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16-最”危险”的总编辑





头发颜色:深棕色。瞳孔颜色:灰绿色。    
    心理测试学家还进行了107项测评,包括头颅骨的长度(210毫米)、头颅骨的宽度(151毫米)、鼻梁的高度(51毫米)、手腕的宽度(59毫米)、坐高(95。6厘米)、上半身的长度(60。9厘米),而且还有一项叫做什么“头部和面部神经之比”的数值(21。19:88。9)。除此以外,还进行了134项其他的测试,例如:是否习惯用嘴呼吸(是),有无胸毛(无),大腿(肌肉极为发达),臀型(相当饱满),臀部的厚度(正常),腹部的厚度(结实、无将军肚),下巴(突出),鼻头(扁塌),有无脱牙(无),耳垂和脸颊之间是否相连(否),手形(大而方正),惯用左手还是右手(右手),惯用左脚还是右脚(右脚)。体检最后得出的总评价为(正常)。    
    一位女心理学家最后这样评价我这只“天竺鼠”:“这是一个非常英俊的男孩……举止得体,有修养。当他走进办公室的时候,脸上带着自信,知道该如何与人打交道。”令这位心理学家印象颇深的是,这个“非常正常、行为得体而且具有社交能力”的男孩能够克服小儿麻痹症的困扰,他曾经在四个月内腿上绑着夹板和支架,靠拐杖来代步,却能够处变不惊。“尽管(在几个月之内)他的腿脚十分不便,而且还有一个朋友死于该病……他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变瘫痪。这对于同类疾病患者而言,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案例。那些由于小儿麻痹症而终身瘫痪的病人在同病魔抗争时,能有和这个男孩一样的勇气吗?”    
    但是,对我其他方面的表现,另一些心理学家可不是完全满意的。    
    “我对这个孩子的总体印象不错。”一个没有透露姓名的心理学家这样评价说,“他在哈佛念书,估计在社交方面不会碰到什么问题。但他也会有麻烦,或许是因为他出生成现在长在一个保守的波士顿家庭,而他的想法和理想却变得越来越激进。”    
    “这个孩子处事时很感性”这一点引起了多位心理学家的关注,“……他在看电影的时候经常当众嚎啕大哭……他总能细致入微地体会到男女演员的心理感受,而且……还乐此不疲。他对电影《海外特派员》爱得简直如痴如狂,这部电影他已经看过四遍,可是还打算再看一遍。在他眼中,海外特派员是现在最‘富有传奇色彩’而且最“富有吸引力”的工作之一。他也希望能够成为一名海外特派员。因此,我的总体印象就是,这个男孩对于自己择业的想法非常幼稚、冲动而且不切实际。”    
    六个月后,我又去参加了该研究项目的一次后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另一位心理学家发表了一番全新的观点。“当这只‘天竺鼠’出席的时候”,一位心理学家看着自己的笔记本,念了下面这段话:    
    我能够明显看出,他思想混乱。他主要的问题在于,在进入哈佛大学之前,他生活在一个相对物质化的环境之中。他很像一个典型的美国男孩——有运动细胞,在学校里人缘很好,成绩优异。可是,到了在哈佛大一结束的时候,他开始沉思,特别是考虑一些玄妙的问题。因此,他慢慢地变成了一个深沉、思辨而不讲求实际的人。和过去相比,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因为从前他是一个注重物质享受、想法实际的人。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一部分早年岁月(2)

    他脑子里面的想法,那种理性的、玄妙的想法,让他困惑不已。在这种困扰之中,他变得烦躁不安,并对哈佛感到不满意了。结果,他在当年的期中考试考得一塌糊涂。没过多久,他就打算辍学了。一天凌晨三点钟的时候,他毅然下定了决心,打算跑去加拿大蒙特利尔,争取加入加拿大皇家空军(R。C。A。F。)。他和负责招募士兵的军官进行了交谈,加拿大皇家空军也决定招他入伍,可是后来他自己又放弃了,回到了哈佛。    
