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鬼子兵

　　我认识的鬼子兵方军三、山西遗梦
　　送外卖使我有机会走进成百上千个日本人的家庭，迈入机关、学校、工厂、寺庙、妓院、商场、赌场、警察所、消防队、日本自卫队、黑社会组织，见到职员、教授、木工、僧侣、妓女、流氓、军人、主妇、政治家、消防队员。他们有的文雅、有的粗俗，有的丑恶、有的善良，有的独身、有的同居，形形色色，三教九流，无所不遇。
　　送外卖给我的良机就是能更多地采访侵华鬼子兵。
　　外地人的北京话再好，我们也可以听出他地方语中所带来的蛛丝马迹，更何况我们中国人在日本呢。当铃木老人证实我是中国人后，他就再没敢直视我的目光。可从那之后，他再不预定别人饭店的外卖，只给我们店来电话。
　　他想看到我这个中国人。我想。
　　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右臂留在中国山西省了。而且一瞬间所发生的事情就变成了永恒。
　　铃木的年龄应该在77到80岁之间。他每天还在颤颤巍巍地工作，是一家土产公司的经理。他的公司前面是个大仓库，里面放着大豆、玉米之类的杂粮，后面是他的办公室。办公室宽阔敞亮，正面墙上挂着一幅大油画，画下白色有机玻璃上写着“山西景色”四个字，译成中文应叫“山西风光”。画中表现的是秋阳下开镰收割的情景。铃木老头儿告诉我：“这位日本画家根本没去过中国山西，可我付了钱，‘山西景色’就跃然纸上了。久而久之，我觉得这就是我印象中的山西。”老人驼背，仰着脑袋，用仅有的一只手指指划划地介绍着。
　　“您去过中国的山西省？”我问他。
　　老人似乎没听懂，他并不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茫然地看着他的画儿发呆。我感到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又不便开口直接问，于是也欣赏起这幅画来。《山西风光》中的中国农民，都光着脚，撅着屁股挥镰收割庄稼。我感到不对劲儿，便告诉铃木老头：“山西农民的穿着打扮不是这样的，这有点像冲绳的农民在收割稻子。把油画上后面的群山抹去，叫《冲绳风光》算啦。”铃木老头拍拍脑袋，笑了。他说：“这画儿看了几十年，感到里面有问题，但始终没找到它的错误在哪儿。”
　　铃木老头的办公室里有各种通讯设备，计算机设备。他用一只手打英文传真，打日本文记录、报告书和统计表。办公室前有个大水池，里面有悠然自得的大金鱼。办公室前后道路上种着绿色植物。尽管铃木老头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好，可他却总是很忧郁，有点像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随时准备被拉上去，坐土飞机、挨批斗。仿佛生活给予他的毫无幸福可言，连“幸福过”都没有。久而久之，他终于和我谈起了往事，断断续续地说了很长时间。
　　我只在中国呆过一年又三个月就回国了。在中国东北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的师团没有受到过任何抵抗，可以说长驱直入。由于北平的宋哲元将军指挥的政府军29军在卢沟桥坚决抵抗，我们的部队不得不奉命撤退待命，那是第一次撤退。
　　我们日军一方面以和谈为烟幕，一方面从朝鲜和日本国内增调部队进关，准备大举进攻。
　　当时指挥官集合队部训话：蒋介石一直命令宋哲元将军执行“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所以宋一直举棋不定。蒋介石的发言，往往是我们日军最关心的消息。如果他开始就强硬，把各地的部队都调入北平，支持北平的29军，那将会大大地影响我们的军心。当时的局势是，我们打到东北，东北军败退，华北无动于衷；打到华北，山西和华东又无动于衷。
　　中国既大又小，一个军阀管一片天地。宋哲元将军决心一战是在1937年7月下旬，并于1937年7月27日通电全国。
