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是什么
处于上升位置的是杰奎琳·鲍威尔·肯尼迪（JacquelineBouvier Kennedy），在1963年11月阴暗的一天，她红褐色的头发波浪般垂在身上，她粉红色的夏奈尔套装上沾满了她丈夫的鲜血。还有一个女人相对没有那么出名，对许多女人来说也很难说是一个女英雄的角色，那就是劳瑞娜·波比特（Lorena Bobbitt），她在用一把厨刀把丈夫的阴茎割断后一样沾上了他的鲜血。但是，稍微等一会儿，好像对于妻子的认识更加令人迷惑了。这里有两个杰姬（Jachie），第一个是成了寡妇的第一夫人杰奎琳，还有一个是杰姬·奥那斯，是希腊船王阿瑞斯特勒·奥那斯（Aristotle Onassis）的受到纵容的妻子。（当然，我们不能忘记妻子地图不可能没有男人存在，他们也在，尽管或许没有那么惹眼。这些男人们当中有立法者，政客，是一些或许有名或许无名的丈夫）。一句话，这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图景。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妻性鸿沟（4）
富有创意的企业可以发明一种客厅游戏将名字相同的名女人联系起来。比如像娜拉。三个很有影响力的娜拉可以被提出。也许可以有四个，如果你想把娜拉·巴那克（Nora Barnacle）也包括在内的话，她是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妻子和女神。最为出名的娜拉是《玩偶之家》里面的那个。然后是娜拉·查尔斯（Nora Charles）——迈瑞娜·劳伊（Myrna Loy）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电影《瘦男人》（Thin Man）中扮演的那个幸福地出嫁了的社会名流。这个娜拉被我视为妻子中的女英雄，她和她的丈夫一起侦破那些复杂的谋
杀案，这个女人喜欢喝一点马提尼，喜欢说点无伤大雅的风凉话。对于当代读者来说，最为出名的“娜拉”是娜拉·伊瑟芬（Nora Ephron），她是出版于1983年的小说《妒忌》（Heartburn）的作者，在这部小说中，她对自己与新闻记者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的婚姻做了深刻、坦白的叙述。这个娜拉是富有反抗精神的妻子类型的先驱，这种类型的妻子在20世纪后半叶为我们越来越熟悉。看，就是这样简单。但是仍然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潜台词。
如果在《牛津英语词典》里查阅“妻子”这个单词，你会遇到很多阐述其意义的线索，但是却几乎没有真正富有启发性。“妻子”是一个名词，一个被动的数量词，渴望与形容词赋予的意义保持一致，——做一个富有才华的妻子，做一个有军事才能的妻子，做一个富有政治头脑的妻子，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家庭主妇。“丈夫”一词则没有这么广泛的可变通性，只能当作名词或者动词用。“成为丈夫”意味着“耕种田地，照管树木，像一个农夫那样工作或种植”。“成为丈夫”还意味着“解救”，这令我们联想到那种对“王子解救”神话的迷恋。“有能力成为丈夫”所以就具有经济上的内涵，意味着“在经济上负担得起”。但是“丈夫”在历史上很少和形容词放在一起。像“富有军事才能的丈夫”或者“有能力的丈夫”在人们的日常语言中很少出现。
妻子的角色往往会对一个女人的身份起到很好的定义作用，但丈夫并不能用来定义一个男人的身份。妻子是一份全职工作——包括家庭主妇、女服务生、啦啦队队长、母亲、司机、几乎所有行业的女学徒工。《圣经》中第一次提到“妻子”是在《创世纪》中，在这里明确了一个妻子要承担的职责：“上帝说，这个男人不应该是孤单的；我会再造一个有用的伙伴给他”。多少世纪以来，“伴侣”就是妻子所代表的意义。她提供家庭后援和精神上的支持，以便她的丈夫能够出门谋生。
但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妻子就从其传统的停泊处解脱出来了。在那时，西方国家有超过70％的已婚女性在外工作。无论是法律的还是经济上，妻子们都不再依赖自己的丈夫了。妻子不再是一个终生扮演的角色。女人们在成为妻子的时候，她们也不再被期待一定还保留着处女之身。法律上不再规定她们必须采用丈夫的姓氏。妻子不再是母亲的同义词。有史以来第一次，妻子不必再对丈夫提出的性要求曲意承欢。
