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16-最”危险”的总编辑

”之类乌七八糟的东西。　　　　
　　　　几乎我一到巴黎，朱利叶斯和埃塞尔&#8226；罗森伯格夫妇的间谍案，就开始出现在欧洲各大新闻报纸的头版上。罗森伯格夫妇接受了审判，并被判定有罪。在1951年举行的那场审判，在冷战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他们的罪行是向苏联提供有关建造原子弹的机密情报。这场官司、这一审判结果（死刑判决）吸引了法国人的眼球，也激怒了法国人。美国当时正在帮助振兴重建欧洲，套用泰迪&#8226；怀特在《火中余烬》一书里的话：美国人是挺容易招人嫌的。美国的优势地位是压倒性的，美国的金元外交攻势铺天盖地，在所有内心痛恨美国政府的人心目当中，罗森伯格夫妇都成了他们尊敬的对象。不仅仅是那些生来就痛恨美国的共产主义者，连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世界各地恐惧麦卡锡主义的人，甚至连反对死刑的人都对罗森伯格夫妇抱有恻隐之心。　　　　
　　　　法国举国上下都掀起了抗议的狂潮。很多抗议最后演化成反美的暴乱。有一个人就在距离美国大使馆不远的协和广场，在一次为了“罗森伯格夫妇自由”的集会上让人给打死了。我们在对抗这股反美浪潮的危机面前几乎无能为力。我们请求美国新闻处向我们提供有关案件和审讯的真实情况，这样我们至少能有足够的信息来应对质疑的声音。在我弄清发生了什么之前，我其实成为了罗森伯格的助手了，那些来使馆抗议审判结果和死刑判决的代表团都会向我控诉。应对这任务可比登天都难。我们根本无法从当时的新闻报纸上获得关于这一案件的细节，来驳斥那些情绪激动的抗议者们。最后致命的一击也不期而至，当巴黎伊夫里市（一个工人聚集区，也是法国共产党的重要阵地）的盲人市长，带了一大帮兄弟们跑到我们这里来大喊大闹的时候，华盛顿方面依然没有给我们什么内部信息，我们仍然没有什么资料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我当时整个人都快要崩溃了。　　　　
　　　　在一个周六的早上，我去找使馆负责公共事务的官员比尔&#8226；泰勒寻求帮助，他也是我的上司。因为我们无法从华盛顿获得帮助，我们决定派个人到纽约去找他们关于罗森伯格审判案的资料，然后尽快回到巴黎。结果我就成了被选中的那个人，并负责回来以后，起草一份翔实详细、带有真材实据、经过反复核对而且具有说服力的材料。泰勒觉得这是个好点子。我什么时候能够或者应该离开呢？当然是越快越好了。但是，当时是周六。银行不开门，没有人身上的钱能付得起机票钱。“没问题，”泰勒说。“我们找罗伯特要点法郎就行了。”　　　　
　　　　罗伯特指的是罗伯特&#8226；塞勒，他父亲是圣马克学校的创始人，他和我父母是多年的好友，当时他是中情局驻巴黎分部的负责人。他面无表情地将手伸到了办公桌最下层的抽屉里，掏出一大把法郎，别说去纽约南部的联邦地区法院，要登上月球都足够了。我当天下午就起程离开了巴黎。但是几年后，这件事却让我颇为尴尬。有名叫黛博拉&#8226；戴维斯的作者，在一本有关凯瑟琳&#8226；格雷厄姆的书中提到，我曾为中情局服务过。她的证据中就是一份中情局的内部文件，这份解密后的文件显示我曾从是罗伯特&#8226；塞勒手上拿过一笔钱来做差旅费。　　　　
　　　　纽约南部联邦地区法院的刑事法官马勒斯&#8226；J&#8226；雷恩为我找了间小办公室，他还帮我弄到了有关美国控诉朱利叶斯和埃塞尔&#8226；罗森伯格夫妇案的全部法庭记录。我一口气花了差不多十二小时，把这些材料通读了一遍，记录下所有证人的证词。那天迟暮时分，我去妹妹的公寓洗了个澡，睡了个好觉。周一一早，我又接着去工作了。三天后，我返回巴黎时，已经写出了一份有关罗森伯格夫妇案七千五百字的分析材料，并把它翻译成了法语，在两天的时间内分发给了法国的各个媒体。　　　　
