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童怀周”到审江青

篮?976年华国锋、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党和人民同林、江集团的斗争，更经常、更频繁的，是林彪、江青集团谓之“革”与“保”的那种斗争。当时广大干部、群众虽然处于相当不利的情况下，但他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的老干部，能保一个就保一个，能保一双就保一双。这实质上是反诬陷与诬陷的斗争，是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与要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斗争，是坚持生产建设与捣乱破坏、乱中篡权的斗争。这种斗争，从中央到各地，全国的每一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几乎每日每时都在大量发生着。只有充分地估计了这些斗争的作用，才能够解释1976年3月底至4月初以北京天安门为中心的全国规模的为埋葬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伟大群众运动酝酿、发生、发展的思想基础。　　　　
　　　　　　在与“左”的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周恩来同志是当之无愧的。他是在呕心沥血地保卫着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保卫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所产生的一切成果，保卫着党，保卫着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他的斗争是那么有力，斗争的艺术又是那么的高明和巧妙。以至于使惯于拉大旗当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的林彪、江青集团，也难以寻出破绽抓到口实向他下手。当然，这不是说在整个的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同志没有违心地说过一些话，没有违心地做过一些事。但他的最主要、最根本的方面，是在维护党的团结，保证国家不致分裂，保护干部，保护人民群众。而且，也只有他所具有的地位和威望，能够起到这个中流砥柱的作用。周恩来同志以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运用半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不仅要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篡党、篡政、篡军和搞乱全国、乱中夺权作斗争，而且还要在维护毛主席的前提下，与毛主席晚年的一些错误作斗争，其艰难曲折是可想而知的。因此陈云同志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的斗争，我们这些人，都不知会怎么样啊！”江青们曾经声嘶力竭地咒骂周恩来同志，说他“保”，说他是“老保”。是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同志就是“保”。他昼夜不停地、废寝忘食地工作，就是在保。他保毛主席，保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们。保政府的副总理、各部正副部长们。保老帅、老将们。保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们，保各民主党派的负责同志和高级民主人士们。保历来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著名教授、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们。他甚至对一个高等学校的党委书记、正副院长、教研室主任，也长途奔波去保他们。他保的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脉啊！对于有的同志，他经过各种努力，采取各种办法保护。实在保不了了，为了顾全大局，他才不得不把苦果吞进自己的肚子里去。周恩来还要保生产，保建设，保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基础。周恩来同志的“保”和“革”是辩证的统一。他是坚持民族民主革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是坚持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罪恶统治的；是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剥削和压迫，以便适应社会发展的规律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他反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反对打砸抢抄抓，反对反军乱军，反对在国际关系上搞孤家寡人政策，反对无端的批斗和打倒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路线问题被提到不能再高的程度了，可是周恩来同志说，路线重要，政策同样也很重要，如果政策都错了，那还有什么正确的路线呢？现在，有人说我们党没有能在毛主席生前拿掉江青集团，并采取更加激烈的斗争手段，来纠正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因而责备我们，甚至诋毁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同志，是什么岳飞对宋高宗的所谓“愚忠”。提出这种指责的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起码是一种完全的无知。须知，宋高宗只是一个偏安的封建皇帝，他的皇位是从他的父兄那里继承下来的。　　　　
　　　　


