是扫墓。一年下来,祖先那墓四周上长了高高瘦瘦的丛草杂木。祖先们寂寞了一年,终于盼来了子孙后代。草除掉了,落叶扫开了,一个个坟茔现了出来。“渭庄黄玉叶之墓”“沁后蔡金坤之墓”,各自的门派立了出来。女人们摆上供品,说上一些祷语;男人们将墓四周除下的杂草落叶拢到一起,一把火点了,青烟一股闷闷地冒了出来。只有这个时候,怀念先人的情绪才隐隐地漫上心头。男人们或者抽烟,或者用带上山来的红漆去描墓碑上的字;女人们袖着手,看那碑前青烟袅袅升腾;小孩们这光景也静了下来,听父母说说祖先创业的艰辛和光荣,怎么做人,如何处世。风在林间走,日头在远天,杂草落叶里的烟气升到了很高很高的林梢。
——然而,这样静穆的时刻是很短的。很快,别人家祭事完毕的鞭炮声响了。
于是这一家的鞭炮声也跟着响了。满山的鞭炮声,满山的青烟,满山的村人。
暖暖的冬阳洒满了一座山。
男人们端了碑前供的酒菜,就在墓围上圪蹴着,和隔壁人家的男人相互递烟,碰杯,话着贺岁的计划。山风刮过林间,松涛阵阵,男人的脸渐渐红了起来。女人们隔着几棵树几丛草,彼此招呼着,说农事,说家务,说孩子。拿手去拢孩子的头,拢了个空——孩子们早就蹦达到哪个山旮旯里去了。山腰里有的是一汪一汪的山潭。到冬天,山虾们呆呆的,趴在水里鹅卵石上一动不动;孩子们的手罩住了它们的身子,才懂得跑——早已入了孩子清早带上山来的小瓶子里去了。也有的孩子,识了几个字,拿父亲描墓碑的笔和漆,在那些大树身上乱画。“黄小毛和菊子”,黄小毛和菊子干嘛呢,写不下去了。黄小毛的父亲和菊子的父亲看到了,彼此笑一笑,怎么样,做个亲家吧?又笑一笑,看一看那些坟茔,想想自己小时候在树上画字的情景,轻轻叹一口气,这光阴过得也真快呀!青烟渐渐渐渐飘散了,鞭炮声渐渐渐渐稀落了。女人们满山唤孩子:“小毛,回家啦!菊子,下山啦!”小毛从草丛里钻出来,头上戴了一顶野草编的绿草帽;菊子悄悄站在了母亲身后,两腮上多了一层山腮脂抹的红晕。
一家人下山了。女人肩上担里多了孩子脱下的毛衣;男人们的步子有些晃;男孩儿手里持了一支山芦苇,驾驾驾,想象出一匹马奔了下去;而小女孩光光的双眸,不知照哪个山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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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遥地,就望到了自己的家,家门前的那株叶子红红的石榴树。树下站了老人,袖着手,驼了腰,站在一片暖暖的阳光里。□
他也有过辉煌
《文化周报》
雨东
他木讷,寡言。作为他的儿子,将近半个世纪的生涯里,我从未听他一连讲五分钟的话。平时,偶或冒出一两句,也纯属就事论事,而且必定有一句是“妈的×”,外人听了,以为他是骂人,其实不是,那是他的发言前奏,累计起来,这类“前奏”要占他全部语言的三分之一以上。
本来话就不多,加上夹杂这类不中听的口头禅,因此与人交谈很不顺畅。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极少与人交往,几乎没有朋友。退休之后,寓居合肥有十多年了,除了原单位曾两次派人登门慰问,再也没有人来看过他。
母亲去世后,他更加孤独了。我和妻子反复设法让他和我们同住,几次努力,均告失败。他早年在长江航道部门看信号灯,工作地点不是荒郊,就是水上,长期只身独处,习惯了。人多的场合,他嫌烦,别人交谈,他无法参与,也懒得插话,渐渐地,觉得还是一个人自在。他独居一处,一日三餐,自食其力,从不与邻居交往,全部乐趣在于一台12寸黑白电视机,只要荧光屏上有图像,不论内容,他都看。近几年来,耳朵和眼睛都不好使,他终日佝偻着腰,紧紧贴着电视机,直到电视台道“再见”。
夏日炎热,他时常独自坐在机关门口纳凉,默默地,一连坐上好几个小时。人们在他的身边走进走出,没有谁同他打招呼,可他也从不与别人打招呼。
其实,父亲也有过辉煌。据我所知,至少有两件事称得上辉煌。一次是我听说的,一次是我亲眼见到的。
我读大学时,有年放暑假回到安庆,航道部门的领导找到我,要我替父亲写一篇“活学活用”的材料,并给我讲了一件事。原来,父亲所在的船只疏浚航道时,曾在马当水域发现一颗水雷。水雷吊出水面后,需安放在一只舢板里,然后运到陆地上销毁。水雷是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在水下安睡多年,起吊或搬运,磕磕碰碰,一旦惊醒,后果不堪。谁去驾驶舢板?没有人吭声。一声“妈的×”,打破了良久的沉默,“我年岁大了,我去!”他不慌不忙地卸吊,安置,驾驶,搬运,直至水雷安全着陆。“你父亲真了不起,我们都替他捏一把汗,可他一点也不害怕,从容操作,非常娴熟。”那位领导人激动地说,他还给我看了一幅照片,那水雷圆圆的,黑乎乎的,体积比人还大。事后,我问父亲,当时你怎么想?“妈的×,总得有人上。”此外,再也无话。单凭这么一句,叫我如何写“活学活用”?即便我发挥想象写了。我想,他也未必肯上台讲。
“文革”期间,社会上发生武斗,我“逍遥”到南京,其时适值父亲的船泊在南京修理,我便住在他们船上,每天以游泳为乐。一次,我从甲板上跃入江里,另一位船员也跃入江里。那船员的姓名我忘了,只记得他很胖,入水好大一会,还不见他出水。起先,我还以为他有意潜水,不由暗暗惊羡他的水性。可是,时间越来越长,我疑惑了。这时,只闻“扑通”一声,一个人影从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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