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16-最”危险”的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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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开始播音时,使用的是自己的本名,但是后来弗兰西•米尔对她丈夫(我的老板)麦尔肯•米尔抱怨说,《新闻周刊》付了布莱得利“所有工钱”(每年9000美元的薪水),而他却吃里扒外,“名声”全都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给占去了。所以我就必须想出个艺名来,我最后终于想出来了个本•莱诺克斯。我在《华盛顿星报》或别的报纸上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发表文章时,署名用的是安东尼•莱诺克斯。“安东尼”听上去更有派头,像是来自英国外交部的某个官员。有人还建议说,如果在安东尼•莱诺克斯之前再加上个爵士头衔,那就更唬人了,而“本”听上去感觉更像是一个记者在做现场采访。但是,“本•莱诺克斯”为我第一次悄悄返回华盛顿的飞行提供了宝贵资金。(后来,在斯切布隆度假结束复职之后,我开始为泛美航空公司在飞机上分发的杂志撰写旅途杂记,以此来赚取我和汤尼的机票费用。我写过一篇激动人心的游记,内容是搭乘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班抵达了目的地,这篇文章的稿费足够支付一张从华盛顿到巴黎的往返机票了。)    
    因为担心会被人发现,我们只敢待在国会山的议会宾馆里,除了这点不便以外,我们在一起共度的时光十分甜蜜。我见到了彼特曼的四个孩子,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他们也成为了我们彼此生命中的一部分。泰米当时只有一岁半,还呆在登顿医生的诊所里。罗莎蒙德才三岁,她只是睁大眼睛瞪着我。南希五岁,安迪六岁半,只是看上去有点不自在。一天晚上,在和玛丽和科德共进晚餐时,我见到了汤尼的妈妈露丝•平肖。考虑到当时的处境,每个人都很斯文,而且举止都尽量保持优雅。当然科德除外,他明显气坏了。他能预见的就是,我和汤尼间之间的关系肯定会威胁到他。    
    用汤尼的话来说,她已经准备好承认自己的婚姻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了,但她不想将它推倒来解决这个问题。她转而对生活进行了一番仔细的分析,决定在想明白前,不对自己的人生做什么大的改变。这使得我和汤尼的爱情生活中出现了许多必要的理性思考。我们会一个多星期都无法见面,只有在汤尼能够想办法为自己的孩子们找到安宁舒适的环境后,我们才能够见上一面,而我还必须要有能力负担跨越大西洋的机票费用。要想和汤尼共享欢乐,我还得刚好赶上《新闻周刊》和其他新闻机构连续给我几天平安无事的休假……这么算下来,我们每年最多也就只能见上四五次面。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分巴黎新章——我在《新闻周刊》的生活(4)

    一起在法国的日子是如此简单,但又是如此欢愉,我们互相了解,一起去发掘这个浪漫国度的每一个魅力角落。如果天气冷的话,我们会到法国的南方漫步,聊天,野餐,在田野中享用当地的美酒和干酪,用画笔描绘美景。信不信由你,我们会前一晚上还住在城堡里,后一晚上就住在无名的小旅店里。在巴黎,我们会从城市的一隅散步到另一处,在塞纳河上泛舟而行,有时这些小舟还会成为了我们的餐馆和酒吧。有一个特别的晚上,我们在沙特尔大教堂遇到了可怕的《纽约客》通讯记者珍尼特•弗兰纳。在那里,指挥家查理斯•蒙克携波士顿交响乐团在这座十三世纪的城堡献艺。这场演出使人永生难忘。蝙蝠在天花板的穹顶下横冲直撞。而悠扬的音乐让我们的思绪穿过了时间与空间。在吃晚饭和中场休息时,珍尼特•弗兰纳跟我们大谈阉割术,在十八世纪时,男孩们为了能保持童音,会切除他们的睾丸。要评价对法国文化和历史报道的质量,我们中没有人可以与珍尼特•弗兰纳相提并论,她在《纽约客》上所发表的文字处处都折射出智慧的光芒。在接下来一年半的时间里,我经常能看见珍尼特,那时我试着做个单身汉,从来没有花上一分钟去倾听她那活跃而又睿智的心声。但是她为《纽约客》写的每一封“巴黎来信”,我都会倾心拜读。    
    和汤尼在华盛顿重聚的日子也充满了欢乐,但是只要我们的关系还无法公之于众,我们的活动范围就只能是在汽车里,或是囿于旅店中的四方墙中。没过多久,我就向汤尼求婚了,尽管汤尼对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没首肯或否认,这让我们彼此有了很多要谈的东西。我不记得花费了太多时间考虑这件事到底难度有多大。这不是我行事的风格。但确实我花了时间想要找出解决这件事的办法。我相信汤尼会做出决断,考虑清楚到底她和孩子跟我一起生活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很想念本(在几年后,我才意识到我有多么思念他)。我想尽办法去看住在波士顿的琼和本。我想让本融入我的新家庭,同时也在为新生活的一切家庭琐事而奔波,我要供养房子,要做预算,去拜访亲友,诸如此类的事。我一旦下定决心,我就想和汤尼开始一段崭新的生活。    
    我在孚日广场有一间小公寓房,那里比我的办公室还要冷。里面只有两个房间,厨房卫生间很小,而且还是连在一块的。在那里,你能够轻易地一手拧开浴缸上的水龙头,另一只手打开炉子。这公寓在一座年代久远,散发着难闻气味的公寓楼的顶端。可就是为了这种房子,我每个月还得交100美元的房租。从这间房子里,你能饱览亨利四世的雕塑,但是只有瓦斯取暖器,而且没人在家时,还不能让它开着。这就是说,当我到家时,公寓里的温度常常在冰点以下。情况如此恶劣,有一次我的医生琼•戴克斯将我送到一家美国医院去解冻。他给我胸部拍了X光,还做了全套的体检,甚至连华色曼抗体都检测了。这样才证明我呆在这种房间里,不会违反我健康保险合同上的条款。    
