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64-一粒珍珠的故事: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的故事
坪缶燃米苁鹁玫鞑榇ΥΤぃ鬃耘艿胶嚎诜ㄔ喝ゾ攘怂：罄此且渤闪撕门笥选！ ?br /> 二、我高三时校长还准备在体育馆里开一次交谊舞会，请文华中学高中毕业班的学生来，也请双方家长参加，她让体育老师教给我们一些舞会上男女之间的礼貌和礼节。因为当时武汉民众思想观念仍很落后，不开通，后来，这个交谊舞会没有开成。
圣诞节前夕的礼拜天，校长教我们都应该准备礼物彼此相送，尤其是要送给穷人，这是学着“施予”。她教育我们，人不能只想接受人家的给予，也要学着给人家一些好处，因为《圣经》上说“施比受更有福”。她也教我们做了好事不要让别人知道，因为《圣经》上说了“右手做了好事不必要左手知道”。每年圣诞节前夕，她就嘱咐我们检查自己的身心做过什么上帝不喜欢的事，如有，一定要忏悔，要预备一个纯洁的心灵才好过圣诞节。我也曾到牧师面前去忏悔，我想别人不知道的坏事牧师是能绝对保密的。校长说，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做了坏事是瞒不了自己的。自己查出来，忏悔了，向上帝允诺“我再也不干这些坏事了”，你就心灵得救了，会感到平安。我们就按照她的教诲去做。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一部分少年不识愁滋味（五）
三、每个礼拜六的早晨10点到11点50分，全校的学生到大礼堂上音乐欣赏课。音乐老师卡克丝小姐放留声机，让我们听世界有名的音乐家的代表作，向我们讲述不同音乐的区别和音乐家们的传记。她开阔了我们的精神境界，提高了我们的艺术欣赏力。
为了提高我的音乐水平，毕业的那一年，学校鼓励我学了钢琴。我热爱歌唱，但是由于音调不准，我总是不能进入唱诗班。这是我一件很大的憾事。我喜欢演剧，每当我们班演戏的时候，我总是被选为女主角，同学们都喜欢看我的演出。我在球类方面很差劲，但在舞蹈方面特别出色。在学生会以及其他一些活动中，我是一个活跃分子，尤其是在辩论会和扶贫的活动中，我的表现能力特别出众。但是，我从来也没有被选上学生会主席这个职务，那是因为主席一定要各门功课上都拔尖，而我的数学成绩总是很糟糕。假若一个学生，她的每门功课都能在85分以上，她的名字就会上榜。我不难在其他的功课上超过85分，但无论我如何努力，我的数学却从来不行。所以，每当寒暑假我都不能休假，要对数学进行补考，否则我就升不了班。
中学教育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是使我很愉快的。我在这方面的烦恼并不太多，令我感到有矛盾的还是，我不能同时选择共产主义与上帝。我很崇敬共产主义，也很喜爱上帝。我常常想，共产主义如果能同时包容上帝，那该多么好啊！我觉得，那时世界就有了人类最好的希望，人类的需要就和造物主联合起来了，那些小册子告诉我们当共产主义实现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个真正富强而民主的国家，资本家就不能再剥削工人，也没有了种族歧视，全国都实行义务教育和免费医疗，世界上再没有饥饿和犯罪，地上就和天堂一样。可是对我来讲，共产主义有一个大的缺陷，就是没有上帝。
我的数学成绩最差，我也最怕我的数学老师，她叫汤姆林，是个老姑娘，教学时对学生严格而毫不留情。有一天，几何课上的一个新的课题，她讲了四十分钟，留下十五分钟给学生提问题。我是第一个举手的，我的问题一说完，全班就哄然大笑。因为我的话表明，从头到尾我都根本没有听懂老师讲的课。这时，我打了一个喷嚏，就习惯地用手绢去捂住我的嘴和鼻子。老师误认为我打喷嚏是在傻笑，她很生气，认为我不用心听讲，不懂还要傻笑。我根本没有想到，她会把我打喷嚏当成了傻笑。我一贯是一个数学不好的学生，我哪里敢问她为什么发脾气？从此以后，我见到她的背影都害怕。直到八年以后，我中学也毕业了，大学也毕业了，又工作了三年，才碰上一个机会，汤姆林老师请我吃饭，饭后，我又打了一个喷嚏，而且我又捂着鼻子。她又认为我在傻笑，还问我：“笑什么？”我突然恍然大悟：八年前，我在教室里打喷嚏，她误以为我不好好听课还要傻笑，所以大发雷霆，狠狠骂了我一顿。