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失落的圆明园
实鄣脑熬痈冻龉嗟拇邸Ｓ赫司枳约海谠爸械那谡罾铮咝拔抟荨绷酱笞忠宰悦恪Ｓ赫肥凳且晃磺诜艿幕实郏莆匆蛟熬拥目炖侄涟瘛Ｒ残砭退裕梢栽谙砝钟肜窠讨涞玫揭恍┢胶狻！ ?br /> 自此，圆明园成为皇帝常居之所，也因而成为活动频繁的一个中枢。从内阁大库档案可知，六部所报事由颇多与圆明园有关。诸如礼部于乾隆三年六月，知会指名官员于初十五日五鼓时分“赴圆明园内阁朝房齐集以便带领引见”；户部于乾隆五年六月十八日，在圆明园该部朝房集议河南省、田主、佃户交收租息事；乾隆于四十六年、五十五年分别驻跸圆明园，主持殿试事宜，又于五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设宴款待朝鲜等使节，以及在京一品文武大臣与外省提督等。皇上在圆明园设宴，引见官员，办理殿试、会试、复试等尤称常态，历五朝而不衰。
雍正扩建圆明园及其属园的欲望已很强烈，但比起乾隆皇帝来，可谓小巫见大巫。乾隆于1738年服完三年之丧后，正式住进圆明园。他自小就接受严格的训练，刻意要求自己，如何做一个符合儒家规范的好皇帝；然而他喜爱圆明园之深，以及大事扩建的欲望，难以自禁。在礼教影响之下，他自觉过多的营造与个人享乐有违儒家伦理，但在物质条件许可之下，仍然忍不住尽情大兴土木，以遂游观之乐的强大欲望。从他一方面诏谕不再营建，另一方面仍营建不懈的作为上，可见其矛盾的心理。他除了完成圆明园四十主景外，更向东扩建，营建完全以游乐为主的长春园，并六次南巡，将江南园林的精华，如狮子林等等，移植到扩大的圆明园。长春园以乾隆退休后的居所为名建造，然而事实上，早在他退休前四十年，长春园已经建成。我们不得不怀疑，他南巡的主要目的，名为探视民瘼，实为寻景建园。他为了建园所提出的种种理由，处处显示享乐与礼教在他心目中的天人交战。营建之欲终于战胜了简省民力之德，圆明园也就在乾隆时代成为万园之园。大清于乾隆晚年虽已由盛而衰，但圆明园的经营仍然不遗余力地持续，这是明显地糜费国库民财。
嘉庆皇帝集中财力兴修绮春园，并将其纳入圆明园，形成圆明三园的格局。道光虽以俭省著称，却肯在圆明园上花钱，兴建了好几座大戏院；至于维修与小工程，更从未间断过。咸丰登基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内忧外患，军费浩大，根本无力再事扩建，即使维持现状，也感罪过。圆明园原是供清帝游乐而建，但咸丰园居，竟成为话柄，传出种种荒淫无道的传闻。其实，从档案资料可知，有一次咸丰于赴天坛祭祀的前夜，在园中曾痛哭失声；然则咸丰天人交战的压力，由于国势的衰微，较其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方人往往认为，圆明园是清朝皇帝的离宫或夏宫；其实非也，而是清帝每年居住最久之地，自雍正起已是另一处听政之所。住在圆明园显然要比住在严肃的紫禁城里舒服得多，除了祭祀和礼仪之需必须回紫禁城，以及到承德狩猎、赴曲阜祭孔外，皇上大都是园居。以1775年为例，乾隆在园中一共居住了168天，居紫禁城105天，居承德66天，居曲阜44天。长久住在美观舒适的圆明园，日久自然生情，其情更表之于御制诗文，乾隆尤其是多产的诗人，对圆明园的四季景色，多有吟咏。此园无疑是清帝最珍惜钟爱、最引以为傲的一个大乐园。
英法联军的主帅额尔金（Lord Elgin； 1811—1863）决定焚毁圆明园，主要原因就是知道清帝宝贝圆明园之深，故要焚之而使其痛。咸丰得报，果然痛心疾首，不久以三十岁之英年，客死热河。圆明园之毁对清廷的打击固不止于咸丰皇帝，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对圆明园的怀念，均情见乎辞，甚至不顾众议，表达重新修复圆明园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更掺杂了强烈的国仇家恨情绪。但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修园，要比在盛世修园，更难被传统的道德观所接受。何况财力已经枯竭，根本无力修园。然而年轻的同治皇帝，在个人的期待跟母后的压力下，居然一意孤行，流露对圆明园无可排解的怀念之情，以及想要恢复旧时御园难以克制的欲望。
