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是什么
此以后她幸福地生活着，从妻子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在非妻子的疆域里快乐生活。
第七部第七部分不做妻子（1）
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围绕着妻子的意义产生的种种混乱中最为阴险的并不是对妻子的描写，而是对独立女性的叙述。让我们把这种女人称为“非妻子”吧，因为在提到她们的时候最经常被突出的一点就是她们没有结婚。只要看一下2000年8月28日的《时代》杂志封面就可以看到这情况是多么地明显！在这期杂志的封面上，写着一个问句：“谁需要一个丈夫？”副标题把质问进一步加深：“越来越多的女性说自己不打算结婚，而是想过单身生活。她们快乐吗？”列举这些根本就无法回答的问题的目的是说明那些单身女人有一种集体意识，这种意识是《欲望城市》里那四个发型精致、注重仪表，身着昂贵服装的女演员营造出来的一幅美好画卷。她们塑造的形象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如果女人有足够的金钱、权力和Manolo Blahnik的高跟鞋，实在是不需要什么丈夫。
作为宣传单身生活的海报，这些形象实在是还需要多下点功夫。灯光如此黯淡，这些女人显得很苍老，背后的幕布是俗气的红色。更让人反感的是它的前提：单身女人又一次陷入了程式化的俗套中，似乎她们只要不是别人的妻子就可以被确认为是独立个体。
2000年，当北美、欧洲和日本的未婚女性数字达到历史最高时，开始有人提出“谁需要一个丈夫？”这样的问题。在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把自己当成单身女性的拥护者之前很久，女人可能不需要丈夫来支持生活的事实就被主流媒体注意到了。当然，回溯到一个世纪前，也有一大批女人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一个丈夫并不等于就是个人幸福。1960年《纽约镜报》（The New York Missor）提出了一个问题：“谁家里需要一个男人呢？”那篇文章赞美的是女性的自足。
40年后，不结婚的女性出现了，她们赢得了斯泰纳姆一直渴望的社会认可。萨曼塔·史蒂文（Samantha Stevenes）是 20世纪60年代的电视连续剧《魅惑》（Bewitched）中的一个居家母亲，也被《魔法奇兵》（Buffy the Vampire Slayer）中的出色女性所代替。“老处女”这一说法被“美州狮”取代，这个略带讽刺的词指的是那些敢作敢为又性感十足、年过40的单身女性。单身女性所享受的自由被覆盖上了理想化的光芒。单身女人拥有的随心所欲的华丽而自由的生活常常被拿来和婚姻生活的沉闷做对比，劳拉·基卜纳斯（Laura Kipnis）在她出版于2003年新书《反对爱情》（Against Love）中就有这方面的内容。“再没有一个时代比现在更适合单身女人了”，《埃德蒙顿日报》（The Edmonton Journal）在2000年这样宣称。《时代》在讲述“谁需要一个丈夫？”时一样感情洋溢：“她们比从前更自信、更自足也更慎重，女人不再把婚姻看作必须经历、必须相信的一件事了。”似乎是为了证实这一信息的准确，在刊登了“谁需要一个丈夫？”之后的第二个星期，斯泰纳姆宣布她要结婚了，好像在说，我的工作完成了。单身女人不再需要我做她们的大使了。
在20世纪90年代，有许多信息是把单身女人当成神经质的、不快乐的，而且她们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想把自己嫁出去。每份杂志的标题都在吹嘘简直是神话般逍遥的婚姻生活，没有人在乎单身女人脆弱的情感状态，也没有人问一下是不是因为她们“太挑剔”、太自私才不愿意承担责任。
这一问题的产生还是得追溯到妻性鸿沟那里。正是因为在整个90年代婚礼产业和家务魔法为女性行为提供了一个商业性的模板，才出现了一个为避免单身生活开处方的市场。“为什么我还是一个人？”这是《嘉人》2001年4月号上的一个焦躁不安的标题。那些教人去找“对先生”的书盘踞畅销书榜。电影则把单身女人表现成为被职业困扰或者陷入嫁不出去的恐慌之中。