我这时才向她解释了那一次的误会与冤枉，我们开怀大笑。我虽然最怕她，我几何课的学习成绩虽然不好，但几何课对我思维方法上的帮助却是我受益匪浅的。有一次期末考试我的数学分数是59。5分，我想任何老师都会把它加成60分，但她没有，她说如果加了就是对所有同班同学的不公平，要加就都得加0。5分。她的严格认真，一丝不苟，影响了我人格的形成。我以后做人，她这种精神成了楷模。我在以后的教书育人中，她的品德的模范，是我终身受用不尽的财富。我终身都感谢她。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二部分难忘的燕京岁月（一）
1931年夏天，我刚刚从圣希理达高中毕业，正在准备大学的入学考试。二哥刘德诚带着他在北平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向景云，来到我们家。他是来请求我的父亲，把国民政府没收的他父亲的全部财产归还给他的。他父亲是军阀肖耀南的财务处长，这个军阀曾统治过湖北省，他父亲在北伐后逃亡北平，过着寓公的生活，直到几个月前去世。留下一大家子人，一个妻子，六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有一个儿媳和她的三个女儿，没有经济来源。他的儿女都在北平的大学里读书，他的妻子长期卧病在床，他的儿媳虽然担负着全家的家务，但在婆母的管制之下，完全没有发言权。那些孙辈们，有些上学，也有些就待在家里。
父亲当时是国民军第十军少将军法处处长。他利用关系，要求法院重审向家的案子，并且将向家被没收了的全部财产归还给他们。所以，一夜之间，向家从一文不名，突然变得富有起来。在这个案子没有结果之前，向景云把时间都用来看小说，我们全家幼小的弟妹们——我的弟弟、妹妹和一个表妹——每天缠着他，要他讲故事。我有时也参加，一起听他讲。即使是今天——六十九年以后，我仍然记得他讲的头一个故事：《在帮底海船上的叛变》。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全家都认为，他是最会讲故事的人，是最受欢迎的客人。
根据老传统，哥哥的朋友应该被称为哥哥或弟弟。我们大家都叫他“向二哥”，而并不去理会他叫什么名字。这位“向二哥”讲得一口地道的京腔。有一天他告诉我们，他也会讲湖北话，因为他的父亲曾跟随部队驻扎在武昌的某一条街道上，紧靠我们家附近，他还曾在武汉某一所有名的模范小学读过书。我立刻站起来说：“我是那个学校新制的第一班学生。”他回答说，他是那个学校旧制的最后一班的学生。这样算起来，我们就在同一个学校同学过一年。立刻，在我的记忆中出现了一个长着尖下巴、一双恶作剧的眼睛的坏孩子的形象。我问他：“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坏孩子……”一点也没有想到，这个坏孩子，现在就是我们家的客人。他已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圆脸的大孩子。我想，现在的这个人与当时那个坏孩子毫无关系。我就告诉他，那个坏小子叫向景云，每次当我经过他身边的时候，他都要喊我一个坏绰号。有一次学校开运动会，刚好是他管入场券，而我又刚好用完了我的全部入场券，就向他再讨几张。他却要我喊他一声“哥哥”，作为交换条件。他说这话的时候，用一种很不友好的眼光，瞟了我一眼。我心想，谁愿意叫你这个讨厌的家伙哥哥。从那以后，他每见到我一次就喊我一次他想得出的坏名字，比如什么“刘德伟油炸鬼”。我就越来越恨他。当我说完这些话以后，他问我还有一些什么坏事，你要讲出来的。我说，六年过去了，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他给我留下坏印象。我问他：“你还记得他吗？”他很坦然地回答说：“当然喽，他就是我。”我顿时感到非常难为情。我说：“不可能！你完全不像他。”他说：“我变了，我增加了体重。我很遗憾，我当时是那么坏。我要你肯定，我现在不是那样坏了。”这种难为情的感觉在我心头徘徊，我对自己说，他刚才那种沉默和毫无表情的面孔，已经够坏的了。更糟糕的是，他以后还成了我的丈夫。
