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业实录 作者:南方农村报

。定点屠宰点建立起来后，各市县纷纷成立自己的食品公司，各镇纷纷相应成立食品分公司，屠宰点与食品公司一个机构两个牌子。本来属于进行生猪检疫和屠宰服务的定点屠宰场成为不折不扣的商业机构，而食品公司则成为不折不扣的垄断企业因为所有的生猪都必须卖给它，这在世界上别无二家。
　　由此而衍生出来的问题更是五花八门，笔者在采访过程中也接触过许多真实的故事。如不少地区的屠宰场专门养了一支生猪执法队，执法队的经费向养猪户收取，而干的事情却是以查禁私宰为名，进行地区封锁，强收购批差，不承认临近行政区域已检疫的猪肉，不允许当地民众到临近行政区域买肉。另外，定点屠宰并没有从根本上制止病、死猪流入市场。因为行政授权的垄断，垄断的食品公司和猪肉检疫部门实际上成为一家人，猪肉检疫部门依赖食品公司的收入而得到好处，因此垄断集团内部便出现〃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情形，农民不能卖病、死猪肉，但屠宰点的人却可以偷偷卖。再者，不从生产源头做好防疫工作，生猪疫情永远无法预防。因为屠宰场地只管进屠宰场的猪是否发病，而不管猪圈里的猪是否发病，只有到了今年突然发现许多猪去年已经病死了，没有猪可被运到屠宰场，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从1994年实行定点屠宰开始的这场改革，本质上是授予生猪屠宰企业（各地食品公司、分公司）特权，让他们以食品安全的名义进行垄断，挟〃检疫〃而令诸侯，生猪的检疫成了食品公司所专有的私家武器。
　　目前，生猪价格暴涨，食品公司作为〃进去是活猪，出来是猪肉〃的最重要中间环节，成了最大的赢家。尽管他们在呼吁加强生猪管理，然而他们不可能从养猪户的利益出发呼吁放开管理，让食品公司与检疫部门脱钩，让民间可以申办屠宰点的政策；相反，他们呼吁的〃加强管理〃，不过是为了据此获得更大的行政垄断特权。
　　7月1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开始实施。有专家早就呼吁，如果不放开涉农产业的垄断，不开放流通领域的利润让合作社分享，那么合作社必将死亡。现在，不少地方的养猪大户纷纷注册成立生猪合作社，然而这些新生的合作社社员却只能在生产方面合作，虽然他们养殖的生猪规模甚至早已超过许多定点屠宰场的日屠宰量，但他们仍然不能分享到生猪变猪肉环节的利润，不能开办屠宰场，他们还必须依附于垄断的食品公司。
　　打破食品公司在屠宰环节的垄断，让民间资本进入生猪屠宰环节，让防疫部门独立出来进行公正、客观的检疫，这是生猪管理改革的必由之路。
　　（一飞　《南方农村报》　2007年7月26日）
　　肉价上涨与生猪产业反思系列评论②
　　重建基层动物防疫体系迫在眉睫
　　猪肉价格上涨引发的生猪产业链的反应，正在呈现出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特点。一方面，生猪收购价格一路高歌猛进，一头100公斤的商品肉猪利润接近500元；而另一方面，养猪户尤其是中小养殖户并没有在高利润的刺激下增加投入，相反普遍持谨慎观望的态度，补栏的积极性明显不足。
　　为何供小于求，却不能刺激生产？有一点可以肯定：从去年夏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流行至今的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情，严重打击了养殖户的生产积极性。农民想养猪，却不敢养猪，究其根本就是担心猪病再次暴发。由此可以看出，支离破碎的基层动物防疫体系已经基本丧失功能，养殖户对其几乎彻底绝望。
　　目前，分散养殖仍然是我国最主要的生猪养猪模式，散户存栏量占总量的近七成。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制约了中小养殖户的防疫条件，使得他们不可能像规模化养殖场一样，独自聘用兽医人员。眼下，大量中小养殖户普遍倾向接受饲料生产厂家提供的免费防疫指导，但这种指导只是销售产品后的延伸，并不承担任何防疫责任和风险。事实证明，其防疫效果也确实无法保障。笔者在梅州采访时了解到，一家东莞饲料厂的技术员曾给当地一位养殖户的病猪开出5000多元的药物，但还是没有防住病情的暴发，猪只陆续死亡。
