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16-最”危险”的总编辑





厮怠:罄矗聿榈?#8226;麦克难逃其责,被迫解职。    
    他们还追踪到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约翰•C•德福也参与其中,多家电视台和电视贸易协会为德福及其妻子提供旅行机会,包括到迈阿密、比明尼群岛、平赫斯特、北卡罗来纳和其他北部、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度假场所。我觉得这两篇报道都是有关高级官员的低级行为,这两件事如此重要,我顺藤摸瓜发现了其他两条线索:    
    第一条线索:密苏里州民主党众议员摩根•莫德让自己的女儿也领取一份12000美元的薪水,而且一领就是五年。    
    第二条线索: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奥然•哈里斯也是阿肯色州一家电视台的副总裁和股东。哈里斯虽然眼下在调查联邦通信委员会,但接手调查前,他自己所在的电视台正向联邦通信委员会提出了业务申请,并在等待批准。    
    两个联邦通信委员会的委员,即使其中一位是主席,与总统身旁的办公厅主任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尤其是这个人还是谢尔曼•亚当斯,曾是新罕布什尔州的州长和众议员。亚当斯是个沉默但个性极强的人,虚伪而且颇以自我为中心。他觉得记者属于社会的底层。看着这些人下台,是见证自然界中的最大乐事,也是让人赏心悦目的景观——殒星降落。    
    亚当斯的名字在调查一位有趣的新英格兰纺织品制造商骗子伯纳德•歌德凡时,在监察委员会的卷宗中第一次出现。这个监察委员会的主席,想要调查的不只是一家联邦通信委员会。他的调查转向了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歌德凡的名字一下子变得近人皆知了。他的工厂无法提交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按法律程序索取的报告。对歌德凡蔑视国会的调查后来就受到了阻碍,不知怎么就被不了了之了。    
    歌德凡的工厂将各种产品上胡乱贴上“100%小羊驼毛”、“100%原驼毛”或是“纯驼毛”的标记,而联邦贸易委员会发现这些产品里含有十八种纤维,包括兔子皮,可是强制执行措施看上去总是会受到阻碍。    
    委员会没花多少时间,就发现歌德凡的后台大老板正是谢尔曼•亚当斯。“某些政府高级官员(包括亚当斯在内)享受着歌德凡提供的奢侈昂贵的好处与美意。”一名记者这样写道。亚当斯和妻子能在波士顿久负盛名的科普利宾馆里免费享用套房。亚当斯的家里铺着产自东方的小地毯,这也是歌德凡孝敬的,亚当斯还笑纳了一件小羊驼外套(搞不清楚里面有没有搀兔子皮?)和一块金表,以及其他一些孝敬。歌德凡接到传票后,有些收据开始落到调查员手中。我对这篇报道的伟大贡献在于,我说服委员会调查员们,将这些收据借给我用上一个小时,因此我成功地搞到了复印件。邓森编辑十分喜欢这些复印件,将它们印在了杂志上。它们不仅是独家所有的,也清楚地解释了整个报道过程。黑体字的“伯纳德•歌德凡要清偿的所有账单”的标题就印在了“谢尔曼•亚当斯夫妇”的宾馆明细总账上,还包括房间服务费,一块半美元的小费和停车费。同样的还有那块2000美元的地毯。更多的账单说明,这些都被歌德凡从生产成本中被扣除了。    
    有证人证实,有一次歌德凡在一个公开场合祝酒时说:“我的老兄,亚当斯州长从来不会让自己的朋友失望。”当时正是为了庆祝艾森豪威尔和亚当斯给歌德凡安排了一个职位。作为回报,歌德凡给第37届白宫政府的所有职员从25到150美元不等的债券(朝圣者信托公司)。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要拉政府官员下水其实真的很便宜。那时为总统的办公厅主任和妻子(还不是女朋友)在科普利宾馆提供一夜的住宿,费用也不过200美元。那就够了,亚当斯为了回报,也就如他所愿的那样,从白宫里打了些电话给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我也第一次意识到了白宫电话的力量。“等一下,先生……白宫来电……是亚当斯州长打来”这就是接电话的人最关注的事了。在1958年的9月,事情越闹越大,亚当斯被迫引咎辞职。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四部分《新闻周刊》——我在华盛顿的日子(4)