　　　　实际上情况并没发生多大改变，即使我们终于我们知道了点事实。实际上法国总统文森特&#8226；奥里奥尔通过大使馆，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去了一封绝密信函，敦促美国免除罗森伯格夫妇的罪责，或至少改变死刑的判决。这是违背法国宪法的行为，根据宪法中的规定，总统不能干预别国内政。不算奥里奥尔总统，我觉得自己也已经受够了折磨，所以我给我的朋友布莱尔&#8226；克拉克打了个电话，他当时正作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派给戴维&#8226；斯切布隆的高级助手，在巴黎工作。克拉克告诉了斯切布隆，斯切布隆让克拉克立刻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广播这件事，独家报道了法国总统给美国总统发函的新闻，我也开始学会了该怎么“炒作”新闻。　　　　
　　　　斯切布隆的行为让我感到极为沮丧。在读过这些精心构思的报道后，我自己都认为他们是有罪的，但是我就是无法接受对他们的定罪，或对任何人的定罪。我觉得国务院把这件事当成了对抽象事件的外交反应，而不是把它当成了具有戏剧性但却需要负责任的事件，而事实情况就是后者。　　　　
　　　　这时候是五十年代早期。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11月当选为总统，当时麦卡锡正在对共产主义者大张挞伐，艾森豪威尔总统却几乎置身事外。在巴黎，我们无法收看美国的电视节目，没法阅读《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也拿不到第一手的真实信息。直到人称“奇普”的查尔斯&#8226；波伦在前往苏联出任大使的路上，正好经过了巴黎（还“征用”了我的办公室）。波伦当时是美国国务院中的苏联问题专家，麦卡锡毫不留情地折磨他，而美国国务卿约翰&#8226；福斯特&#8226；杜勒斯也一直没给他好日子过。　　　　
　　　　接下来造访我们的是罗伊&#8226；可因和戴维&#8226；沙因，他们俩是深得麦卡锡参议员赏识的调查专家和干将。他们当时正在做一次可笑的毁灭之旅。他们这趟西欧之旅主要是代表麦卡锡搜捕共产党员，查抄美国新闻处的违禁书籍、严厉地谴责那些不肯对他们俯首贴耳的驻外使领馆官员。他们扬言要调查英国的BBC广播电台，并要慢慢地将一大堆知识分子赶尽杀绝。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分巴黎——我的新闻随员生涯（3）

　　　　罗伊&#8226；可因和戴维&#8226；沙因的行程刚一公开，人们就注意到他们会在巴黎呆上一个周末。通讯记者们迫不及待地让我举办一场记者招待会，最好由英国人来主持，因为那些英国人因为“那些卑鄙的家伙想要要调查BBC广播电台”而义愤填膺。新闻界中一些最为尖嘴毒舌的记者，早就磨刀霍霍打算把可因和沙因好好羞辱一番，一位在德国的美国官员将可因和沙因之流描述成“公费旅游的审判官”。我几乎不能坐等这些事发生，但我必须三思而后行。如果每件事都按照我预期的发展的话，罗伊&#8226；可因和戴维&#8226；沙因将会受到嘲弄，而他们也会对所有相关人士加以报复。我必须让“天生”就知道怎么待人接物的邓恩大使来处理这件事。邓恩是个老奸巨滑的家伙，而且他已经快要退休了，才不会想让像罗伊&#8226；可因和戴维&#8226；沙因这样的人来让自己蒙辱呢。他大开绿灯放行，但是要我找格雷厄姆&#8226；马丁批准。马丁微笑着点头同意了。　　　　
　　　　现在我要对付的就只有罗伊&#8226；可因和戴维&#8226；沙因了，但他们却让我撞了铁墙。他们知道凯&#8226；波义耳的书在美国新闻处德国分处的图书馆里是被禁的，但让人觉得讽刺的是，凯的丈夫就是图书馆的职员。这一禁书令在欧洲没有得到良好的执行。他们也试图查禁《中国响惊雷》一书，西奥多&#8226；怀特和安娜&#8226；李&#8226；雅可比在这本书里谈到了中国旧制度的崩溃。他们也知道西奥多&#8226；怀特可能会出席巴黎举行的某场记者招待会。他们明确拒绝在周五召开记者招待会，后来也否决了在周六开记者招待会的建议，最后才同意在周日下午举行。　　　　
　　　　我们之前就做好了应对这些紧急事件的准备工作，我们要求记者这周日留在市里，而不是在巴黎的情调咖啡厅里享用午餐。我们收集了五六十个电话号码，包括记者家里的、宾馆的、饭店的诸如此类。一个小时后，我们就得到批准召开记者招待会。我们尽最大可能找到了五十名记者，坐到了我的办公室里。坐在前排的阿尔特&#8226；布赫瓦尔德是《先驱论坛报》的记者，他正摩拳擦掌，打算大干一番。他的两边坐着两个脾气暴躁的英国记者。　　　　