　　然而，在落实防疫的工作中，本应该承担中小养殖户和散养户防疫任务的乡镇兽医站，却几近隐形。事实表明，目前的乡镇兽医站没有能力承担基层防疫的重任。笔者在广东、江苏等地采访了解到，经过过去十年的变革，目前我国的基层兽医站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绝大多数人员严重老化、设备严重落后、资金严重匮乏，只能依靠征收畜禽产地检疫费苟延残喘；甚至有的已经承包给个人，打着兽医站的幌子，经销兽药、疫苗、饲料。当站在防疫第一线的乡镇兽医站变了味道，基层动物防疫体系势必人散、线断、网破。
　　兽医管理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早在2005年5月，国务院就出台了《关于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农业部也将其作为当年的一项重点工作来抓。《意见》明确要求：改革乡镇畜牧兽医站，合理划分基层防疫机构的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服务。
　　2006年12月，《广东省兽医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颁布，《方案》表明：乡镇畜牧兽医站承担动物防疫、检疫和公益性技术推广服务职能，其人员、业务和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
　　两级政府的改革方案已经渐渐冷却，基层兽医体制改革却仍迟迟没有突破性进展。笔者近日在粤西地区采访时了解到，县一级的乡镇兽医站改革举步维艰。困难在于，文件中白纸黑字的规定并没有带来真金白银的财政投入。在上至中央下至乡镇的各级兽医管理体制改革中，最需要资金投入的是乡镇畜牧兽医站的重建，而这笔改革的成本被一级一级地压在了县级财政的身上。改革方案只给政策，却不解决资金的来源，这使得其在基层的执行中遭到无声的抵抗，在财政困难的县市几乎成为一纸空文，而这些地方恰恰是动物防疫体系最薄弱的环节。
　　或许，去年至今的高致病性蓝耳病疫情和5月份以来引起城市居民恐慌的猪价疯涨，又是一个落实兽医体制改革的契机。2003年、2005年禽流感，2005年猪链球菌病，2006－2007年高致病性猪蓝耳病……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复杂的动物疾病催促着改革的步伐，重建基层动物防疫体系已刻不容缓。
　　（平头《南方农村报》2007年7月28日）
　　肉价上涨与生猪产业反思系列评论③
　　母猪险能否为养户系上安全带
　　针对近期猪肉价格一路上扬的情况，国家保监会传出消息，我国计划投入10亿元发展母猪保险事业，各家保险公司将根据客户的需求，积极发展母猪保险业务。目前，国家财政部以及相关公司正在协商母猪保险的试点工作，接下来将出台具体的实施方案。
　　席卷全国百姓餐桌的涨价风潮在这个夏天将生猪生产的话题推向了风口浪尖，并直接引发了人们对整个产业链的全面反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餐桌上的风暴〃来势凶猛，看似突然发作，其实母猪存栏量持续走低早已为此番猪价大幅飙升埋下了伏笔。一方面，长达18个月的低迷的生猪市场令众多养殖户萌生去意，2005年以来，一些生猪主产区的母猪存栏量减少了至少40％；另一方面，因防疫能力有限，猪病困扰始终挥之难去，许多养户也因此失去了补栏或扩栏的信心。在产销双重风险夹击下，受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的直接影响，生猪供应量终于出现了严重不足的局面。照此分析，国家推出母猪保险，对遏止眼下猪肉涨价虽未必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对于高风险的养猪行业而言，也不失为一剂调理周身、恢复元气的良药。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广东保险界就已开始探索和尝试农业保险业务。但农业保险风险大、成本高，现行农险费率多是财产保险等险别的十几倍。农户较低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商业保险公司的逐利本性，使纯商业性的经营模式渐渐走入〃死胡同〃按市场化的规则厘定保险费率，农民保不起；按农民能接受的价钱卖保险，保险公司则赔不起。俗话说：粮猪安天下。此次国家以猪肉涨价为契机，投入巨资高调推进母猪保险，对于关乎百姓生活的必需农产品，基本体现了政策性保险的思路，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纯商业运作模式的弊病。
