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童怀周”到审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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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那种具体条件下，周恩来同志当然不能说对陈毅同志不能批评，但他一直强调：毛主席说过，对陈毅同志要“一批二保”，“批是为了保”。而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则主张“打倒”陈毅，还策划、纵容姚登山篡夺了陈毅同志对外事工作的领导大权。不同的口号之争，形成了不同的势力之争。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群众团体，造反的坏头头们，其实对于自己依靠的是谁，反对的是谁，心里头是清清楚楚的。只是因为一边是周恩来总理，德高望重，在国内国际上都有崇高的威望；一边是“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而陈、康、江等人则正在得势，因此，他们要投靠陈、康、江，按他们的意图，搞什么安营扎寨，搞什么火烧，甚至在人民大会堂的“8·11”大会上要抓走陈毅同志。对此，周总理曾愤慨地说：“你们要抓陈毅同志，你们就从我的身上踩过去。”直到毛主席批判了王力煽动群众要打倒陈毅同志的“八·七”讲话，他们的揪斗，才算告一段落。以后，又发展到一些人进驻中南海的西门、北门，要想威胁周总理离开中央的事件。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目的，是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当“造反司令”，搞打砸抢抄抓，是“顺潮流，赶浪头，逞威风，成一霸”。王洪文是什么理论基础都没有的，即使在他被隔离起来，进行审查的时候，他也说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什么叫作修正主义，怎么样算“左”倾，如何才属于右倾。把他弄来当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仅广大干部、群众认为荒谬，连他自己也说感到“莫名其妙”，“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连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都没有，从广播上听到、从报纸上看见几个“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胜利”的字句，接过来喊叫，就当上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岂不荒唐可笑。在王洪文的历史上，据他说出现过两个想不到，一个是青云直上“想不到”，一个是转眼变成被审查对象“想不到”。在审查中，他说他得了一种癔病，时而千军万马，时而冷寂心慌，时而静得可怕，时而两耳雷鸣。大约就是这种暴涨暴落留下的后遗症。
不过，据我们观察，绝大多数时间，他的神智还是清醒的。在谈话中，王洪文在一般情况下的表现，还是装得愿意交代问题，比较老实，比较温顺，很有愿意悔过认罪的样子。他也交待了一些问题，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会堂开政治局会议，他把邓小平在江青的质问下如何顶撞江青，江青怎么样大发雷霆。张春桥污蔑邓小平“又跳出来了”。他们四人如何相约，去钓鱼台十七号楼举行秘密会议，作出了妄图阻止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的决定。当晚回去就寝，他接到了好几个电话，怎样密调三叉戟飞机飞到长沙，毛主席如何斥责他们。以及他因此心情不舒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长沙多住几天，买了许多桔子，就飞回北京，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还有王海容、唐闻生一边吃桔子，一边发牢骚，都说得很清楚，很详细。但是，他对这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诬陷周恩来，说什么“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却不正面答复，只是自言自语自问自答地耍花招说：“我那次谈到了周总理吗？我没有提到周总理吧？我会说周总理吗？好像我只说了邓小平跟江青吵架的事似的……”当问到他为什么在去长沙之前，不就近在北京向住在医院的周总理汇报时，他也故作吃惊地说：“哎哟，这么重要的问题，我怎么当时就想不到呢？我当时怎么就没有想到呢”？我们看见他那副既要装个老实，又很狡猾的狼狈相，都禁不住心里在骂：“这个流氓！”大概因为有“批周民必乱，反周民必反”那句话，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江、张、姚、王都回避提到周总理，矢口否认自己反对周总理，把罪责推给受他们蒙骗的群众。谢静宜对于他们在修改“一·二四”、“一·二五”大会上的讲话录音时，肆无忌惮地诋毁周总理、诬陷周总理的交代，算是对他们的防线炸开了一个缺口。口子一开，他们也就难以堵住了。
有一次，我们就所谓的“伍豪事件”问题，找王洪文谈话。伍豪是周恩来同志的别名。1931年在上海，由于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为了保卫当时的党中央，周恩来下令处置了一些危害党的分子。顾顺章怀恨在心，就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策划下，在1932年2月16日、17日的《时报》，20日、21日的《申报》上，连续刊登了一个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的启事，妄图以此瓦解我们的党，破坏周恩来同志的名誉。这时周恩来同志已去苏区，上海的领导同志就在同年2月22日的《申报》上登出启事，意在辟国民党特务机关前一启事之谣。2月27日，又在我党办的《实报》第十一期上，刊登了《伍豪启事》，指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那个启事，“说了许多国民党走狗所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本人自己的造谣污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3月4日，我党再度在《申报》上刊登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进一步辟谣。