    歌德凡还真是一个颇有意思的人物。他把自己当成了美国梦的真实写照。为了宣扬自己的“成功故事”,他甚至雇佣了当时最有名的公共关系专家泰克斯•麦克柯拉里和他的助手威廉•塞法尔。威廉•塞法尔的一生也过得有声有色,他后来进了白宫,成了尼克松的发言撰稿人,后来去了《纽约时报》的社论版,成为了杰出的一名专栏作家。    
    歌德凡是个无赖,我在内心深处还是喜欢无赖的,尤其是那种不加掩饰的无赖。我为歌德凡整理了一篇介绍性的文章,里面用他的意第绪语加以修饰。当时的报纸上方言并不常见,编辑都很害怕这个。但是歌德凡很喜欢它。实际上,几天后,我和歌德凡在老威拉德宾馆主楼的餐厅吃午饭时,他问我有几个孩子。我将继子继女都算在内,跟他说一共有五个,他拿出了皮夹,抽出五张崭新的五十元大钞,硬要把钱塞给我。当我竭力反对时,他很震惊,并问我怎么会这样做。然后我看见了他的律师山姆•西尔斯坐在几张桌子之外,我就举着那几张50元的大钞,在众目睽睽下向他走去。我把钱丢在他的桌子上,并且大声地对西尔斯说:“告诉你们老大,他这么做也搞不定我,他就是不肯听我的。”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这种工作中,有人要给我钱。    
    歌德凡因为蔑视国会和不愿提供信息而坐了牢。他的律师山姆•西尔斯和替他跑腿的拉尔夫•斯诺伯德金火力还不够大。他需要最好的律师,有如我的朋友爱德华•班尼特•威廉姆斯那样的天才律师才行,威廉姆斯在市法院上的表现实在是太棒了。三十多年后,《新闻周刊》华盛顿分部的主管埃文•托马斯回忆起威廉姆斯时,在《看看这家伙:爱德华•班尼特•威廉姆斯终极内幕诗人——传奇的审判律师》一书中记述他们的见面场景:    
    “在1960年冬天,威廉姆斯去看望狱中的歌德凡……他看见了一个满头白发,操着意第绪语口音的老人。在短暂交谈了几分钟后,威廉姆斯提及(从1953年到1957年)多年内,歌德凡都没有完过税。威廉姆斯说:‘我很抱歉,但是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可用来为自己辩白的。’歌德凡一言不发。几分钟后,威廉姆斯去洗手间,歌德凡转身对山姆•西尔斯说:‘这个来自华盛顿的小子觉得自己是谁啊?竟然跟我说没有什么可用来为自己辩白的。辩白?我要是能辩白的话,我就用斯诺伯德金给我辩护就行了。’”    
    爱德华喜欢这个故事,他经常提起这个故事,用来提醒自己的听众和自己爱德华本人有多勇敢。就在歌德凡从无名小卒到成为风云一时的新闻人物之前,立法监查委员会偶然发现一件与波士顿的第五频道不无干系的案件。这个频道的老板就是我的四代以外的表亲和老对手罗伯特•乔特,他也是《波士顿先驱旅行报》的发行人。在战后,他还曾拒绝给我一份工作。尽管有听证会监查委员会内部人士的推荐,商务部长辛克莱•维克斯也极力促成,乔特也给联邦通信委员会的委员们打了几个电话,请他们吃了午饭,但联邦通信委员会还是把这件事丢给《新闻周刊》了。拥有《波士顿环球报》的泰勒一家,当时管事的是戴维斯和他的堂哥约翰,对此大喊不公。他们谴责乔特想利用第五频道挤垮《波士顿环球报》,试图阻止《波士顿环球报》从银行贷款。    
    他们派了个年轻聪明的记者鲍勃•希里过来,实时跟踪这一事件。鲍勃•希里长着张金童般的脸,腿长得像个长跑运动员。他还负责煽动一点国会里义愤填膺的气氛,以及帮助他的伙伴,很快将成为多数派领袖的“智多星”托马斯•奥尼尔。我并不生乔特的气,但是《波士顿环球报》里的都是我的老朋友……希里、泰勒一家、我在《华盛顿邮报》时的同事汤姆•温斯普,包括他的爸爸拉里,他们都是值得尊重的编辑和总编。因此,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希里,很大程度上由于乔特的老合伙人乔治•麦克科诺宜的关系,联邦通信委员会终于阻止了将第五频道和《波士顿先驱旅行报》剥离开来。