第一部分中文版引言（2）
同治皇帝竟以儒家的孝道为名，作为重修圆明园的理由。他的父皇咸丰因圆明园之毁含恨而死，并于弥留时将圆明园同道堂的印章相赠，以示不忘。他的母后慈禧早年在圆明园得到宠幸，且在园中生下同治，自然对于恢复御园旧时的风光，最为殷切。然而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国库空虚，虽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启齿。直到1867年，圆明园被焚已经七年，才由一位言官出面，主张募款修园，结果所得有限，风评不佳，同治及时谴责并处罚了这一位言官，以维护其体恤物力的形象。不过，他修园的强烈欲望只被礼教的大帽子暂时罩住而已，到了1873年，再也按捺不住。他于同年11月17日的上谕中强调，他之所以要修园，是为了尽孝，绝非为个人享乐。他说两宫太后抚育他长大成人，理应修复御园，使她们颐养天年。他也知道财政困难，所以并不要求重修整个圆明园，只要求修复部分，以应两位太后所需。话说得合情合理，完全符合传统礼教，于是内务府于二日后即开始作业。主要工程包括清夏斋、承恩堂、天地一家春等，都在万春园内，确为太后颐养所需。但关键仍是钱从哪里来？国库空虚，自会引发御史们的反弹。然而同治自以为理直气壮，欲强渡关山，更希望于1875年母后慈禧四十岁生日时完工。这种讨好母亲的孝心与强烈愿望，使年轻的皇帝大有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的态势。他向内务府施压，向王公大臣募款，结果所得仍然有限，远不敷工程所需。但在皇帝的大力催促下，工程不得不展开；不过，开工不久，往往就因钱财不继而停工。同治原要修复3000个单位，后来虽然减到1420个，银钱仍然远远不够。
同治皇帝不顾一切修园，最后导致亲贵大佬们的一再干预。例如文祥于1874年4月2日呼吁停工，但皇上执意甚坚，置若罔闻，更亲赴工地，引起严重的安全顾虑，使恭亲王及帝师李鸿藻不得不积极出马劝阻，但5月9日的面见，毫无效果，同治于5月24日又秘密到工地视察，并在双鹤斋野餐。同治之毫不在意，令皇室震惊。同时，地方大员如两江总督李宗羲于1874年7月13日也上奏劝阻，力言圆明园即使修成，因洋人威胁未除，仍不安全，应效法汉文帝和宋仁宗于外患未除之前誓不修园的故事。此奏折明显蕴涵道德谴责的意味，并且促使翰林院编修李文田于7月20日要求同治立即停工。李文田过去虽曾捐款修园，此时则响应总督之言，直率地说，园工若继续，势将竭泽而渔，并举近日灾变不断，天象示警，不可不慎为说。然而这些以传统“礼教”来规劝同治皇帝，毫无效果。
同治可以不受规劝，但无法漠视财源之不继，往往发生工已开而钱未到位的窘境。虽有一些私人捐献，但沧海一粟，无济于事。如1874年的5月里，捐得三十万两，然所需则高达数千万两；二三十万两已见竭泽而渔之弊，令许多官宦之家，不胜负荷。更有甚者，重建圆明园除钱以外，尚需有钱也难以买到的巨型木材，同治曾向两湖、闽浙、四川一带的地方官，索取巨木三千，但湖广总督李瀚章、湖南总督王文韶均无以为报，因两湖沿江木材，早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砍伐殆尽，故李瀚章奏称，唯有到贵州山区原始森林中去采伐。深入山区固已不易，运输至京，难上加难，根本是开一张空头支票塞责而已。其他各省也无木可献。绞尽脑汁搜寻巨木，终于导致一件丑闻，奸商李光昭以捐献木材为名，到处招摇撞骗，牵涉到内务府。军机处要求直隶总督李鸿章彻查此事，终于水落石出，原来李光昭利用皇帝求材心切，谎称有巨木可献，以骗取特权，同时还骗了外国商人。审判结果，李光昭于1874年9月28日被判死刑。不过在审判过程之中，好几位内务府大臣涉案，清廷于窘迫之下，不得不驱逐陪李光昭到华南去招摇撞骗的长龄，以及将内务府大臣贵宝、崇纶交部严加惩处。这是一件因修园而引发的大案，不仅于道德有愧，而且犯了刑法。
