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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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过了45天的精神检查后,劳瑞娜·波比特以暂时性的精神错乱为理由被宣判无罪。法官承认确实存在许多矛盾之处,但是认为她出生在厄瓜多尔,在委内瑞拉长大,这使她在沟通方面存在许多问题。    

  那时侯,挥舞刀子的妻子在许多地区都被当作了女英雄。在法庭外面,反应及时的商人正在出售一件10美元的T恤衫,上面写着“马纳萨斯——在上面割一刀”,还画着一把滴血的刀子。甚至是因为“受暴力侵害的妻子”辩护而闻名的勒诺·沃克也很重视这件事。“我为劳瑞娜·波比特感到十分高兴,”她对记者说,“我认为陪审团的裁决是公平公正的,想想她的经历吧……但是我对她必须去精神病院感到很悲哀。一旦一个女人获得了安全,拥有了支持,被我们称为‘受虐女性综合症’的精神伤害不需要任何治疗就能消失。”


第六部第六部分 倾听咆哮(7)

  媒体对劳瑞娜·波比特抱以同情。新闻节目《20/20》报道了她的经历。1993年11月的《名利场》以“肢解的一夜”为题对这件事进行报道,把劳瑞娜身着浴衣的特写照片放在显要的位置。这一案子催生出很多关于阴茎的笑话,包括这样一个标语“劳瑞娜·波比特当外科医生”。甚至克林顿总统也拿这个案子当笑话说,他说他问他妻子希拉里,阴茎修复手术是否应该包括在她的健康关怀计划里面。    

    

    

  男性生殖器很不幸地成了一个喜剧性的故事开端。例如本·斯蒂勒(Ben Stiller)在电影《我为玛丽狂》(There’s Something About Mary)中,当阴囊被拉链夹住的时候困窘不堪,观众们却为此发出了开心的笑声。约翰·波比特本人也投身到了由他的故事引发的这一风潮中来,开始四处讲自己的喜剧经历,后来还出版了一本书,主要内容就是以阴茎为中心的幽默故事,在这里面他把自己的不幸经历化作了资本,这本书的名字叫《和约翰·韦恩·波比特一起变得自信》(Getting Cocky with John Wayne Bobbitt:A Book That Will Make You Laugh Your Balls Off)。    

  当妻子们主要在引起人们的同情时,那些杀了人的妻子更多是在吸引人们的目光,这在1992年3月2日奥普拉·温弗瑞的节目中得到了很好的证明。这一期的收视率达到了147,根据尼尔森的调查数据可以得知这个节目当天的收视率在近6年内居第二高的位置。(超过它的只有1988年11月15日的“减肥梦终于实现”,当时的收视率是184。)温弗瑞那一天节目的嘉宾是贝蒂·布罗德里克(Betty Broderick),她的名字对于这个节目的绝大多数女性观众来说都很熟悉,她们在三年前就知道了这个名字。她曾经把她的前夫及其现任妻子一起杀死在了他们的床上。这一谋杀案的情节如此引人入胜: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嫁给了一个英俊而有雄心的年轻男人。她支持他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很快,他厌倦了她,开始喜欢另外一个更加年轻的女人。她的内心几乎要崩溃了,她变得精神错乱。她开始反抗。最终,她采取了谋杀。    

  也许这只是人们在贝蒂·布罗德里克的故事添加上的许多虚构情节,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真实情况永远不会那么简单。伊丽莎白·安妮·比塞格利亚(Elisabeth Anne Bisceglia)在1965年时遇到了丹尼尔·布罗德里克(Daniel Broderick),那时候她还差几天就满18岁了。她身材高挑,金发碧眼,在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富裕的天主教家庭长大。他那时候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学生。在他们认识后不久,他就对朋友们说他要娶这个女人。他们在1969年4月举行了婚礼。    