女人们经常被提醒飞快消逝的时间是她们最大的敌人。“三十以后”的电影类型在9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在1997年上映的《如果露西降临》（If Lucy Fall）中，两个主人公约定如果在30岁的时候还不结婚，他们就从布鲁克林桥上跳下去。在同一年上映的《婚礼钟声》中，三个女人——其中包括迷人的模特波林娜·波瑞兹科娃（Paulina Porizkova）——在她们的三十岁生日前跑到拉斯维加斯去把自己嫁掉。在《我最好朋友的婚礼》中，朱丽亚·罗伯茨扮演了一个28岁的女人，她也处于怕自己嫁不出去的恐慌中，在她最亲近的男朋友要结婚的前夕她爱上了他。
忽然之间，单身成了一个被质疑的问题。加拿大的时尚杂志《闪》（Flash）在1998年4月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新一代老处女”，还登出了电视演员艾丽·麦克白（Ally McBeal）的一张照片：“她很酷，她很吸引人，她三十多岁了——她还是一个人。我们确实觉得这很好吗？”当然，我们“觉得这很好”。或者我们不这么觉得？一口气把这篇文章读完，会发现这篇文章把单身生活描述为“一种传统状态，发展得太离谱以致于难以接受了”。
即使是那些充当着单身女性的样板的女人也被质疑。“有什么是钱买不来的”，这是2001年8月份的《人物》杂志在封面上对那些没结婚的女演员的质问。“她们看起来已经拥有了一切”，被标了下划线的文字说：“但是朱丽亚·罗伯茨、梅格·瑞恩和尼可尔·基曼仍然想寻求浪漫。”在里面的文章里，给这些成功的单身女人描绘出一幅暗淡的图景：“据统计，经济独立、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人在星期六的晚上最经常做的是一个人看《吉娜女武士》（Xena：Warrior Princess）。”这些统计资料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并未提及。但是这个说法听起来像是真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
第七部第七部分不做妻子（2）
又一次，只能二选一的、取胜无望的幻想情节又被提出了。在同一本《人物》杂志中有文章赞美单身生活：“单身女人有那么多的选择，她们不必安家，也不必放弃和一个喜欢独立的男人一起。”
单身女人面对的“幻想”如此丰富，以致于这一情况如此难于解释。其中散发着最为奇异光芒的是《时代》周刊上的文章“谁需要一个丈夫？”在这篇文章里面，《欲望城市》中
四个女演员中的萨拉·杰西卡·帕克（Sarah Jessica Parker），说她经常因为自己不是丈夫的“传统意义上的好妻子”而觉得羞愧，她的丈夫是演员马修·布鲁德里克（Mathew Broderick）。作为大批单身女性的虚构的、不现实的角色模型，她所从事的过分苛求的工作使她无法选择别的生活方式。“我知道他不会洗衣服，他整天吃不上一顿热饭”，她对《时代》周刊说：“这些事情让我很不舒服。”然而，她也承认自己经常和单身朋友们谈论婚姻生活是那么闷厌，他们能有拥有自由和快乐又是多么地幸运。当她被问到是否真相信这些话时，她说不。“如果说单身会更好那肯定是开玩笑，”她解释说。
在这40年里，妻性鸿沟产生了，在流行文化中单身女人的形象经历了变迁——从安·玛丽（Ann Marie）在《那个女郎》（That Girl）中快乐、天真的乐观主义到亚力克斯·福瑞斯特在《致命的吸引力》中巨大的挫败感，再到布里奇特·琼斯、艾丽·麦克白和《欲望城市》中的那种神经质的自我鞭挞。事实上，《欲望城市》中的女人把长久以来在文化中的优先权人格化地表现出来了，至少在媒体看来是这样的。她们全都住在神话般的房子里，穿的是奇装异服。她们的生活就是快乐的购物、去餐馆和到酒吧或者温泉。所有的谈话都集中在消费上面——从鞋子的设计者、男人的精子、最好的震荡器、最好的整容医生。在主角卡丽（Carrie）的留言机上的信息最具代表性，她说：“我出去买鞋了。请留言。”
通过把解放等同为购物，女性主义在商业领域上得到了展现。在21世纪的转折点上，单身女人面对的是22条军规式的悖论：一方面，她们的社会价值和她们的经济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她们的消费能力让她们能够重新书写社会规则。接着，由此引发出了一个回潮，单身女人被呈现为需要一个丈夫，至少她们是否需要是值得讨论的。
