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明传烽录

，急问道：“怎么回事？”钱先生笑道：“家主知道桓大人家中乏人使用，是以叫小人前来听候使唤，连同这五男五女，”说着伸手指指身后，道：“都是家主平日得意的仆佣，一并送与大人。”桓震忙摇头道：“不敢当，不敢当。烦劳你带这几位尊仆回去，上复温大人，就说下官安于贫贱，不消这许多人服侍。”他推言过惯了穷日子，其实却是不敢要温家的人。谁知道这是不是温体仁在自己身边安插下的探子？
　　钱先生面露难色，道：“桓大人万勿如此！小人临出门之时，家主已经将我等的聘书、身契尽数焚毁，现下就是回去，也不是温家之人了，若是桓大人不肯收留我等，那小人只好去三清观卖字糊口，这些人也只好逃荒要饭去了。”桓震哭笑不得，心想一味推脱过甚反而引得温体仁疑心，那就更加不妙。不如索性留下他们，至多以后处处小心，多在衙门，少回自家，也就是了。问那钱先生大名，却原来叫做延开。桓震念了两遍，蓦然想到钱延开岂不就是见钱眼开么？忍不住会心一笑。钱延开不知他笑些甚么，也陪着干笑了几声。除钱延开之外，温体仁送来的还有五个仆人，五个丫头。好在刚换了大宅子，给他们住下的地方还是有的。桓震赶着出去，便叫老齐带他们去偏院安顿，自己牵马便走。经过一人身边时候，只觉那人目不转瞬地望着他，不由得回头迎着他目光瞧去，这一瞧不打紧，桓震心里便是一动：此人似曾相识！可是一时之间，却又想不起是在何处见过。他策马缓行，想来想去始终想不出来，难道是去温家的时候曾经撞面？
　　他先去会沈廷扬，跟着两人一起往南堂去见徐光启。这日是礼拜之期，徐光启必去南堂，桓震也觉去那里相谈要好过直接登门拜访，是以昨日便叫人知会过龙华民，拜托他借个地方。到了南堂，龙华民已经做罢弥撒，见桓、沈两人来到，指指偏厢道：“徐老大人已经在那里等候，我来带各位去。”桓震一笑致谢，由得他带着两人进了一间静室。龙华民走到门口，便退了回去。
　　出乎他意料之外，静室之中除了徐光启之外，还有另外一人，便是文森特&#8226；桑迪亚那。桓震还没来得及同徐光启招呼，文森特已经飞奔上来，一把抱住桓震，大叫道：“桓，你是好人，你是好人！过去是我错了，真正对不住！”桓震给他的熊抱箍得透不过气，拼命挣脱开来，抚着胸口道：“你说甚么？”徐光启笑道：“百里莫要意外，这其中还有一段故事，待老夫细细道来。”文森特摇手道：“徐，不要，我要自己告诉桓，我对不起他。”说着便拉桓震坐下，口沫横飞地说将起来。
　　桓震愈听愈是心惊，愈听愈是恐惧，心中的一个疑团也愈来愈大。原来当日文森特与自己初次相逢，说是在海上遇了海盗，那海盗便是郑芝龙的船队。带文森特出海的老船长，往来中国航线也有二十几年了，从来没见过如此利害的船队，不过几炮，便打漏了他们旗舰的船板，跟着整个船队都给俘虏过去。文森特侥幸跳海逃脱，发誓查明海盗底细，替恩人报仇。他四处浪荡，人家瞧他容貌奇特，不来欺负已经是好的，哪里还肯透露消息给他？直到遇见李经纬，得他收做随从，一直一无所获。
　　李经纬听他描述，便一口咬定那海盗定是郑芝龙，更告诉他郑芝龙不过是无知盗匪，真正的幕后主谋乃是桓震，而郑芝龙用来打死老船长的火炮也是桓震所供，所以他要报仇该当去找桓震这个正主儿。文森特听了他的话，便将桓震当做了仇家，后来事事听李经纬安排，但凡李经纬说是不利于桓震之事要他去做，他想也不想，一概照办。
　　但那日在古北口军营，文森特单身求官，却并非出于李经纬授意。当日桓震以为他是给李经纬派来卧底，其实却是因了李经纬光说不做，虽然总是将他差来差去，声称某事不利于桓震，某事可以削除桓震爪牙，可是结果往往一无所得。文森特性子急躁，等不下去，不顾李经纬再三劝阻，决定佯作投奔桓震，寻机将他杀死。不料桓震却将他弄到徐光启身边搞甚么译书局，文森特一开始本不愿答应，后来灵机一动，想到以自己一人之力，至多杀死桓震一个，也就罢了；倘若慢慢搜集他勾结海盗的证据，说不定能请求朝廷，连郑芝龙一起剿灭，这般报仇岂不更加干净？他想得甚好，却不知道郑芝龙已经是朝廷命官，于中国的官场更是全无所知，单凭一腔热血，懵头懵脑地撞了来。