　　接着我们的师团进攻山西。在山西，共产党军队于1937年9月25日首战平型关，使我们第5师团的运输部队一千多人战亡。这次伤亡人数超过与29军的战斗。情报迅速传达，使我们受到震撼。在中国的土地上有强劲的敌人，我们要寻找他们、消灭他们。跟着又有一支共产党八路军在行动，120师从陕西富平地区出发，到达山西叫北神池的地区，归山西的地方军阎锡山将军指挥。只一仗，我们就知道了共产党的八路军坚强有力。他们军队人数虽少，但这次混同人数众多的山西地方军一同抗日，使我们受到很大威胁。
　　有一天得到一个情报，说有个山区刚刚隐藏进一批八路军115师的伤员，他们曾参加过平型关战役。这批人夜间行动，白天休息，已经转移了4个地方。他们有马匹，有枪支，还有医务人员，看他们的最终目标可能是西渡黄河，移师陕西境内的共产党区域。
　　那片山区的村子穷极了，连饮用水都没有。井深在20—30米，但听说是八路军的据点。晨露未干，我们悄悄包围了那个村子，被我们赶到一起的一百多男女老幼全都对我们怒目而视，没人说出八路藏在山林里什么位置。在林立的枪刺面前，他们居然敢无视我们。
　　面对我们包围的沉默人群，山田上尉大声吼道：“开始吧！”随即伍长命令我把面前一个仅一二岁的小男孩刺死，以此逼迫人们说出实情。白刃战，我敢端上枪刺狂吼着迎上去。
　　杀小孩，我可不敢，我迟疑。伍长怒了。他大喊一声，拉出那个孩子就是一刀，孩子没哼一声就死了。我吓得两腿哆嗦。人们都低下头去，畏缩成一团。只有一个老头冲出人群，他不管不顾地用嘴吸吮孩子从身体里涌出的鲜血，并大声叫孩子的名字。他满脸都是血和泪水，几百人听他悲惨的叫喊。
　　伍长吼叫着命令我把老头也干掉：“浑蛋！看看这群人说不说。”我上去一枪刺就扎进老头的腹部，没想到他双手紧紧抓住我的枪不放手，他竭力嘶喊着什么，我用尽全身力量也没能拔出枪刺，只是把老人拖了几米远。
　　“轰”的一声，人群炸了。他们顶着雪亮的枪刺赤手空拳向我们扑来。用牙咬，用手抓，用石头，用农具……女人的哭叫，男人的狂呼、哀号与日本兵嚎叫连成一片，像地下的岩浆一下子涌进了这山村的野林。混乱中，一个青年跳过来一柴刀就砍下了我的左臂，边上一个日本兵一声嚎叫又一枪刺扎进他的胸膛。那一瞬间永远记在我的脑海里：那老人自己双手拔出了三八枪，然后睁眼倒在地上！我当时一点不感到痛，只感到有股热流从刀砍的地方向外喷涌。卫生兵冲过来使劲勒住我断臂上部，我立即昏死过去。
　　后来听说这一百多村民全部被我们三百多日军杀了……村里的房全烧了，后来山林也起火了，烧到我们日军撤离那一天还在烧……
　　由于感染化脓，我的左臂残余被我们军医彻底锯掉了。再后来不久，我和一批战伤者一起回国了。
　　半天，我问他：“那中国老头儿喊什么呢？”
　　“‘瓶（拼）了吧，瓶（拼）了吧！’我去过中国，我只记住这一句中文，我永远忘不了这句话。那是在愤怒和绝望之中，我们人类由于被残杀而发出的最后的呻吟，是一个长者面对死亡而向他的村落发出的最后命令。”
　　他始终看着窗外，但夜晚的窗外什么也看不清，可是铃木还在努力地看着。他的背深深地驼下去，青筋毕露的右手放在膝上。他坐在那儿像一尊泥塑。
　　万籁俱寂，我能听到任何一个细微的声音，热闹的东京好像已经死了。我仔细寻找那撕心裂肺的嘈杂，我想闻到血腥，我想重新回味那来自人间地狱的一切。但东京的夜晚静悄悄，东京的夜晚像东京人，他们在本能地掩饰过去。
　　“人间地狱”本是人类社会所制造出来的宗教恐怖概念。自从有了日本兵，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四处都变成了活生生的人间地狱。今天，我面前的独臂老鬼子又一次重新揭开了这历史的一幕。半个世纪前，他们就是人间的恶魔呀！天气并不冷，但我却浑身哆嗦。我知道我的脸色是铁青的，我捏紧拳头，不知是怎么走出的那个办公室。
　　他为什么要向我讲述这些惨烈的人生经历呢？是不是只告诉过我这个中国留学生？如果他的胳膊没有被中国农民砍掉，他会向我讲述这一切吗？半个世纪前这非人道的故事是必须要向谁倾诉的吗？
　　那个星期是我送外卖出错最多的日子。悲愤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的心头。有时我一边开摩托，一边大哭起来。就在东京的大街上，在无数人困惑的目光中，我这个男人忍不下去呀，我不断用脏手使劲抹去我眼中涌出的泪水。我为同胞们感到悲哀，我为中国人的悲惨遭遇而感到难过。我们中国人是牛还是马？任你们杀！我们一个堂堂大国就是因为不团结、不强大呀！
　　我的心情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