妻子从传统的抑制（抑制，必须注意到这一点，许多女人已经成功地忽视了这一点）中解脱出来了。这一现象的发生说明在西方文化中长期存在的一个普遍而基本的观念在衰落：即婚姻关系表示一种保护关系，一般的法律都规定妻子的身份包含在她丈夫的身份之中。在这种概念的关照下，一对已婚夫妇就变成“一个共同体”，——在一些浪漫的爱情小说中，有时候这种说法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幻想。这在威廉姆·布莱克斯通爵士（Sir William Blackstone）1753年发布的《有关英格兰法律的注释》（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中有清楚的陈述：“结为婚姻，丈夫和妻子在法律上则成为了一个人。也就是说，在婚姻存续期间，女人的存在或者说法律地位都成了一个被悬置的问题——至少是和丈夫的存在、法律地位混在了一起，并因此而变得坚固。在他们的羽翼之下，在他们的保护下，在他们的掩盖下，她可以做每一件事，因此在我们的法律中这被称为——在法语中就是“女性保护”。指的是做一个保护男爵。在她的丈夫，男爵、主人的保护或影响下，这个为人妻者在其婚姻中被称为“被保护者”。
多少个世纪以来，妻子这一角色被用来充当最为根本的女性控制装置。她作为一笔财产在男性看管者之间被转送着。一个丈夫和一个妻子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平等的，不如说是互惠的。支撑家庭是一个丈夫应该担负的责任，与此相对应，一个妻子则应该成为一个伙伴，一个好管家，一个母亲。妻子们管理着家庭事务，制定家庭议程，为她们的家庭提供精神上的支持。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然而在20世纪的法律中，她们却被当作没有理性、没有判断能力的婴儿来对待。在舆论方面，她们的声音很少被人听见，她们的故事很少有机会讲述。只有一个丈夫才能提出请求或者被提出请求，只有一个丈夫才能描绘梦想，才能制定合约，才能买入或者是售出财产，甚至这财产原本是归他的妻子所有。一个丈夫，而不是一个妻子，能够因为失去配偶而去要求赔偿——这意味着由于配偶受到伤害而失去的服务、爱情和情谊。如果一个妻子在她丈夫在场时做了什么不得体的事，会被视做其丈夫的失误。因为妻子和丈夫被看作一个法律个体，她们不可能背着对方搞什么阴谋或者是偷盗属于对方的财产。因为妻子是丈夫的财产，所以在这个家庭里出生的每一个孩子也是，不管这孩子生物学上的父亲是谁。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妻性鸿沟（5）
婚姻史专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在描述19世纪前夕的英国已婚妇女的境遇时说：“这是一个从自由社会中的个体变为奴隶的临界点。她的身体，她的财产——不管是不动产还是动产，她的收入，还有她的孩子们全部都因为婚姻被她的丈夫完全统治起来。”在1840年出版的《美国的民主政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中，法国人阿莱克斯·德·托克威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表达了由美国的妻子权力受到的限制而引起的巨大震惊：“在美国，女人的独立因为婚姻而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如果一个未婚女子比其他地方
的女人受到更少的约束和限制，那么一个妻子就要服从于更为严格的职责。”
保护是多少世纪以来的女性主义者们为之愤懑的一个焦点问题。在写于1971年的《女人与公民的权力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and Citizen）中，法国的女性主义者奥丽普·德·戈格斯（Olympe de Gouges）认为妻子应该有离婚和拥有财产的权力。1853年，已婚的女性主义者伊丽莎白·坎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给未婚的苏珊·B·安东尼（Susan BAnthony）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这样写到：“我感到女人权利的全部问题都集中在了婚姻关系上。”她说因为妻子们对自己的身体缺乏自治。1855年，当妇女政权论者苏珊·斯通（Lucy Stone）与亨利·布莱克威尔（Henry Blackwell）结婚的时候，这对夫妇宣布他们已经达成共识：他们的婚姻不需要经过现行婚姻法的批准，因为这种婚姻法“拒绝承认妻子是一个独立的、理性的存在”。斯通还非比寻常的勇敢——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拒绝采用丈夫姓氏的女人。
