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童怀周”到审江青

记）、江华、曾汉周（最高人民法院）、黄火青、李士英（最高人民检察院）、黄玉昆、史进前（军委总政治部）、曾志（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刘顺元（中纪委副书记）、张启龙（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中纪委副书记）、于桑（公安部副部长）。第二办公室的主要负责人是：曹广化、刘文、刘鸣九、彭儒（负责二办机关党的工作）、汪文风、刘丽英、郝志伟、包玉山、高建昌、张泰臣、吴斌等（先后分别担任主任、副主任工作）。二办下设一组（审理林彪集团案）、二组（审理江青集团案）、审理组、秘书组。在二组下，设审讯组（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公、检、法尚未及整顿，当时党内讯问与司法审讯也划分得不够清楚），其成员先后有汪文风、陈伦、吴信传、刘澄清、刘瑞珍、熊传勤、龚世贵。我在担任光明日报社公安记者的时期，虽曾参与过对蒋介石集团保密局头子毛人凤亲自派出的在浙江温州梅沃登陆的刮苍山行动队队长周庆宝、电台长潘舟弘等一干罪犯的预审。参与过对政治骗子李万铭的预审。对华北一个横行平原的响马的预审。但对于曾在党内担任了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副主席的人物进行审理，还是存在着内心发怵的情况的。　　　　
　　　　　　但是，有党和人民的支持，我鼓励自己，要坚决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为了彻底查清所有事实，调动一切力量搞好“两案”审理，中央又成立了一个向汪东兴、吴德、纪登奎、倪志福、陈锡联、王海容、唐闻生、张玉凤、章含之调查江青集团的错误和罪行的讯问组，决定由王鹤寿领导和主持这一工作。其下属人员有汪文风、张忠海、熊传勤、刘瑞珍。讯问组根据档案文件和讯问所得材料，经过反复印证，编辑出版了《毛主席批判江青、江青对抗毛主席指示》的文件摘要汇编。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四人帮”的祸国殃民的罪行，都表现了极大的愤慨，纷纷要求公审，严办，打击的力度要大，打击的层面要宽。不仅对着“四人帮”，而且对着“帮四人”。天安门有一幅漫画，题名“哥德巴赫猜想”，对跟“四人帮”干了坏事的人，讽刺为“弹簧脖子轴承腰，头上插个大风标”。说这种人只是没有头脑、没有立场地执行“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指示。有的人，对直接伤害过自己的对象，其仇恨甚至超过了江、张、姚、王。可是“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会造成这么个结果，却没有予以澄清。有的人还在搞两个“凡是”，是要把干部、群众压下去，维持“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对“四人帮”的审查、审判，正可以给全党、全国干部、群众一个回答，使大家了解真相，真正起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作用。对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审理，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主张，既然要清查林彪、江青集团的罪行，就必须对十年动乱中的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都彻底查清楚，弄个水落石出，分清是非，分清是罪行还是错误，不论涉及到哪一级、哪一个人，都应该尽量查清。另一部分人却说，清查只能清查到四届人大或党的十大前后为止，不能再往前查，否则就会产生“清查谁？矛头指向谁？是否要砍旗？”的问题。　　　　
　　　　　　这个前提定不下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不能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贯彻，清查提纲就无从拟定，清查工作就难以进行。当时搞两个“凡是”的同志还在中央领导岗位上，而这个矛盾和分歧，不论从内容和所面临的形势来看，都是必须加以解决的。王鹤寿同志的秘书、中纪委办公厅副主任凌华将这一情况向王鹤寿和胡耀邦同志作了汇报，经过领导小组讨论，支持了前一个意见，即对十年内乱中的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应该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律查清其来龙去脉，在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以后对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案件审理的结果也证明，查清问题，清查的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罪行。