　　徐光启阅历何等丰富，不几日便瞧出了他身上破绽，再三追问之下，文森特终于包埋不住，竹筒倒豆一般说了出来。徐光启听说桓震竟然干出这等事情，不由得也吃了一惊，大大替他担心。须知朝廷叫他在觉华岛制造火炮，是要他用以对付鞑子，可不是拿来货卖取利的。如此欺君，至少也是个砍头的罪名。联想到近一两年来辽东兵增而饷不增，许久不曾伸手向朝廷要钱，更加有八分信了文森特所说之话。
　　恰好此时桓震约他见面，说要引荐一个叫做沈廷扬的，徐光启也知道此事始末，心思一转，便料定桓震是要帮助沈廷扬主张开海了。只是这么一来，岂不是与文森特的说法相互抵牾起来？开海之后，民间自行贸易取利就是遵从国家律法，郑芝龙便不能随意抢掠财物、专擅海道，桓震若是真与郑芝龙勾结，这么一来不是断了自己财路？他将这个道理与文森特分说明白，文森特想了半天，也道他所说有理，自觉一直以来给李经纬蒙骗，错将满腔仇恨放在桓震身上，很是对他不住，是以定要跟徐光启来见桓震，亲口向他赔礼道歉。
　　桓震脸上略略发烧，幸好胡须浓密，倒瞧不出脸色。想了一想，道：“桑迪亚那先生，你不必向我道歉。要道歉的是桓某人才对，以往你所疑心，全是事实，桓某人敢作敢当。”对徐光启一揖到地，道：“当年辽东度支日窘，袁督请发内帑，陛下坚持不允，更有罗雀掘鼠之语切责。辽东兵士不能吃着雀儿老鼠去打鞑子，桓震做这等事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事情做了便是做了，徐老大人要参要劾，桓震并无二话。”转头问文森特道：“倘若你西班牙给葡萄牙日日侵逼，眼看就要打进国内，你身为一方诸侯，偏没钱养兵，你又当如何？”文森特给他问得脸色赤红，张口无言。
　　徐光启长叹一声，道：“老夫也明白辽东的苦处。只是私卖军器终究是欺君之罪……”桓震听他话风松动，心中暗喜，接口道：“正是。下官也明白这个道理，只是当日迫于无奈，此刻木已成舟，没法子抽身了。何况辽东军饷还要仰赖此事供给，下官哪怕自己抄家灭族，也不愿看着一众军士饿着肚子去与鞑子搏命。”指着沈廷扬道：“今日带此人来见老大人，便是想要弥补昔日过失。试想倘若海禁一开，国用富足，又何须仰仗郑芝龙？”
　　他本以为徐光启既是基督徒，多半不会反对开海，没成想此话一出，徐光启断然拍案道：“不可！”喘了口气，徐徐道：“百里，你听老夫说。国初太祖皇帝定下规矩，寸板不许下海。后来海禁渐弛，百多年来倭寇骚扰沿海，为祸深远，最烈时有一村尽屠者。当年戚、俞二位将军好容易平定祸患，至今倭人仍不死心，时时在我东南探扰，倘若骤开海禁，岂不给他们可乘之机？”
　　桓震早想到他可能会有这种说法，实际上这也是当时朝野大多数士人的想法：倭寇是由开海招来，倘若永远将海禁维持下去，那就不会有倭寇，也不会有旁的甚么寇来捣乱。沈廷扬在一旁忍耐不住，插口道：“晚生祖籍崇明，曾听前辈老人言道，当年倭寇最烈之时，寇中却有七八成是中国之人。就是晚生所在的村中，当时便有许多男子因为耕田难以糊口，私造小船下海谋生，官府却目其为匪，派兵剿杀。彼为存性命，便去投奔倭寇，甚至充当向导，引倭入海。是倭寇之中，倭人不过十之一二而已。”桓震接口道：“不错。与其一味雍堵，不如行疏导之法。鲧禹之鉴可知也。”徐光启摇头道：“你说这些，老夫不是未曾想过。只是开海当真可以取利，令得国帑称足么？”桓震不假思索，一口答道：“自然可以。”
　　徐光启微微一笑，反问道：“开海贸易，必要有贸易之物，有贸易之人。寻常百姓耕种糊口尚难，有多少闲暇农余，去制作那些虚糜玩物？远洋海船并非易办，小康之家也不易筹措，富商大贾贸易得利，则买田出佃，收租自乐，有几个肯拿钱出来购置海船，冒那海上风险？眼下说开海容易，倘若开海之后，并无几人闻风响应，海上来去船只几无中国之商人，全是倭国之海寇，那又如何是好？虽说万历一战之后倭人元气大伤，可是沿海骚扰从没中断，难道你要令寻常商船去与倭船抗衡么？”