  贝蒂拥有一个儿童教育方面的学位,在她丈夫在哈佛法学院学习的时候她给他提供支持。他们刚结婚的那些年日子过得很艰难,他们努力挣扎,借钱让他去接受教育。当丹尼尔开始做律师,生活变得舒服了很多。1973年,这个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的家庭搬到了加尼福尼亚的La Jolla地区的海滩别墅。他们已经实现了他们的“美国梦”,因为现在他们有了大房子,豪华的汽车,乡村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孩子们上私立学校,滑雪度假,还可以到欧洲过美好的假日。贝蒂是一个典型的居家妈妈,她总是穿着家常衣服,接送孩子们上学。这对夫妇为人慷慨。丹尼尔成了圣地亚哥法律界和社会界的知名人物。    

  1983年,在结婚14年之后,这对夫妇的婚姻走到了尽头。贝蒂指责丹尼尔和他的新助手琳达·科克娜(Linda Kolkena)有私情。有一次她发火了,把他的衣服全部都扔到了后院里烧了。他们的离婚案拖了两年。丹尼尔赢得了孩子的抚养权。贝蒂提出每年要得到超过25万美元的赡养费。最后她得到的数目是每个月将近1万美元。    

  “我的职业就是做一个妻子和母亲”,1987年,她在法庭上这样宣布:“想想我是怎么看待我的生活和我的快乐吧,强迫我离开婚姻就像是把我扔到蛇窟里一样……”离婚之后,贝蒂的体重急剧增长。她把她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让她前夫的生活痛苦这件事上。她打骚扰电话,把他放在门前的雪佛莱汽车划坏。有一次她还把奶油派扔到他的床上。    

  贝蒂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她的孩子们说她会杀掉他们的父亲。丹尼尔进行了回击,他让她被逮捕,被关到监狱里去,还被关到精神病院里去。他试图通过缩减付给她赡养费的方式控制她,理由是他认为她很多行为是不当的。他这一措施起到了短暂的作用,她离他的房子远了一些。当她威胁他的时候,他用最冰冷的法律措辞回信给她。如果她想杀死他,这些信警告说,他将会让贝蒂后悔。    

  1989年3月,贝蒂·布罗德里克试图自杀。4月,丹尼尔·布罗德里克与28岁的琳达·科克娜结婚。在1989年11月5日凌晨的5点半,贝蒂·布罗德里克用一把连发左轮手枪把这对结婚不过半年多一点的夫妇击毙,当时他们睡在楼上的主卧室里。第二天,贝蒂投案自首。    

  在审判中,她辩称自己无罪。可以想见,这个故事吸引了众多媒体——从街头小报到电视脱口秀,从电影制作者到关注中产阶级女性“创伤”的《女士家居》(Ladies’Home Journal)。这个案子对于许多离婚的女人来说尤其有意义,她们觉得自己对家庭的贡献完全没有得到确认。许多来看审判的中老年女性是来支持布罗德里克的,她们相信自己能够弄清她究竟经历了什么。


第六部第六部分 倾听咆哮(8)

  对于离婚夫妇来说,贝蒂·布罗德里克成了一个愤怒的象征物,同时也表达出了报复的愿望。这起谋杀案发生后不久,在La Jolla的一个鸡尾酒会上,一个带着年轻漂亮的第二任妻子来出席的男人开玩笑说,“我想这是‘对前妻来说很美好’的一周”。在审判期间,很明显贝蒂没有让自己看上去是一个悲哀的被抛弃的女人。她被发现有一个36岁的商人男友布拉德利·T·怀特(Bradley TWright),在谋杀案发生后她立刻就打电话给他。不管有什么样的证据,陪审团很难做出裁决。在第二次审判中,布罗德里克被认为犯下了两起谋杀罪。    

  但是这并不是贝蒂·布罗德里克的最终结局。她雇佣了一个公关公司为她收集信息,这些信息打破了对传统妻子的模式。“我们都是成功的、有很高成就的人,”她对《读者》(Reader)说,“我有他在家庭里需要的全部技能。他需要我给他一个合法的和常态的妻子,要能够招待客人,抚养孩子,支撑一个受尊敬的家庭。我需要他赚钱养家,这样我才能照顾孩子,支付汽车、旅行和房子的费用。我们做得都很好。这是一件很完美的事!”    