保护的说法还反映出一种观点：女人天生就是弱者，她来到世界上的就是为了侍奉丈夫，生育孩子。女人们被公共生活排斥在外，她们没有选举权，不能拥有财产，不能有公共的事务所，不能担任陪审员。但是随着工业革命，妻子这一角色也在发生着变化。事实证明女人们是工厂里很能干的工人。已婚女性在离婚后被允许和她的丈夫一起担任孩子的监护人。有时候，她们还能单独照顾孩子。到19世纪末的时候，女人们取得了在婚姻破碎后拥有财产的权力，还有许多权限规定女人们可以控制她们自己的收入。法律在改变，女人们有机会去接受更多的教育，赢得了选举权。与这个事实保持一致，婚姻权利回应着公民权利，女人们在婚姻里面有了越来越多的自治。即使早在1920年之前，大多数加拿大女性公民就有了选举权，一直到1947年她们才不再因为与非加拿大籍的人结婚而自动失去她们的公民权。
尽管如此，妻子这一角色依然带着女性压抑的强烈标记。在《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一本出版于1949年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的女性主义的书中，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这位终身未婚的女性做出了一个很偏激的宣言，她说婚姻让女人们变成了“寄生虫”：“婚姻是社会为女人们准备的传统命运”，她写到，“非但是让女人们担任主妇，她的职业使她依靠她的丈夫和孩子；她通过他们得到证明；但是在他们的生活中，她仅仅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中间物。不管她受到什么样的尊重，她是顺从的，第二位的，寄生的。”她坚信，除非到婚姻制度被废除的那一天，不然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就会存在：“当我们废除掉这不符合人性的奴隶制度，以及这一制度蕴涵的一整套伪善后，人类的‘区分’将显示出真正的标记，人类伴侣将会发现其真正形式。”这一宣言是如此具有感染力和蛊惑性，一些女人于是从不幸福的婚姻中走了出来。很多年之后，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承认他的第一任妻子正是在看了《第二性》之后才迅速地和他离婚的。
在21世纪的女性主义思潮中，妻子作为政治上的被囚禁者成了吸引观众的主题。这与政治动荡、民权运动、经济波动也是惊人的吻合。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不朽论著《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出版于1963年，其中论及知识女性正在成为家庭的俘虏的观点引起了无数人的共鸣：“在过去的60年里，我们又回到了原地，美国的家庭主妇又一次被引诱进了松鼠笼子。只是这个笼子现在是摩登的、大农场里的房子或者是一个很方便的现代公寓，这一形势并不比她祖母坐在金碧辉煌的大厅里拿着绣花箍子，气愤地为女性权力而嘟囔那时候更悲惨。也许她只是被现代家庭主妇这一角色的巨大需要所禁锢住了，因为做一个家庭主妇同时意味着要担负以下职责：妻子、女侍、母亲、护士、消费者、厨师、司机、室内装饰的专家、幼儿看护者、电器修理者、家具改装者、营养专家和教育者。”
即使弗里丹承认大多数女性将会结婚，在支撑一个家庭的时候，依赖是一个必须存在的事实，一个妻子裂沟成了一场女权主义运动的开端。“女性优先”因为疏忽被转化成了“反对妻子”。由弗里丹和其他一些人于1966年创立的“全国女性组织”（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努力取消妻子与其他女性的区别，她们建议用“女士”来称呼所有的女人，不管是已婚的还是未婚的。它的意义在于：男人们不用婚姻状况来分类，那么我们女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妻性鸿沟（6）
在20世纪70年代，当身为一个女性主义者的新闻记者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宣称她将永不结婚的时候，她成了一个女性榜样。“我通过做一个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