这本来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中，又有人把它拿了出来。对此，江青集团如获至宝，他们要用国民党特务机关制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经破产的谣言诬陷周总理，从而达到制造出一个打倒周恩来所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型炮弹”。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有了解当时情况的同志，用事实对国民党特务机关和江青从不同的角度诬陷周恩来的问题，给予了有力的批驳，并且点着当时正装着闭目养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这才承认了事实，点了头。毛泽东下结论说：“这件事情已经搞清楚了，是国民党制造的谣言”。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团并不死心，王洪文竟在毛主席已经作了结论以后，还下令给他在上海图书馆的小兄弟，要他们继续搞有关“伍豪事件”的材料。在谈话中，王洪文对他们整周总理，对毛主席已经对此段历史作了结论后还整周总理的事实，矢口否认。他赌咒发誓、捶胸顿足地说：我“绝对不会反对周总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结论的政治局会议以后，他本人还要搞“伍豪事件”的亲笔批示，他紧张得大汗涔涔，尴尬不堪地自言自语说：“我……我……我……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还……还还有这样的……批示呢？我我我……怎么会……”我们问：“这是不是你自己写的呢？”他又说：“这这这……倒是我我我……我的字……”如此，就把王洪文在重大关键问题上耍流氓无赖的嘴脸，彻底揭了出来。姚文元的特点，是竭力把他们的一切问题，都推到毛泽东身上去。他把自己打扮成是一个完全被动地思想、被动地行动、被动地执笔的人物。他总是说，毛主席怎么指示他的，他就是怎么做的，说他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去写的，写的文章，都是送给毛主席修改的，毛主席对文章是大段大段的增删的。因此，煽动十年内乱、乱中夺权的错误和罪行，似乎都不是他存心犯的，他只是个执行的问题。他故意在我们的面前表现得对党、国家、人民的命运和利益十分关心的样子。他听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粮多了，肉多了，鸡鸭鱼蛋丰富了，一律敞开供应了。不像“文化大革命”后期那样，全国没有肉吃，全国保障北京，北京一个人一个月也只发二斤肉票，一个人排队只能买两毛钱的肉。就关切地说：“请代我向中央领导同志转达转达，这样可不行啊，可不能敞开供应啊，敞开供应，几个月吃光了，怎么办呢？不要造成形势不稳啊！”“可不能出现1958年以后和文革后期那种情况啊！”
针对姚文元的假面具，我们有一次专门以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和天安门运动为题，找他谈话。我们问，“把许许多多的人参加的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你说是不是错误？”开始，他说：“是错误，当然是错误。”他还发挥说：“特别是还栽到邓小平头上去，跟他无关么，更是错了。”他话题一转说：“当时，是毛主席定下来的，大家都遵照毛主席的去说，去做，也没有办法。”在这件事情上，究竟是毛主席的错误决定影响了他们，抑或是他们的行为影响到了毛主席做出错误的决定，是一个需要弄清楚的关键性问题。毛主席不能够直接进行调查研究，因此不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和材料。毛主席当时完全是靠“四人帮”所汇报的内容来判断情况的。由于“四人帮”汇报的情况，提供的材料是错误的，以毛主席那样英明，也不可能作出正确判断，得出正确结论。在“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运动上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诬陷群众、无中生有的错误结论，正是这样作出来的。
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毛主席善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中国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实践经验，又用这些经验去指导革命和建设事业。因此，他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原来是四、五亿人口的国家，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蒋介石政权，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无愧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他不可能“洞察一切”。当他对一些虚假的事物看不清楚的时候，当他听信了假的汇报的时候，当他的指导思想脱离了实际的时候，他也可能产生片面性，产生偏执，产生把假相当成了真相的问题，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采取错误的决策。毛主席为中国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功勋，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也可能犯错误，因为他是人，而不是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毛主席自己就说过，一个人一辈子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毛主席在判断天安门运动上犯的错误，正是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存在偏执，又听信了歪曲事实、造谣污蔑的假汇报而发生的。
据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的交代和一些当事人的揭发，1976年4月4日的下午和晚上，华国锋同志在人民大会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