  她通过一种较现代化的描述提升了自己,作为一个受害者她一直在为家庭做着牺牲。贝蒂宣称,即使是在他们的蜜月结束之前,丹尼尔就不再向她献殷勤了,她开始觉得被自己选择的这一角色欺骗了。“他认为‘婚姻’改变了每一件事,”她说,“他带了个女仆走进了婚房。我觉得自己做的也就是那些事……在他学习的时候煮饭,洗衣。”    

  当她的生活“从天堂跌落到地狱”,贝蒂说,她威胁说离开他。但是当她发现自己怀孕了的时候改变了主意。(“我所受过的天主教教育就是做一个‘妻子’,从来没有在性或避孕方面接受过相关知识”,她说。)    

  她说,在这对夫妇结婚4年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平衡关系完全颠倒了。”突然之间,“我不再是谁的夫人了”。但是事实上,她有了房子、汽车和华丽的服装。她每个月都从丹尼尔那里得到9036美元,而且不用交税。她还有了许多朋友。但是她说,也是从那个时候起,丹尼尔掌握着“所有的信用卡”。    

  有一次,贝蒂觉得自己快要发狂了,她于是拨打了受家庭暴力侵害女性的热线电话,就她所说的精神和语言上的暴力请求帮助。她也投入过精力想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这本未出版的书稿名为“一个美丽的女孩应该做什么?一个美国白领家庭暴力的故事”。“我有好的出身,很好的社会背景,却选择了离开家庭和朋友们的道路……我必须对两个孩子负100%的责任”,她写到,“丹尼尔一开始是一个学生,没有财产,没有积蓄,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现在成了法学博士,拥有了许多许多的社会关系。”    

  布罗德里克成了一个家庭名称,成了一个女性主义者的民间英雄。一本女性杂志中关于她的一篇文章题目为“在热血中:为什么贝蒂·布罗德里克等了那么久才杀死她丈夫?”这个故事也不可避免地被拍成了电影。《受到轻慢的女人:贝蒂·布罗德里克的故事》(A Women Scorned:The Betty Broderick Story)在1999年上映,而且是那一年上座率最高的电影。《最后的愤怒:贝蒂·布罗德里克——最后一章》(Her Final Fury:Betty Broderick——The Last Chapte)在第二年上映。布罗德里克的故事也是一系列图书的主题,这类图书往往都有一个很耀眼的名字,比如《直到天长地久》(Until the Twelfth of Never:The Deadly Divorce of Dan& Betty Broderick)和《我只要你》(Forsaking All Others:The Real Betty Broderick Story)。    

  在访问布罗德里克时,奥普拉·温弗瑞把这个血腥的谋杀故事设计为一个有关劫持的神话故事。“为什么这个像童话故事般圆满的婚姻会走到这一步?”这个脱口秀主持人问。布罗德里克对这个比喻很接受。“丹尼尔到外面去杀死了恶龙,”她说,“他负担着我们……我在家里守着壁炉……这就是我想要的全部生活。”她以与神话故事相关的完美标准来描述自己的婚姻。“我认为我们拥有完美的婚姻,”她对奥普拉说,“我是一个完美的母亲。成为一个超级妈妈是我在生活中最想做到的一件事。”她甚至说:“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家庭”。    

  她把自己描绘为一个受害者。“任何一个嫁个成功男人的女人——当你年轻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他从来都不在家……他从来都没有时间和我、和孩子们在一起。我想警告女人们在付出太多的时候会发生一些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她含着泪水对观众们说,“法律不能保护我们。”我们只能疑惑布罗德里克究竟在谈论哪一种保护。她到底期待法律保护她什么?不会悲伤?不被抛弃?    

  当然,经常有一些杀死丈夫的妻子,尽管长久以来这都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主题。在19世纪,被认为是有意谋杀的中毒时有发生。但是政府官员仅仅是对这些“没有动机”就杀人的“野蛮的怪物”摇摇头而已。他们认为女人是被动的物种,责难经常是放在月经期间的紧张、歇斯底里症或者是不负法律责任的精神错乱上。    

  杀人的妻子们长久以来就是一个戏剧性因素的来源,从《哈姆雷特》(Hamlet)中的格特鲁德王后到《双重保险》(Double Indemnity)中的芭芭拉·斯坦威克(Barbara Stanwyck),再到尼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