为了搞清楚这一进退两难的局面是怎么出现的，必须看一下单身女郎的市场是怎么出现的，在2000年这个市场看上去一片生机。在提出“谁需要一个丈夫？”的《时代》周刊热卖报摊的前一个月，扬·罗必凯广告公司 （Young&； Rubicam）的分支机构伦敦智力工厂（Intelligence Factory）发布了一份报告，说单身女性是“新雅皮”。这一研究名为“单身女性消费者”，宣称专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独自生活的单身女性是西方世界最大的消费群体。“结果很明显，独自生活的女性已经像80年代的雅皮那样成为了最大的消费群体”，玛丽亚·塞兹曼（Marian Salzman）说，她是智力工厂的总监。
这些“无鉴赏能力的独立”女性——智力工厂的研究报告中这样称呼她们（对于这个形容词，他们也许应该表示歉意）——并没有只是一味等待“对先生”的出现。很明显，研究者关注婚礼产业所塑造出的女性形象。正如塞兹曼所说的那样：“女人们在建立她们自己的警戒线；她们自己照顾自己。结婚戒指不再是她们的理想。”
其他资料也证实了这一说法。在北美，单身女人比单身男人购买房子的要多。75％的未婚女性拥有汽车。她们也在房子装修、娱乐、旅行上花钱，甚至她们要为抚养自己生育的没有父亲的孩子而花费。那种认为丈夫等于安全的老看法已经被完全改写了：现在高收入才等于安全。
和流行看法相反，大多数单身女性在20几岁时并没有渴望婚姻。事实上，全球女性在推迟和避免结婚。在美国，独自生活的女性数目在过去的50年里上升了33％，达到了3000万，结婚率下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在英国，结婚率到了一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一项研究显示，到2020年在英国将有1/4的女性选择独身。与此同时，在北欧，自1950年以来，结婚率下降了一半，据估计有45％的35岁以下的女性将永不结婚。未婚女性的数量上升最为惊人的是日本，在最近15年里单身女性增加了50％。另外，有人预测在1980年后出生的日本女性中有1/7的人将终生不婚。
日本结婚率的急剧下降与消费伦理的变化有直接联系。年轻女性被称为“单身寄生虫”，不愿意放弃她们的职业去做处于附属地位的家庭主妇，就像这个国家里的大多数女性那样。相反，她们继续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用挣来的薪水去购买路易·威登的皮包，CD的香水，和女朋友出去吃晚饭，就像《欲望城市》里的女人那样。一个日本女性曾经这样对《纽约时报》说：“‘对先生’可以晚点来。我不想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或者是降低我的生活水平。”
智力工厂的报告概括了50年来的潮流。为了寻找其起源，我们必须回到20世纪50年代，在那个时候男人而不是女人被鼓励去放弃传统的、被压抑的性别角色。丈夫而不是妻子被号召去解放自我。刚刚萌芽的丈夫解放运动有其自己的圣经，那就是《花花公子》（Playboy），这本革命性的男性杂志赞扬单身汉的生活。从1953年12月出版第一期开始，《花花公子》就关注物质享受带来的愉悦——最新式的音响系统、新款跑车，或者是每晚约会一个不同的女人。
第七部第七部分不做妻子（3）
在60年代的女性运动批评传统的妻子角色之前很久，这份杂志就鼓吹反对婚姻的意识形态。它的出版商休·赫夫纳尔（Hugh Hefner）在出版第一期《花花公子》时27岁，他自己是一个不快乐的丈夫，那时候他已经结婚4年还有了一个女儿。头条文章是“1953年的掘金女郎”，对离婚法庭上男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做了申诉，宣称“赡养费对于男性来说很不公平”，还说“女人为了利益才选择了婚姻”。
其他的文章，比如“赞成一夫多妻或者是一妻多夫”，进一步阐述婚姻不受男人欢迎。“我们从一夫一妻制中得到了什么？”这篇文章问：“神经过敏，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