    但是,他内心依然感到躁动,依然对世界心怀不满。他开始思考自己为什么会来哈佛上学,思考自己将来的生活又会如何。总之,他脑子里面的想法变得杂乱无章,因为他沉迷于琢磨这些思辨、深刻而又理性的问题。最近,他又去了趟美国海军的军港,得知只要他年满20岁,就能加入美国海军的空战部队,他当年8月26日就能满足这一条件了。    
    总而言之,他就是一个思想混乱、不满现状的年轻人,他对自己来到哈佛感到失望。由于不满,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不安躁动的心绪。为了克服这种心绪,他也尝试了多种办法。他曾经多次借酒消愁,可最终只是借酒消愁愁更愁,无法平抚自己内心的不满。    
    一年零四个月以后的那天上午十点钟,“这个男孩”侥幸从哈佛大学毕业。当天中午,我成为美国海军预备队中的一名少尉,将要在“菲利普”号驱逐舰上服役,这艘驱逐舰正在新泽西州奇尔尼市的船厂里加紧赶造。当日下午四点,我和琼•索顿斯托尔完婚,他是我这辈子第一个真心同眠共枕过的女人。(编辑老师:此处的真心二字必须要加,因为在第三章出现一个段落,在澳大利亚他曾经出轨,后面又有两次婚姻,所以作者自己前后说话有矛盾,故必须加才不会和后文矛盾。)    
    到那时,我还不满二十一岁,去过的地方也不多,往西最多也就到过柏克郡,往南最多也就到过首府华盛顿。可是我却马上就要去一个叫南太平洋的地方服役,这可不是什么轻松的差事。    
    本杰明•C•布莱得利的人间大学就要开学了。    
    布莱得利家族有着将近300年的悠久历史,当然,同罗尼尔和卡伯特等名门望族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布莱得利家族过着波士顿上层人士的生活,但也不能说是大富大贵,家族的成员也算不上才华横溢。外祖父母生活富裕,尽管到不了富甲一方的程度。我们家在波士顿有一幢房子,房子不是位于灯塔山,也不是在灯塔街向阳并且能俯瞰查尔斯河的地段上,但房子毕竟还是坐落在灯塔街。家里虽然没有游艇,但有一辆车,一个厨子和一个女侍从。在大萧条之前,家里还有好几个保姆。家里还有上了年纪的男佣人,名叫汤姆•卡斯特罗,他会把劈好的柴火搬上三楼的客厅,把里面的壁炉点燃,他还负责给地下室的炉子添煤。    
    弗莱德里克•乔西亚•布莱得利(娶了玛丽•霍尔为妻),在别人眼中,是一个“地位低微的波士顿锡匠(弗莱德里克•霍尔•布莱得利)的穷儿子”。然而,在1851年的时候,乔西亚•布莱得利就已经在马萨诸塞州一千五百富豪榜中榜上有名了,是一个百万富翁。但是,有一个权威人士曾这样评价:“尽管他非常富有,也算得上是一个商界大亨……但他从来都够不上波士顿上流社会成员的标准。”    
    还有人毫不留情地对他做出了如下这番评价:“如果他在退潮的时候,在海面上放一块木板漂向远方,木板上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一块鹅卵石,可是等到涨潮的时候,这块木板还能漂回来,上面会出现一美元的银币。”    
    人们对他还有很多其他“盛誉”,其中有这样一种说法:“在他一生82年忙碌的生涯中,他几乎从来没有在波士顿以外呆过一夜,只是有一次去了趟娜罕镇。”    
    我父亲也毕业于哈佛大学,当年还是沃特•坎普执掌教鞭的全美橄榄球联赛的队员。20世纪20年代他成为了一名投资银行家,但是在30年代,由于经济大萧条时的风雨飘摇,他的投资也遭受重创。再对我的家族成员做些交待吧:父亲小弗莱德里克•乔西亚•布莱得利是弗莱德里克•乔西亚•布莱得利的儿子,是弗莱德里克•霍尔•布莱得利的孙子。往上追溯八代,祖先的名字叫做纳撒尼尔•布莱得利。纳撒尼尔•布莱得利出生于1631年。1673那年,在马萨诸塞州的多切斯特,他可是当地惟一经营苹果酒的商人。1680年他成为教堂司事。他的主要职责是“在教会敲钟,清扫教会大堂,为浸礼仪式送水。”    