　　但即使这样，笔者以为，此举也并不意味着就为养户系上了〃安全带〃，它能否顺利实施并做到可持续发展还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其一，农民对农业保险普遍缺乏了解。长期靠天吃饭的农户对农业生产的风险多存在侥幸心理，在农业收益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即使有政府资金补贴保费，他们可能首先想到的也是抓住手中看得见的收入，而缺乏通过投保转嫁风险的意识。在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的刺激下，今年的母猪险可能会受到养户的欢迎，但从长远看，如何提高农民特别是散户的保险意识，依然是无法回避的难题。
　　其二，从以往开展农业保险的经验看，当灾害到来时，投保农户因觊觎高额赔付而投机牟利的现象并不鲜见。有的在抗灾中消极怠工，有的刻意夸大受灾损失，有的甚至人为扩大灾害骗取赔偿。由于农业保险的标的是活的生物而且广泛分散，加之农业灾害及其损失也复杂多样，农户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比一般商业保险更难以防范。母猪保险作为有国家补贴的政策性保险，理赔过程中的审核和监管可能会遇到更多的难题。如何通过恰当的制度设计有效规避农户的道德风险，不仅关乎国家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更事关母猪保险能否长期可持续发展。
　　其三，分散养殖依旧是我国最主要的生猪养殖模式，许多养户都分散在偏僻山区，这使得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非常严重。保险公司要在理赔中体现保险义务和权利相对等的原则，亟需基层专业技术人员的介入。他们应熟悉当地的气候、地理、饲养规范、流行疾病，也应当了解当地的人脉、社会民俗，通过他们开展业务，可以有效地防损和理赔，从而保证母猪保险顺利实施。但事实上，农村基层的动物防疫体系已经普遍陷入人散、线断、网破的尴尬境地，专业技术人才的大量流失可能成为母猪险业务顺利开展的暗礁。
　　据悉，《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现正向社会征求意见，政策性农险已成为推进现代农业不可或缺的保障因素。我们期待先行一步的母猪保险能为政策性农险日后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借镜。
　　（冀者《南方农村报》2007年7月31日）
　　肉价上涨与生猪产业反思系列评论④
　　靠母猪补贴平抑肉价是缘木求鱼
　　猪价一涨再涨，不断刷新纪录，根源在于猪源严重不足，解决的办法在于鼓励农民养猪，增加生猪出栏量。国家最近出台了所谓的母猪补贴政策，虽然各地的补贴金额各不相同，但就政策本身而言，笔者认为此举对于调动农民养猪的积极性，作用相当有限。
　　首先，母猪补贴对于正在养猪的农民来说并无实际意义。因为他们已经是此次猪价上涨狂潮的受益者，就算每头猪再补贴几十元，不过是为他们鼓胀的钱包里又多塞了几张零花钱而已。况且，从整个产业链来看，猪农随时面临饲料成本涨价的威胁，也未必能真正享受到补贴带来的实惠。按照当前大部分地区每头50元的补贴额度，玉米成本只要每吨上涨8分钱，就可以把补贴的收益彻底抵消。
　　那么，母猪补贴政策会不会刺激没有养猪的农民入行呢？作用微乎其微。道理很简单，目前生猪市场是近年来少有的〃牛市〃，农民如果想入行，早就一窝蜂去养了，哪里还需要出台什么补贴政策。
　　猪价上涨，养户却不为所动。从表面上看，是疫病带来的恐慌使他们不敢再入行。但从深层次来看，其折射的恰恰是我们缺乏有效扶持农民养猪的政策，养户对目前已出台的调控策略缺乏信心。提个最简单的问题，如果猪价降了，或者将来养猪亏本了，政府也会像肉价上涨时一样给猪农补贴吗？至少从1986年开始集约化养猪以来，猪农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估计今后也不会。
　　猪价涨了，政府就出面调控，可是猪农亏本时，政府却不闻不问，这是猪农眼下最大的忧虑，也是当前生猪调控政策最大的弊端。曾有猪农向笔者反映：现在的农产品完全由市场说了算，价格可以一直往下跌，与实际饲养成本无关，一直跌到血本无归。2005年下半年，每出栏一头猪，平均亏损150元，此时的养猪业是最需要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