　　有一天，老鬼子铃木突然抬起头，直视我的目光。他那混浊的目光中充满了警惕和戒备。他说：“我看你像个记者，因为你跟我聊天时总在你的工作服上记着什么。”我说？我并没问你什么，全是你自己告诉我的。再说，全世界您见过我这样邋遢的记者吗？穿一身破白工作服，骑一辆破摩托，咱是打工的穷留学生而已，何来记者？“
　　最后一次给他送饭，我把饭菜的包装拆去，整齐地放好。再把衣冠不整的他收拾一下，把衣服扣子系上，把裤子给他提一提，他现在是残疾人。战争的风云已经飘过去了，需要站在高一点的地方，才能看见它黑压压的外貌。
　　我要走了，和他告别，告诉他我的续任是个日本高中学生，请他多关照。请他自己也多保重，健康比钱还重要，能休息就别工作了……
　　他显出无限的伤感，告诉我：“你要走啦，你走了，我就不订你们店的饭了，不好吃，不好吃。如果你还在东京，请你一定来看我，一定来呀。……中国人好，中国青年好。我正在联系进口中国的大豆，第一批货最近就要到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想去山西的那个村子去看看。过去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噩梦，我要为死者的灵魂祈祷安宁，也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安宁。你陪我一起去好吗？”他用仅有的一只手抓着我，仿佛怕我跑掉了。
　　他终于直视我，让我感到他的忏悔是真诚的。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混浊的老泪，右眼应该说有角膜云翳。我始终认为战争的罪犯不应该是他，也始终认为人类应该尽可能地避免战争。因为战争的行为是普通人之间的厮杀，而发动战争的人倒坐在一边看着，而且这些人还在梦想着复活日本军国主义。
　　独臂老人，你的右臂半个世纪前留在中国山西省的土地上了，因为战争发动者的罪恶。
　　你常常告诉我，那是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既然你还活着，并且有所忏悔，所以我希望你健康地活下去，并把你的故事也能讲给日本青年们听听。毕竟，你已经走到历史博物馆的门口了，再上两个台阶，敲不敲门，那扇门都会自动打开了……我认识的鬼子兵方军四、你爹是八路
　　老鬼子山田已经病入膏肓了。他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说一句话要喘上三喘。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离我打工的饭店不远的街上。他拉着氧气瓶车，走两步喘一喘，走三步停一停。
　　我猜想他是希望最后一次看看东京的阳光、东京的街头吧。他以军人的习惯勉强挺起胸，风把他稀稀拉拉的白发吹得颠三倒四。我喊了他一声，他没听见。我又喊他一声，他还是没听见。我知道他已经几个月、甚至一年没见过阳光了。我想此时他在人生最后的时刻重新体验生活的喧闹，一定很高兴。我把车停在他跟前，他才看见我。他给我行了一个军礼，嘴里咕噜着什么，似乎有几只蚊子嗡嗡哼叫。我大声说：“你能走出来，太好了。你要保重哇，感冒了可不得了。”他伸出右手放在耳边，听着笑了，露出几颗长长的老牙。他又向我行了个军礼，并企图立正站稳。氧气瓶小车的车把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一把晃动的军刀。
　　“真是个老鬼子，妈的。”我心里讲话。
　　老鬼子山田住在我们饭店后面一间小屋子里。他是每天都订饭的客户。他还有一个家在住宅区边上的寺庙里。他为什么搬到我们店后面小屋里一个人生活，我不得而知。他寺庙里的老家我也去过。门口牌楼的石柱有三米高，那牌楼上的红字匾额依稀可辨，全部是汉字。
　　寺庙的院子里长满野草，到处是青苔。问山田的街坊才知道他住院了，而且永远不会回来了。
　　山田的老婆倒有模有样，看上去大约比他小10岁。她一周来看山田一次，给他带来一些常用的东西。山田的老婆在另外的地方住。他们为什么分居？是离婚了还是怎么的，我也无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