    我父亲出生在波士顿后湾区灯塔街211号的房子里。我父母结婚后,他们起先住在灯塔街295号的一栋公寓楼里。后来他们在灯塔街267号买了自己第一幢房子,那是一幢老式的用褐石建造的房子,他们在那里住了23年,后来搬到街对面,住进了灯塔街280号的一栋公寓楼里。他们都是在生活中不愿冒险、只求安稳的人。    
    在结束大学足球生涯以后,我父亲和球队里的其他“自命不凡”的队员们一样,首先从银行的职员干起,接着成为了一名经纪人,后来进入了一家名叫美国商业银行布莱尔公司的投行,并当上了波士顿地区的副总裁。接着,生意一败涂地。再后来又东山再起。过不了多久,大萧条的阴霾又悄然而至。那时侯,我的老爹正在推销一种香体液,并且在为一家钼矿公司推销股票,这家公司是由他几个有钱朋友共同出资创立的。    
    我们相信,在家庭经济拮据的时候,往往会有人雪中送炭,因为一些亲友会提供一些生活必需品。尤其是汤姆伯父,因为他有一大笔财产,这早就让家里人羡慕不已了。我们管他的妻子叫波莉婶婶。汤姆伯父和我父亲是远房表兄弟,住在马萨诸塞州西部的一家养老院里。他穿戴整齐,总是头戴一顶游艇帽,身着蓝色休闲西服和白色法兰绒裤。他总是打着一个望远镜,向远处的一片绿野眺望,鬼才知道他到底在看些什么。波莉婶婶住在灯塔街111号。我父亲和他的两个兄弟会定期去看她,给她量量脉搏,直到她因为年岁过高而寿终正寝,享年将近九十岁。    
    在这些要好的亲戚去世之前,我父亲给那家设在加拿大的钼矿公司管理账目,一个月也赚不了几个钱;他还给几家城市和县城里的俱乐部管理账目;他还担任着波士顿美术馆的保安后勤部负责人,一年能赚3000美元。在整个经济大萧条期间,每逢周末和暑假,我们都会免费住在一幢维多利亚式的房子里。这幢房子位于马萨诸塞州的比华利市,原来的房主普特南是我们的远房亲戚,后来他去世了,房屋的产权留给了别人。我们在那里住,不用交一分钱的房租,只不过要帮着看管田地、拾掇庭院而已。我父亲干这些活可是乐此不疲,如果我在的话,也会给他帮忙。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一部分早年岁月(3)

    这就是在比华利的生活,可以算得上是大萧条带来的“优质”副产品了,因为在那段时候,我们家有两处房子,还有差不多一百二十亩的广阔树林,在林子里有两个大谷仓。透过林子,还可以俯瞰两三里远处塞勒姆…比华利湾的美景。这幢房子的房主想要把它给出售了,可是那个时候没有人要买它。我们一直住在那里,从1932年一直住到1945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们夏天住在大房子里,冬天的周末就住在旁边的小屋子里。1945年夏天的那个下午,我父亲和乔正在房子的围廊上喝着鸡尾酒,突然发现有一辆从未见过的车绕着房子开了一圈,在前门处停了下来。    
    “是谁呀,天知道。”乔这样问道,家里人总是爱这样问问题。    
    “打死我也不知道,”据说我父亲当时是这样回答的,他还说,“可能有人想买下这房子吧。这房子都卖了十五年了。”    
    刚好,这么多年以来,乔的腰包也头一次鼓了起来。因为有一个住在天主教堂里的年迈亲戚,虽然多年来不曾联系,但是最近刚刚过身,留给了乔5000美元。乔说她还会给哈维•邦迪打电话,他是这房子的产权人之一,也是我们家的世交(后来,他的儿子麦克乔治•邦迪还成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我母亲想给他5000美元买下这房子。    
    虽然我父亲竭力反对,但我母亲却下定决心这么做了。可是,哈维却觉得5000美元太低了,他开价要10000美元。天哪,我母亲真的狠下心,拿出了这么多钱,这房子自然就归我们家所有了。我对比华利充满了美丽而精彩的回忆:我在那学会了热爱大自然,而且这一喜好陪伴了我一生;我把每棵因为虫害而枯死的山木榉锯倒,父亲和他朋友用两人抬的大锯子锯,我就在旁边帮忙;我还在草地上烧野火,这种经历五十年过后,依然是一种极为宁逸而又宝贵的体验。我在那里爬树,捉蝴蝶,种菜,和妹妹的朋友一起玩过家家的游戏;老爹和我在车库里装了个篮球筐,尽管车库的顶高不过两米三左右,不过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