　　桓震默然，徐光启提的这些问题，非但确有道理，并且一个个都是自己不能拍胸脯保证的。他不知道开海之后能有多少人响应，也不知道是否真能从中得到巨大利益，他只知道中国再这么封闭下去，总有一天要给世界丢在后面。资本主义能不能发展，不是自己能决定的，甚至于他从来没有想过在自己活着的时候能看到那一天；哪怕赔钱也好，怎样也好，他只是想给中国创造一个机会，一个走出大陆，走向海洋的机会。在以往的历史当中，中国曾经有过许多次这样的机会，只是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悄悄地溜走了。
　　他不知道对徐光启讲这些他能不能听得明白，不过他心里十分清楚，至少在眼下，徐光启是自己实现开海的唯一希望，所以不论用甚么手段也好，一定得说服他。沉思片刻，答道：“下官曾经拜读过老大人的《甘薯疏》，除却番薯之外，尚有马铃薯、玉米等物，倘若南北引种，不知能不能以一人之田赡养两人甚或三人？”徐光启愣了一愣，拈须道：“若真能处处引种，约莫两人尚可。只是水土天候各地不同，未必处处皆可种甘薯。”桓震又道：“若是朝廷制造大船，以官员主持出海，准许小民携带货物，贩卖所得官府百中抽一，大户亦可以银两参股，借与官府作本，年底分取红利。大人以为是否有百姓乐从？”徐光启手指叩击桌面，沉思道：“百一之税甚低，或者可行。”桓震续道：“郑芝龙船上火炮，全是由我供给，既然他能来往大明与倭国之间而不惧海寇，我辽东的海船自然也可以。至于倭寇，倭人也非生来便是寇贼，我一面严饬海防，令彼毫无可乘之机，一面准许贸易，令彼可以正当往来取利，则倭寇自然化为倭商，不足为虑也。”
　　徐光启仍是摇头，道：“严饬海防？本朝海防废弛已久，整饬起来谈何容易。以昔日戚家军之力，也只不过是倭攻何处，我防何处，犹如水龙一般，只往火头处奔走罢了。何况整顿耗资必巨，以如今之朝廷，岂有财力支持这等大事？”绕来绕去，又绕到了钱的问题上。没钱甚么也做不成，然而靠一个农业国家的税收积累，眼下已经是快要连兵都养不起了，有甚么余地去搞这些不急之务？桓震一时间头大如斗，不由得深深叹了口气，废然坐下，垂头不语。
　　沈廷扬一直听两人来往驳诘，只觉有许多事情是自己不曾想到，或者未曾深思的。不觉后悔起来，不该冒冒失失地上了个本，惹出这一番事来。
　　桓震眼见今日已经无望，便要带沈廷扬告辞。徐光启却叫住他，道：“百里，你须明白，老夫非为与你作对，只是国家大事不可异想天开，所谓牵一毫而动全身，不得不考虑周详。拗相公往事可追，你要晓得老夫的苦心才好啊。”桓震心中一热，不由自主的点了点头。拗相公便是王安石，他少怀壮志，有朝一日大权在手，立刻一意革新，丝毫听不进旁人劝谏，因此得了一个绰号叫做拗相公。王安石最后终于搞得自己众叛亲离，革新之策也几乎全部废弃。
　　他明白徐光启是提醒自己不可重蹈覆辙，就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而言，自己这个现代人并不比他们高明出多少，唯一的优势就在于，他知道甚么是历史的趋势，甚么是不得不走的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旁人全是傻瓜，就拿徐光启来说，他懂得的治政之道已经足够桓震学个十年八年，离了这样的人，桓震这个“聪明”的现代来客是甚么也做不成的。单凭一人之力改变整个天下，那不过是梦里才会有的好事。要改革就要懂得周旋，不论在哪朝哪代，总有一些身负治国之才，却又同改革者政见不同之人，譬如王安石面对的司马光，又譬如自己面对的徐光启。在司马光面前，王安石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输家，那么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