    劳燕分飞时,我一个人“单独”待在巴黎时,突然对我来说变得很难熬。一开始,我像是《少年维特之烦恼》里的主人公一样,整天浑浑噩噩,除了采访就是做白日梦,回想上一次两相依偎时的情景,沉浸其中,然后很早就上床,用独自入眠来惩罚自己。我在巴黎的单身汉生活就是这样,这倒是很多男人的梦想,但是我活得像个头脑不清醒的苦行僧。当我最终厌弃了这一切,重新开始追逐正常的生活时,我的决心好像受到了陌生人、朋友的妻子和一切熟人的考验。女生搭顺路车回家都好像变得很麻烦。你膝关节的酸痛,都无法用意外来解释。晚餐的伴侣对我的兴趣远比对食物的兴致更浓。在拥挤的房间里的视线交流,现在对我来说都有了新的意味。我一个朋友的妻子,有一个晚上在我孚日广场寓所的回廊里,借着天黑,突然对我投怀送抱。让我吃惊的是,甚至汤尼的两个朋友都试着看能不能把我拉下水。    
    在我的一生中,我曾经享受过兴奋而美妙的性生活,但是在将这种美好带到现实中时,我总会遇到无法逾越的障碍。首先,在波士顿的少年时光里,好女孩不会与人效鱼水之欢,而男生却受到训诫说做人要克制。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在寄宿制学校里,我们的食物中如果有人下了硝石,我们都会怀疑这是不是真的。其次,身为一名在南太平洋游曳的巡洋舰上的年轻海军军官,性生活就根本别提了。第三,一对刚新婚燕尔的夫妇双方都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什么地方去学习,或者至少我们那时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机会。我从前把自己当成是个从一而终的男人,就好像对主人从一而终的狗一样,可是我紧张得浑身发抖,因为我发现,在如此困难的境地下,我根本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现在,我不再吓得浑身发抖,特别是当汤尼突然同意我不时造访的提议之后。我已经准备好了一枚结婚戒指,是我的朋友荷内•图平特地为我定做的。他是卡地亚首饰店的一个合伙人,也是一家叫“无名餐吧”的美食俱乐部成员。我们现在的谈话的重点和精力,全都集中到了在巴黎完婚的细节上,以及她的孩子怎么和我们一起在法国待上一年。为了争取在我们新婚后第一年能够和孩子们一起度过,我们必须同意回到华盛顿,这也就意味着,我必须在《新闻周刊》的华盛顿分部或别的什么地方找到一份工作。突然,我的面前出现了好多问题,但是我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因此我就把注意力投入新的事情上。我觉得,这些事情之前我都忽略了。    
    1954年,法军在奠边府一役中落败。法军随后撤离了东南亚。这两件事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都点起了民族主义的熊熊火焰。可这也使得法国人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要保护自己的殖民力量免遭进一步受损。法国对北非的态度变得出人意料的屈尊俯就,甚至对某些没多少种族主义情绪的人都是如此。从巴黎到阿尔及尔,法国人都“亲密地对待”阿尔及利亚人,用“亲昵”的口气对他们说话,让人想起当年美国南方的白人和一起工作和生活的黑人说话的口气。法国人乐于和美国人在美国大谈种族主义,但是非常反感有人提及在北非和北非人民的情感中,种族主义占有重要的分量。    
    在整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白人和北非人民之间的冲突大大加剧了,因此《新闻周刊》的通讯记者也负有越来越大的责任,去法国在北非的三块“殖民地”——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采集新闻。我必须在周五晚些时候之前离开巴黎,搭乘每日一班的法航航班前往北非,我会在比亚里茨降落,租一辆汽车很快开到小镇圣强德禄兹的朋友肖家中吃一顿晚餐。周末,我会和朋友打打网球,聊聊天,品品美酒,再饱餐一顿蛤蜊酱通心粉。我可能还要在戴克斯看一场斗牛,甚至会跨过边境,跑到西班牙名镇潘普洛纳去看斗牛。然后在周日晚上,我会搭同一班飞机,从比亚里茨起飞,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或是突尼斯呆上一周,甚至呆上两三周。当采访任务结束时,我会尽量安排在周五晚上的最后时限回家,当航班停在比亚里茨时,我又能享受一个惬意的周末了。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分巴黎新章——我在《新闻周刊》的生活(5)

    对这些旅途见闻的报道有一点困难。法国人谴责说所有的记者都在为“敌方”工作。那些在北非的法国定居者,法国人称之为“黑脚”(piedsnoirs),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科西嘉人,在政治上极度保守。他们觉得自己被法国的知识分子给出卖了,而且很害怕法国会丢弃他们。他们会在晚上把你视之为一名光荣的“黑脚”,同时试着在酒桌上把你灌倒。第二天一早起来,他们会竭尽所能让你的生活变得一团糟。我遇到的难缠的“黑家伙”是法国陆军上校让…巴蒂斯特•比亚吉。他的使命就是向我解释清楚,那些“黑脚”们有非凡的决心坚守北非,甚至不惜与法国政府刀枪相见。北非的原住民,尤其是阿尔及利亚人也同样满心疑虑,但他们的言行就要鲁莽得多了。你的法语里要是没有萨凡纳口音,你就很有可能会被当成是法国人,这可能会害得你背后挨上一刀。在北非要塞里和在大街上一样,一个披着穆斯林斗篷的北非人可能只是悠闲地漫步,也有可能手里正拿着机关枪,而你的小命就决定在他是前一种人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