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16-最”危险”的总编辑

　　　　我记得肯尼迪到敌方的阵营去拜访，他请求向林登&#8226；约翰逊的得克萨斯代表团发表演讲。我还记得，加利福利亚州州长埃德蒙&#8226；布朗在向肯尼迪宣布要让渡自己的代表权后，还一直待在代表团里，我还以为他这辈子都不想走呢。我还记得鲍比&#8226；肯尼迪当时身心疲倦，凌晨两点钟还在和我一起计算明天的投票可能性，一个代表团又一个代表团地仔细计算。还有怀俄明州热情的独立议员特诺&#8226；龙卡利奥，他为肯尼迪在怀俄明州拉到了十五张选票，奠定了肯尼迪胜利的基础。　　　　
　　　　竞选中出现了很多形形色色的年轻人，没有一个政治记者记得在哪里见过他们。（肯尼迪又一次拿出他惯用的自嘲手段，他告诉记者们，他的手下已经找到了一种简单而牢靠的方法来估计人群的数目：“数一下里面有多少修女，再乘以一百就成了。”）副总统尼克松当时是共和党提名的竞选人，他觉得拒绝和肯尼迪辩论太危险了，于是第一场辩论就在9月26日于芝加哥展开。这是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唐&#8226；休伊特制作，并放到了“60分钟”节目中专门上映，这一直成为了一个传统项目。我是记者团中的一员，实际上站在演播室里的那些摄像器材的后面。那可是一场龙争虎斗，双方在简短的交锋中表现得都小心谨慎、彬彬有礼，但其实都很冷酷无情。我觉得肯尼迪看上去异乎寻常镇定，而且不可动摇。而我觉得尼克松却因为严重的血液感染，看上去像一具令人感到可怕的死尸。当这场辩论结束后，我觉得肯尼迪肯定会大获全胜。为了想了解一下有没有其他人和我有同样的感觉，所以我就到了编辑室，看看那些经验丰富的家伙们有什么意见。《圣路易邮报》的马奎斯&#8226；恰德、《纽约时报》的詹姆斯&#8226；莱斯顿、《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罗斯科&#8226；德拉蒙和专栏作家乔&#8226；奥尔索普都说这场辩论实在难分胜负。可能吧，我只是后来才意识到，他们都不敢声称一名他们喜欢的政坛新星获得了胜利，而不是他们不喜欢的现任副总统。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四部分杰克&#8226；肯尼迪（3）

　　　　接下来，我去跟踪采访尼克松了两周的时间。我几乎不认识他，因为他当副总统的头六年里，我几乎都不在国内，但是我对他无法保持雍容大度而大吃一惊，用法国人的话来说，就是无法坦然处世。克里斯蒂安&#8226；赫特告诉我，1947年时，他曾经领导过一个国会代表团来研究战后欧洲的情况，当时理查德&#8226；尼克松还是国会里的新手，但却是政治代表团里最聪明的人，他也比谁都更加努力。我寻找到底是什么使得赫特对尼克松赞赏有加，使得一个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继约翰&#8226；福斯特&#8226；杜勒斯之后成为了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当我没能发现其中的奥秘时，我就加倍努力靠近尼克松，去采访他，成为他记者团中的一员，不管他去哪儿我都争取创造和他见面的机会。我能和各种人打交道，从马里兰州南部的船夫到好莱坞的制片人，从阿拉伯国家的制鞋匠到以色列官员，从职业运动员到专业剧院里的钢琴家，我都能和他们相处融洽，但是在尼克松这儿就是行不通。我还能和加利福利亚州的政治家鲍伯&#8226；芬奇说上话，他是尼克松的朋友，几年后成了尼克松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我还和他平易近人的新闻秘书赫伯&#8226；克莱因相处过。但是和他们聊过之后，你首先必须通过他身边一道道不怀好意的重重阻隔，才能得到关于他的一星半点的零散碎片，而只有最后把这些碎片拼起来，你才能真正知道尼克松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跟踪采访了尼克松两周之后，又继续开始采访肯尼迪的竞选工作。肯尼迪问了我一大堆有关尼克松行踪的问题。我回答说，尼克松的策略是不同的，无趣而又古怪枯燥，而且几乎是带有敌意的。　　　　