第六章中流砥柱（2）

　　　　　　而毛主席是领导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消灭了蒋介石在大陆的罪恶统治，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人民领袖。这本身就不能相提并论，相提并论就是一种荒谬。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当中，绝大多数的时间和绝大部分的精力，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他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当中，的确创造了许多别人难以领会的革命战争、革命斗争的范例，并将其提炼为革命的理论，用以教育干部群众，指导革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把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重灾难中解放出来，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他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当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中国革命是在挫折失败中绕过许许多多的激流暗礁走出来的。因此，即使在老人家晚年犯错误的情况下，人们也还在猜测，是不是又是一个四渡赤水，是不是又是一个声东击西、出奇制胜。因为以一定的牺牲为代价，去换取大的胜利，在毛泽东同志领导、指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同时，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也有一个逐步结合的过程，有一个逐步暴露的过程，他们之间也有分裂火拼的情况。广大干部、群众，包括毛泽东同志本人，对林彪、江青集团，也有一个逐步观察、逐步认识，并且把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时机不到，要拿掉林彪、江青集团，是有困难的。而时机不到，要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来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不仅不会为广大干部、群众所理解和接受，而且还可能造成党的分裂，军队的分裂，国家的分裂，人民群众的分裂。设若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就不是十年内乱了，其严重后果，将给党、国家、人民、军队造成的灾难，给以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所造成的困难，当是难以设想的。周恩来同志既要代表广大干部、群众的利益与“左”的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又要全力维护党的团结，军队的团结，人民群众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这种斗争，就不能不是艰难曲折的，就不能不是呕心沥血的。这是历史使然。由以上情况可见，周恩来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对“左”的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进行的斗争，只能够在维护毛主席的思想体系，以抵制、减轻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林、江反革命集团的危害的范围内来进行。只有这样，才符合党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以北京天安门运动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伟大群众基础的斗争，从形式上来看，当然比上面的斗争要激烈得多。譬如说，它明确地提出了要清除危害党、危害国家、危害人民群众的妖魔鬼怪。这是把林彪、江青集团用以陷害干部和群众的“牛鬼蛇神”还掷给他们。但是，没有上面的多次斗争，就没有下面的运动。这是不言而喻的。同林、江集团的斗争，实际上是上上下下，从思想上、政治上完全结合在一起的。虽然这个规模空前的全国性的伟大运动，并不是由党的组织一级一级地向下传达布置搞起来的，但是党的正确路线起着巨大影响作用，是无疑的。　　　　
　　　　　　例如要求实现社会主义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的四个现代化这一正确主张在思想、政治上的影响，使要搞四个现代化成了反对林、江集团的群众运动的旗帜。而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在已故周恩来总理的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这一点是不能够否认的。同时，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干部、解放军战士、文化艺术界人士、大中专学校师生，都参加到运动中，起了带头作用。所以，要把1976年以北京天安门为中心的全国性的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伟大群众基础的斗争，说成是没有党在思想、政治上的领导的、完全是一种自发性的斗争，是不符合实际的，是非常荒谬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以天安门运动为中心的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群众基础的斗争，是以毛泽东批评江青与维克特谈话而产生的《红都女皇》，批评“上海帮”、“四人帮”，并且明确向江青指出：“江青，你只代表你，不能代表我。你只代表你自己”等话语作为锐利武器的。因此，曾被毛主席否定的以天安门为中心的群众斗争，无疑是包含了以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去发动群众，动员、宣传、组织群众，来反对“左”的错误，反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内容的。当然，国内外的敌人和某些别有用心的政客，正在歪曲这段历史，他们妄图把以天安门为中心的全国规模的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伟大群众基础的斗争，说成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而天安门运动本身，以及天安门运动当时的思想政治动向的忠实纪录《天安门革命诗抄》、《天安门革命诗文选》正、续编，以及我党对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审查的实录，已经彻底戳穿了这些谎言，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唐朝的杜甫有两句诗：“颠狂柳絮随风去，轻薄桃花逐水流”，算是对歪曲者、说谎者的一个绝妙的写照。　　　　
　　　　


第六章后记（1）

　　　　　　后记　　　　
　　　　　　这部稿子，不是党组织按组织系统从上到下布置我写的。在中央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审理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我的工作主要是参与审理。我是办公室副主任兼审讯组组长，工作基本上是在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集体会议精神的指导下进行的。　　　　
　　　　　　我当时虽然说是审讯组长，那是因为当时对党内的审理与在司法意义上的审讯，还一时分得不够清楚。更确切地说，是党内的审查、审理，也就是一种谈话。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的具体负责人是王鹤寿同志。其办公室的负责人虽有好几位，但抓日常工作的是刘鸣九同志。刘鸣九同志主要是不时地询问一下审理谈话的情况，工作进展的情况。他在办公室的工作头绪较多，平时不大具体管我工作范围的事。王鹤寿同志则须将每次审理谈话的记录、他的意见，及时向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耀邦同志、邓大姐、黄克诚同志报告，并且把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传达给我们，以便严格按照中央的指示贯彻执行。有的中央领导同志有时也看我们审理谈话的现场转播，作出指示。我们接手办理“两案”，是坚决要按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办事的，是坚决唾弃康生过去在审查中央干部时采取逼供、诱供，谁交代得越多，惩处得越重的错误作法的。　　　　
　　　　　　张启龙同志、刘顺元同志、曾汉周同志、李士英同志、于桑同志等人以七十开外、年近八十的高龄，还风尘仆仆地赶到监管场所参加审理工作，不止一次劝江青他们彻底坦白交代，把事情谈清楚，争取给予宽大处理的。尤其是张启龙同志，在延安时期当过江青的老师，行前上车，他也是告诉我：毛主席说过，对一个犯了错误、哪怕是犯了十分严重的错误的人，是好心帮助或者存心不好，是对一个同志党性纯粹程度的试金石。谁知，他在与江青谈话的时候，刚动之以情，劝导了江青几句，江青就蹦了起来，举手高呼：“打倒走资派！打倒走资派！我就是要打倒你这个老走资派！”我担心她借机拼命，伤了几个老人，乃下令：“把江青带下去！”几个女战士进来，扭住了撒泼的江青，她还狠命地冲着我说：“我还要打倒你，打倒你这个官老爷，打倒你这个大官老爷！”其实，我是个什么“官老爷”、“大官老爷”呢？在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下的重庆，我自幼父母双亡，当过苦力，做过学徒，卖过报刊，充过纤夫。以后跟新华日报发生关系，被介绍进由周恩来同志支持，由陶行知、李公仆、史良出面办的夜大上社会大学。以后全国解放，又一直做新闻记者、高等学校语文教员。因为长期跟党在文化方面工作的同志们在一起，那些同志又是毫不保留把他们的学识、写作技巧，都一点一滴地灌输给我。　　　　
　　　　　　在我担负审理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之时，虽然我当选了中央纪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