《波士顿环球报》日渐繁荣,希里也发展得越来越好。但是,《波士顿先驱旅行报》在电视部门的投资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这是我从杂志社的最低层开始的起步过程,可能不像和欧洲防御共同体或是东南亚条约组织那么重要,但是我已经感受到了同事之间的深情和更为深厚的友情。我还在温铎和谢弗留给我的外交和经济的地带挣扎,报道配套资金、可自由兑换货币、对外援助、经济和军事、贸易摩擦、鳕鱼和狭鳕鱼争夺战、美国之音、金门妈祖,还有一点跟阿根廷和委内瑞拉有关的新闻,石油生产和共同市场。在采访的同时,我也见到了很多有意思的的人,他们给我的启迪,远比我对读者们的启迪要大得多。比如“草莽英雄”亚当•克莱顿•鲍威尔(他也是爱德华•班尼特•威廉姆斯的客户);休伯特•汉弗莱;蒋介石太太;鲍勃•霍普,他的朋友密苏里州的参议员斯图亚特•希明顿是我以前的邻居,正是希明顿介绍我们认识的;阿卜杜勒-瓦哈卜,人称阿拉伯的宾•洛斯比;德鲁•皮尔森和他的妻子露薇;乔治•马歇尔——华盛顿红人队的老板(布莱得利问:“您何时会雇佣一名黑人橄榄球运动员?”马歇尔说:“当美国哈莱姆亲善篮球队雇佣一名白人篮球运动员时。”);我还认识了很多参议员,比如加利福利亚州的托马斯•库彻和威廉•诺兰德,马萨诸塞州的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伊利诺伊州的埃弗雷特•德克森,纽约州的肯•基丁和杰克•杰维斯,新泽西州的克里弗德•凯斯,还有些政府里的高官,比如说又见到了狄龙,以及在白宫供职的布赖斯•哈洛和麦尔肯•姆斯。    
    我仍然有属于自己的个人时间,尽管它和我做驻外记者时的美好生活无法相比。但是,我正在爱上华盛顿。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四部分杰克•肯尼迪(1)

    我人生中的许多重要的事件看上去都像是幸运女神的无心之作。例如,1948年我没有在巴尔的摩火车站下车,误了参加《巴尔的摩太阳报》的工作面试,而是留在了华盛顿,参加了《华盛顿邮报》的面试一样。再如1957年,我在乔治城西北区N大街的3300北街区买了幢房子后,没过几个月,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新晋参议员就携妻也在N大街的3300北街区买了座房子。有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下午,我们两对夫妻都推着婴儿车在乔治城漫步时,我们的友情由一开始只是相互握手的泛泛之交有了进展。他们的宝贝名叫卡罗琳,我们的小迪诺是1958年圣诞节后才出生的。1959年初的那个周日天气十分温暖,我们最后散步到了他们的后院,我们互相打量对方,但装成是在比较我们孩子的个头。卡罗琳日后将会成为全世界出镜率最高的孩子,因为她的魅力实在是让人无法抵挡。迪诺也很不错。在我和汤尼结婚前,我们就“下定决心”说不再要孩子了,但是我们相处得越久,我们就越觉得这个“决定”过于草率,最后我们终于认定这是错的。一个孩子能给婚姻带来无法形容的幸福,圣诞节后两天,迪诺突然一下子降临在我们身边。汤尼当时差点在华盛顿医疗中心的电梯里分娩了。    
    因为在欧洲工作生活了多年,我错过了杰克•肯尼迪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带来的首次震荡波。那是在1956年,他想要成为埃德莱•斯蒂文森的副总统,只是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惜败于田纳西州参议员埃斯蒂斯•基福弗。我记得自己当时想,他是多么富有吸引力啊,他的举止是多么优雅啊,尽管他有一点点驼背。我们发现,那天晚上我们会一起出席一场前美国驻法国大使道格拉斯•狄龙和妻子菲利斯举办的狂欢盛宴。狄龙当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实际上,我就坐在杰奎琳旁边,而杰克就坐在汤尼身边。我们一同回家,在我们互道晚安时,我们已经成为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