斗争的矛头，指向的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罪犯。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办事，并不存在什么“砍旗”的问题。反倒是事实本身，说明了毛泽东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但也有警觉，他老人家的一些主张，是公开的。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却是在背地里搞阴谋的，二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早在1964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在当时外患（来自北方的霸权主义，挥舞导弹、原子弹，跃跃欲试）、内忧（思想分歧、政治分歧）夹逼的情况下，在党内的高层，对形势就产生了过分的估计。毛泽东认为，有三分之一的政权，可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有的同志甚至认为有一半的政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所以，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开展之初，才说找到了一个好办法，发动了“自下而上”的“革命”。这就导致了错误。显然，这跟林彪、江青搞乱全国，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篡党夺权，是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但毛泽东在估计形势、采取措施和用人上的错误，的确为林彪、江青集团，提供了“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借口和条件。　　　　
　　　　


第三章了解主要对象（1）

　　　　　　在中外的历史上，儿子背叛父亲，妻子背叛丈夫，其实是不乏先例的。对此，莎士比亚的剧作，我国先秦及以后的历史著作，也都有所反映。从历史发展来看，有的是开明的儿子反对暴虐的父亲，革命的后代反对腐朽的先辈，是正确的进步的；有的则是腐朽的、反动的背叛了英明的、功勋卓著的先人。由于毛泽东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丰功伟绩，使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不得不装扮成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方法，来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妄图实现其篡党窃国的迷梦。　　　　
　　　　　　从江、张、姚、王对付审查的态度上看，江青主要是一方面摆出夫人的谱儿，端着架子，显现出她是何等的重要，甚至骂人、训人，高抬自己；另一方面，在她的这一招碰了壁时，也说一些软话，乞求询问不要追得太紧，松一松“绑”。姚文元是尽量以“良好的态度”，力图以他三寸不烂之舌，把他们的罪行栽到毛主席身上，把一切祸国殃民的结果都推到执行上。王洪文则是在一般问题上侃侃而言，“吐吐吐吐吐”。在重大实质问题上，他就假装“健忘”。张春桥真有一副老牌特务的嘴脸，在询问中还哼哼哈哈，言语不多，还都说在要害上。江青有重大叛徒嫌疑。她在山东入党以后，又脱党，1935年到上海，与“复兴社”特务崔万秋拉上了关系，是被崔万秋捧出来的话剧和电影明星。崔万秋是个惯搞两面派的人物，因此也允许江青参加一点进步活动。江青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逮捕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主办她的案件的人，是先大启、赵玉珊、阎松年。但是直接与江青交往的是赵玉珊。赵玉珊又称黑大汉。在江青刚入“中统”监狱时，起初还有些名演员的傲气，被赵玉珊一耳光打掉了，从此她低声下气，经常陪“中统”特务饮酒作乐，拉拉唱唱，往往深夜才被送回监房。她的自首和出狱手续，是由赵玉珊负责办的。“中统”释放了她，她就到革命圣地延安，组织上未作认真审查，由当时的社会部长康生代她隐瞒了这段历史和她在上海的腐朽生活作风。因为历史上的原因和康生的包庇，所以她跟康生的关系也格外密切。“文化大革命”中，党和国家的大批干部和众多爱国民主人士受到污蔑诬陷，其名单就是由康生提供给江青的。全国解放以后，江青急匆匆地跑到华东地区，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查找赵玉珊的下落。后来查出，赵玉珊因为其反革命特务罪行，早被我公安机关处决了，她才作罢。但是，江青万万没有想到，赵玉珊当时所在的“中统”特务机关的上级领导先大启，却落入了我公安机关之手。这个先大启，早在1958年5月19日，就在狱中交代了“李云古”在上海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向赵玉珊、阎松年自首的问题。1968年2月20日，又交代了一次。然而这时先大启还不知道“李云古”就是当前赫赫有名的江青的别名。以后，先大启被释放出狱，而且在四川省人民政协当了委员，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又多次揭发了江青的叛变行为。　　　　