　　　　最终一决雌雄的时候终于到了。竞选之夜看上去漫漫无边。因为在周二晚上，肯尼迪在几个关键州没能获胜。伊利诺伊州、加利福利亚州、密歇根州和明尼苏达州尘埃尚未落定，只有到周三官方的选举结果才会出炉。当我和汤尼终于回到海恩尼斯港的约茨曼宾馆时，我们收到了杰克和杰奎琳的邀请，请我们去他们家吃晚饭。当时只有我们和富有魅力的前记者比尔&#8226；沃顿在场，他曾为时代旗下的《生活》杂志和《新共和》杂志工作过，现在成了一名艺术家，还为肯尼迪工作。他在阿肯色州为肯尼迪竞选出力。　　　　
　　　　我们到的较早，汤尼已有八个月的身孕，同样大腹便便的杰奎琳欢迎她的到来。肯尼迪几分钟后下了楼，在别人还来不及说话之前，他就微笑着说：“哦，美女们，我们获胜了。你们能把肚子里塞的枕头给拿出来了。”　　　　
　　　　一番觥筹交错之后，我们紧张地开始谈论以后该怎么称呼肯尼迪。“总统先生”听起来让人太过敬畏。他温和地说：“那么，现在就叫‘老总’怎么样？”（后来当他真的成为总统时，只要有外人在场，我们都称呼他为“总统先生”，只有我们单独相处或是和别的什么密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叫他“杰克”。）在吃晚饭时，肯尼迪说起了他昨晚是怎么努力奋斗的，他说自己曾打电话给芝加哥城的传奇市长理查德&#8226；戴利，问问他在那边进展如何，当时伊利诺伊州的情况还不明朗。肯尼迪复述戴利的话说：“总统先生，靠点儿运气和几个铁杆兄弟的帮助，您一定会拿下伊利诺伊州的。”　　　　
　　　　这句引文损害了肯尼迪的声望。那顿晚饭当然不会被记录在案，我在几乎十四年后出版《与肯尼迪交谈》一书时，才将它公诸于众。当我出版这本书时，一些共和党人选择把它解读成：他们对伊利诺伊州的胜利果实是让戴利窃夺走了，而肯尼迪的大选获胜也是靠这些小把戏。他们觉得这一引用表示，戴利保证肯尼迪，不管怎样他能也会创造出足够的选票来，从而来确保肯尼迪获胜。至于我，我可不知道戴利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如果这是个爱尔兰式的幽默，看起来似乎特别不合适，更别提有多愚蠢了。　　　　
　　　　第二天尼克松承认竞选失败后，让他的朋友威廉&#8226；P&#8226；罗杰来调查伊利诺伊州的投票问题，看看有没有可能就这次竞选投票的不公正性提出申诉。身为律师的罗杰有很多客户，包括《华盛顿邮报》，他也是艾克的司法部长，后来成为了尼克松的国务卿。他得出的结论是，共和党人在伊利诺伊州南部本来能多弄到一些选票，但这么多选票都被戴利给拿走了，差不多相当于库克县的总选票。　　　　
　　　　晚饭后，肯尼迪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对我和沃顿说：“好，我会给你俩每人安排一个差事，填补一个空缺。你们想干什么？”沃顿抢先开了口，他告诉肯尼迪，他想取代已经在联邦调查局一把手的位置上干了超过37年的J&#8226；埃德加&#8226；胡佛，我们几年后发现，在肯尼迪还是名海军官员时，胡佛曾经窃听过他的电话，还用电子设备监听过他和英戈&#8226；玛丽亚&#8226；阿瓦德的风流韵事。胡佛当时怀疑过她是德国纳粹的间谍。　　　　
　　　　我表示自己对中情局缺乏有效的监控而感到忧虑，基于我有在国外从事通讯记者的经历，我建议说让我来取代中情局的一把手艾伦&#8226；杜勒斯，不过他可是美国情报界的开山鼻祖。　　　　
　　　　第二天早上，我回到肯尼迪家去采访鲍比&#8226；肯尼迪……为的是写一篇题为“华盛顿新红人”的报道。我在一个小屋里等着，结果发现肯尼迪就在隔壁接待他的秘密顾问，他们已经着手组阁后的工作过渡问题了。忽然间，杰克的朋友拉莫因&#8226；比林斯走到了大厅。我听见他拿起电话，说道：“接线员，新当选的总统想要打两个紧急电话，一个打给联邦调查局的J&#8226；埃德加&#8226；胡佛。另一个打给中情局的艾伦&#8226；杜勒斯。”紧接着我就听见了肯尼迪的声音，他正告诉胡佛他有多么需要他，有多想仰赖他，希望他能在肯尼迪政府里继续留任。几分钟后，同样的一幕在艾伦&#8226；杜勒斯那边重演。　　　　