　　　　布赫瓦尔德刚弄到了台先进的卡式录音机，麦克风藏在了常规大小的一块手表里，电线穿过他的左袖，通过背部，一直连到他放在右边口袋的录音机上。“你们没必要记笔记了，”他对同事们说。“我会把这些全都给纪录下来的。”我对他的小玩意可没他那么有信心。我的秘书玛戈特&#8226；麦克柯劳德和玛丽&#8226；泰蕾莎&#8226；巴罗都打算将所有的发言给速记下来。　　　　
　　　　新闻发布会开始后，我一直忐忑不安，我还发表了一个“内容空洞”的开场白。　　　　
　　　　坐在布赫瓦尔德身边，个子不高的路透社记者抄着一口发音清晰的英国腔，问了第一个问题：“可因先生，沙因先生，你们从事自己的工作心情愉悦吗？”情势从此就开始急转直下。　　　　
　　　　“您多大年纪啊，沙因先生？”塞&#8226；费里丁叫嚣道，他当时为《科里尔》杂志工作，是个讲义气的好哥们。（后来证实他曾为美国中情局完成过一些奇怪的任务，但那时我们都不知情。）　　　　
　　　　“我希望，先生，您能不能向我们证实，您有权完成所有这些工作吗？”另一个事先预谋好的英国记者，咧着嘴笑着问道。我们都看着沙因站起来，从裤子后袋里拿出了钱包，取出一份盖过戳，受到麦卡锡担保的身份证明。这一对话成了第二天英国《每日电讯》头版头条的大标题——“妈妈，快看，我们可是有委任状的！”　　　　
　　　　布赫瓦尔德一直举着自己的右手，装成要提问的样子，其实是让自己的腕表麦克风占据有利地形，记下问答中的每一句话。每次轮到我点记者提问时，我都会装成没看见他，而可因或沙因不时会叫到他，他就会现编个问题出来。　　　　
　　　　大多数记者都把提问题看成了找乐子。他们舒舒服服地靠着椅子坐着，看那些追捕共产主义者的“勇士”们局促不安。在这场折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那个路透社的通讯记者问到：“你们怎么可能觉得自己的工作是快乐的呢？”在招待会结束时，他提得最后一个问题是，“你们确定自己在工作时心情愉快吗？”　　　　
　　　　可因先生和沙因先生终于爆发了，他们对在场的每一个人怒目相向，两人连看对方的时候眼睛里都冒着火光。我们大多数人都到了英国酒吧街对面的气隆宾馆酒吧里等待，布赫瓦尔德在那里花了半天时间，才把高科技产品从身上给卸了下来。当时一片沉寂，阿尔特&#8226；布赫瓦尔德打开了机器。　　　　
　　　　整整二十分钟，除了低声的嗡嗡作响以外，什么都没记下来。　　　　
　　　　可因先生和沙因先生决定尽早离开巴黎，前往他们旅途的最后一站英国。英国的记者们希望我们能透露一下他们飞机的航班号。但是当我稍后打电话给可因的时候，他就冷笑了一下，并在沙因开口告诉我之前，堵住了他的嘴。因为大使馆并没有负责安排这次旅行，我没法从使馆相关官员的口中得知航班号。最后我给克莱姆&#8226；布朗打了个电话，他是泛美航空公司的常驻迎宾人员。我告诉他，无论如何，我都得拿到可因和沙因的航班号。布朗一贯以自己的手段灵通而自豪，十五分钟后，他就拿到了航班号。我们把这个透露给了英国的媒体。希斯鲁机场聚集了一百多名“接机”的英国记者，他们都嚷嚷着询问有关可因和沙因行程的细节问题。可因和沙因赶紧搭乘下一班航班飞回了家。　　　　
　　　　1954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终于无法再忍受军方和麦卡锡听证会的闹剧，结果可因和沙因终于正式退出了政治舞台。但我们都觉得自己对可因和沙因的垮台贡献不小，可能还通过他们，渐渐地带来了整个麦克锡主义的败退。就像在国内外奋战在外交战线的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觉得自己告别了当时的一场重要战役。我不愿意错失任何战争，尤其是这一场，我帮那些自取其辱的人，把脸丢得更大。　　　　
　　　　就像预期的一样，可因和沙因查禁美国新闻处的一本书是怀特的《中国响惊雷》。我们都告诉怀特，要把这看成是一种荣誉，直到他向我们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