　　　　　　毛泽东很高兴学生听他讲课。他在延安讲课，江青总是专心地听，仔细地作笔记，而且她专门练就的那一笔狂草，也模仿毛泽东。后来我把江青的字与毛泽东的字迹相对照，感到的确颇有相似之处。哪里知道，人家早就起了这个心呢！但是，我们的广大干部，则对江青毫无好感。早在建国之初，我在西南局新华日报工作，就听一些老同志骂江青，还说元帅、将军们早就有意见，了解主要对象说她不配……当然，到“文化大革命”时，人们只有把骂埋到心里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用煽动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来诋毁分配上有差别的政策，并以此为来攻击和陷害大批革命老干部，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的高级民主人士。她把在生活资料分配上的差别，骂为搞“特权”、“特殊化”、“反革命修正主义”。而在实际生活上，她却是真正在大搞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特权、特殊化，十分腐朽。在北京，单她所占的住处，就有中南海的春藕斋，钓鱼台一幢楼房，颐和园一处小院。还把旧中国封建军阀、官僚买办也不敢据为己有，解放后一直为人民群众游玩的场所——北海公园——关闭，供她个人跑马、游乐、享用。她把大批描写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人民群众在旧社会的苦难、在新中国的幸福生活的小说、诗歌、戏剧、绘画、电影打入“反动”、“反革命修正主义”之列，凭空提出建国后十七年存在一条“不写正确路线、尽写错误路线”的文艺黑线。把许多写红军、解放军、地下革命斗争的作品打入另册，诬陷作者、导演、演员、层层经手和审稿的同志是“黑线”，而她却耗费国家大量外汇，专门进口大批淫秽、黄色的影片、录像带，以内部放映为名，满足她自己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以及她在政治需要上拉拢的人们的荒淫无耻的需求。江青及她的亲信和帮派人物动辄大排盛宴，而平时却无孔不入地占中南海工作人员食堂的便宜。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老同志还偷偷地给我看了几张照片，这是江青等人身着游泳衣裤的照片。照片上，江青左手扶着姚文元，右臂缠着张春桥，在游泳池旁边嬉戏，丑态百出。　　　　
　　　　　　据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揭发，有一年春节，江青对她的秘书、护士、警卫人员说：“今晚我请客，你们到食堂去把自己的那份饺子皮、饺子馅打来，在我这里做，大家过年，我出火。”人们不得不按她说的办，但在场的人们后来说没有一人过得愉快。更加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有一回她突然心血来潮，想到在青岛吃的雪里蕻味道鲜美，就叫大师傅给她买。大师傅买了，用香油味精拌好放在桌上，她只夹了一筷子，却硬说这个雪里蕻，不如她当大车店老板闺女吃的那个雪里蕻味道好，用筷子头使劲把盘子一戳，生气地说：“我不出钱，这个钱不准记在我的账上！”结果还是大师傅掏钱结的账。据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分析，当然江青也不是在乎这几分钱，她就是要在人前逞霸道，耍权威，以折磨他人为乐事。所以毛泽东曾经多次骂她是个“流氓”，是“女流氓”，是“政治流氓”。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不是忍气吞声地在她那里工作的。江青不仅没日没夜地无理训斥他们，谩骂他们，甚至殴打他们。她诬蔑护士小周给她拿的药不对，就硬给人家加上一顶“特务”的帽子，扬言非把小周送入大牢不可。此事竟然闹到周恩来处，周总理想尽办法把小周保下来，送到了别的工作岗位。江青自己享受着高级待遇，享受“特供”。她起个意，张张嘴，就可以搞公款宴请。但她却说她的钱不够用。　　　　
　　　　　　毛主席写了大量著作，按照规定，这些著作的稿费，是属于老人家自己支配的。但毛主席一生简朴，平时两菜一汤，一个豆豉红椒，顶多加个芷菇红烧肉。他把稿费放在中央办公厅，由他批准支出。他曾用它来资助亲友，偿还因留法勤工俭学同志欠下的“人情债”。江青瞅准了毛主席的这笔稿费，向毛主席要。主席同意了，让她写张领条。她写了十三万，主席没同意，只批了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