　　　　在N大街3300北街区进行着令人兴奋的过渡。肯尼迪家的房子和我们家紧挨着，家里家外忙活着确定未来的内阁部长名单，然后就在门前举办记者招待会。（他告诉朋友们自己会在凌晨两点，宣布新的司法部长人选。他会“啪”的一声推开门，轻声说：“就是鲍比了。”）天气很冷，有时简直是冰冷刺骨。那群等待着的记者朋友们会不时过来喝上一杯。有一次，我派自己九岁的继女南希&#8226；彼特曼去街上，给《纽约时报》和美国广播公司的比尔&#8226；劳伦斯送去一杯加冰不掺水的马丁尼驱驱寒。　　　　
　　　　对于一家新闻周刊来说，要想挖到世界上方方面面的新闻，那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更别说内阁的部长名单了。这个保密状态至少会延续三天，通常长达一周。我在这过渡期间靠运气才弄到了一条。福特公司的总裁罗伯特&#8226；麦克纳马拉被任命为新的国防部长，《新闻周刊》把他的照片登在封面，并同时刊登了一篇有关内阁成员的报道。问题是，麦克纳马拉接到了肯尼迪抛出的橄榄枝（我后来才知道，实际上他同时有财政部长和国防部长这两个职位可供选择），但是他还没有告诉肯尼迪他是否会接受这一任命。他不会告诉我，但却没有向他的朋友保守秘密，密歇根民主党主席尼尔&#8226；斯泰伯向我保证他会接受这一任命。在周日的晚上，已经没有时间改封面了，肯尼迪告诉我在周二前，麦克纳马拉不会给他答复。周一，麦克纳马拉的头像已经作为新一任国防部长，出现在了《新闻周刊》的封面上。在周二的上午，麦克纳马拉告诉肯尼迪说他很乐意成为他的国防部长。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四部分杰克&#8226；肯尼迪（4）

　　　　有朋友参与美国总统竞选的那种感觉，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出乎意料，也是让人着迷和兴奋的。而对于一个报人来说，不仅有这种喜悦之情，心头也会有疑虑：你到底是一个朋友呢，或是一个记者呢？在求得某种心安理得之前，你必须一次次地重新定义“朋友”和“记者”。要想找到正确的答案，你得费点功夫。如果这个朋友真的当上总统之后，在事情好转前总是会有点麻烦，不过接下来就会艳阳漫天了。　　　　
　　　　在肯尼迪当选几周后的时间里，我感到特别不舒服。我现在还不确定在11月23日的晚上，我们有没有做错事。那时肯尼迪当选还不到三周，汤尼突然宣布玛丽娜&#8226；布莱得利将要呱呱坠地。根据以前的经验，再过二十五分钟，她就要来到人世了，而我们没有保姆。住在我们家的交换留学生去夜校上课了，半个小时内不会回来。我给杰奎琳打了电话，询问她的女佣普鲁薇能不能过来救个急，我们的孩子都认识她，但是她也刚刚离开。我正处于极度绝望之中，刚当选的总统打电话过来，说需不需要他的一位特工人员过来帮点忙。不幸的是，这位特工人员的名字我已经忘了（对于他来说，这说不定是件好事。）这名特工很快就过来了。我们很快就离开家门直奔医院。玛丽娜很快也来到人间了。当我回到家的时候，除了十二岁的安迪之外，其他孩子都已进入梦乡。那个特工人员为了逗安迪玩以外，无数次地将自己执行任务时用的左轮手枪拆了又装，装了又拆的。安迪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　　　　
　　　　当我们两家的太太都在医院里给家庭带来新生命之后，肯尼迪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带着两岁的迪诺和三岁的卡罗琳，一起驱车前往弗吉尼亚州，和他沮丧的岳母休&#8226；D&#8226；欧勤克劳斯共饮下午茶。迪诺之所以起名叫迪诺，是因为我和汤尼都喜欢这个绰号。他的全名是多米尼克，只是因为我们在考虑给他取名时，看得那本书说只有多米尼克和弗丁南德才适合给小迪诺取名。问题是我必须和迪诺一起，通过挤满了记者和摄影师的当选总统家的入口。就因为这麻烦，迪诺看上去简直像是刚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前一天，说起来是我在照顾他，可他却在我眼皮底下，从儿童攀缘架上最高的一级做了个燕式跳水的动作，重重地着陆在水泥地上。缝了五六针才止住出血，我那天下午惟一能找到的一件夹克衫上也沾满了血渍。让我吃惊的是，那些电视采访记者和摄像师们有多么兴奋，他们激动地拍摄者新总统和一个浑身是血的孩子的照片。　　　　
　　　　当汤尼带着新生婴儿回家来时，我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