然而，丑闻之起，毕竟是由于皇帝一心一意要求修园的缘故。于是反对将大笔银子花在园工上的王公贵戚和政府大员，有更多的口舌；要求停工以爱民的呼声，更强而有力地挑战同治修园的孝心。在此情况之下，恭亲王伙同其他三亲王，文祥、宝两军机大臣，以及沈桂芬、李鸿藻两军机，奏请立即停工。要点有三：户部财力已尽，根本无法筹付内务府估计的一千万两到两千万两的修园费；内外反对园工的声音，不容忽视；修复紫禁城旁的三海，既可省钱又能奉养太后。并立即求见。同治皇帝在强大的压力下，修复圆明园的强烈欲望固难再伸，孝顺皇太后的借口，也难再自圆其说，可谓一败涂地。此一君臣相会，十分紧张，同治于气愤之余，冲动地要把皇位让给恭亲王，害得诸王痛哭流涕，吓得文祥跪地昏厥。修园的欲望终于被现实所击溃，同治帝终于1874年9月9日，在慈禧太后的同意下，完全打消修园的念头，不得不诏令无限期停修，残破的圆明园从此逐渐成为历史名词。至八国联军之役再遭巨创之后，圆明园更加日渐毁损消逝，以至于成为废墟，昔日繁华，仅成追忆。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圆明园之衰亡，主要由于外力入侵而遭摧毁，与历史上其他名园的没落，殊不能一概而论。唯有圆明园的一个叫清漪园的属园，修复为颐和园，留存至今。
第一部分中文版引言（3）
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清廷痛心疾首，给咸丰皇帝、恭亲王、慈禧、同治等直接“受害人”留下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此种掺杂了羞辱、愤恨、不舍等复杂的记忆，固不限于皇室成员。英法联军入侵都城，焚烧园林，必然会给当地人留下深刻的痛苦印象。京城的士大夫亲见夷兵如入无人之境，到处烧杀抢掠，强暴妇女，悲惨万状。他们目击了代表西方文明的英法联军如何蹂躏自己的乡土，而整个惨剧中最具体的印象，莫过于火烧圆明园。后来做到湖南巡抚的陈宝箴适在京师酒楼，亲眼见到西边火光浓烟，不禁痛哭失声，在他脑海里留下的对圆明园消逝的伤感，以及痛苦的记忆，恐怕绝不下于清朝皇家。事缘自圆明园焚毁那一刻起，中国士人并不认为此园仅仅是满族皇帝的私产，与己无干，实是中华文明中一个灿烂的象征，而竟遭西方帝国主义铁蹄入侵，无情摧残，而引以为耻。当时的英法联军，特别是英国帝国主义者，也是要刻意羞辱“野蛮的中国人”。参与此役的英国格兰特（Hope Grant）将军即以狠狠“打击了中国的骄傲”为得意，要中国人知道，“绝非欧洲人的敌手”。外国人大都无法理解中国何以要利用圆明园作爱国主义宣传，甚至加以嘲笑或谴责。然而中国人受挫之余，自然会产生同仇敌忾之情，并将此痛苦的记忆由晚清士人延续到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转化成为民族主义式的历史书写，将毁园作为民族主义与爱国情绪的宣泄点，并表现出重建圆明园以雪耻图强的强烈欲望。圆明园遗址公园的积极建设，也在强调爱国主义教育，欲使之成为中国人集体的耻辱记忆。公元2000年8月，北京市通过“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确定了圆明园公园整体保护的格局与框架。其范围横跨圆明园东西路，南北向则自清华西路到规划公路五环，面积达458。9公顷。也许作为凭吊之用的所谓“遗址公园”，更具悲情之美感；若一旦整体修复，似旧物而实非旧物，反而会磨灭历史记忆；如果手艺难以达到原有的精美，则更会有画虎不成的丑恶感。
无可抵挡的汹涌西潮，迫使中国接受西方的国际规范；近代西方文明中的正负两面，都在几代中国人面前展露无遗，圆明园的被抢、被烧乃是最活生生的一个阴暗例子，中国人对圆明园的记忆与感情，也必须从中国近代屈辱史中去理解。在园林史上，也许没有别的园林蕴涵如此丰富的记忆与情绪。
汪荣祖
2004年6月25日
写于嘉南平原
第一部分自 序
我对圆明园这座帝王宫苑产生兴趣是从1981年的夏天开始，那个时候我正在北京大学附近游览它的遗址。在之后的好几年里，我阅读并收集了许多关于圆明园的著作和论文。在1986学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