1931年，日本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二哥和景云回到北平上学去了。很快，报纸上登出了我已被燕京大学录取的消息。燕京大学是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儿子司徒雷登博士1919年创办的。他生于苏州，常常很骄傲地向别人介绍自己说：“我土生土长在苏州，我是苏州人。”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最后一任美国驻华大使。燕京大学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父亲要将他最好的衣服送去典当，为我筹措学费。我很快跑到汉口去找我原来的那位英国老师（我们彼此曾因政见不同而大吵过），请求他的帮助。他说：“我实在不愿意你进燕大，那里是男女同校，很快地就会有很多男孩子追求你。我可以借给你这笔学费，但是你要答应我，不和任何男生谈恋爱。”我说：“我不会谈恋爱的。你知道，我要做一个职业妇女。但是，我不愿意在借钱这件事情上，有这样的附加条件。假如你非要有这个条件，我宁肯不借。我恋爱与否，任何人管不着。”我站起来就要离开他的办公室。他也马上站起来说：“我可以无条件地借给你这笔钱，而且以后每个学期我都将主动地将钱送到你的手上。”他边说边坐下来，写了一张支票，递到我的手上。我匆忙地回到家里，告诉父亲不要去典当他的衣物。第二个学期开学之前，另一张支票就收到了。他这种慷慨，以及不断地写信和送礼物给我，使我闻到一种腥味。他的年龄和我的父亲差不多，他的妻子是一位很仁慈的老太太，他的女儿非常喜欢我。他经常给我写信，使我感觉是在犯罪。我不愿意与任何人发生不正当的关系。我越来越焦虑。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二部分难忘的燕京岁月（二）
燕大很注重学生品德方面的教育。校长司徒雷登认为，学生正在青春期，精神上的问题特别多，每学期都要请德高望重、懂得青年心理的人来演讲，讲如何做一个正直、愉快的人。大学一年级结束那年夏天，司徒雷登从印度请来了一位美国传教士司达列·俊士（Staney Jones）博士。他给我们做了一次非常好的演讲。他教导我们如何去培育一个健康的生活。而且他在演说之后，还欢迎我们单独去与他讨论自己的私人困难和问题。我与他约定了时间，向他陈述了我与那位英国老师之间的关系。他领着我与他一起祷告，并且选择了《圣经》上的几段文字，叫我念出来，并且叫我自己思考，以便能够得出一个结论。我立刻决定，立即终止与这位英国老师之间的借贷关系。回到汉口以后，马上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的教母玛格瑞特·康福…布朗太太。她的丈夫、我的教父旨弗瑞德·布朗（Fred Brown）建议我到圣公会圣保罗教堂去申请贫寒大学生贷款。第二天我就去找了孟主教（Bishop Gilman），他完全同意，不仅为我支付了学费，而且还包括生活、书籍等所有的费用。我感谢上帝对我如此厚爱与恩惠。
燕京大学的建筑是中国宫殿式建筑，外面是拱檐和壁画，里面是西方现代舒适的设备。因此，有人批评它是贵族学校，是为资本家的子女们服务的。当时中国内忧外患，官僚腐败，民众穷困，人们认为，中国青年应该吃苦耐劳，将来才有强国富民的本领，而不应生长在暖室花房之中。
有一天，我在校园里偶然碰上校长司徒雷登，与他谈起民间对我校建筑的一些议论。他说，在建筑校舍时，他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但是最后他意识到，要教育中国青年懂得欣赏自己的文化，为自己的文化而骄傲。他认为，爱国的心与人格的培养应该经过艰苦的锻炼，可以从教学和我们对人生和对生活、对工作的态度体现出来。他又说，通过教育来维系和提高文化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建立一个学校来完成这种教育，也是一个长期的目标，而国家的困难只是暂时的。为了体现这种思想，他在行政大楼前建筑了两个有装饰性的体现着中华文化的华表，又在未名湖畔建筑了宝塔式自来水塔，让它美丽的倒影映在水中。女生宿舍是按照中国四合院的格局修的，男生宿舍建立在沿湖的依依垂柳之中。冬天学生可以在湖上溜冰。我们需要科学的知识与美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