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戴维斯又发布《征收警捐条例》、《烟贩牌照条例》等多种条例，广开税源，以各项税收增加财源。到1846年，香港政府每年税收达到27046英镑。
　　戴维斯的税收举措，目的本来是搜刮中国香港人的民脂民膏。但也损害了部分英国人的利益，所以首先遭到英国商人的反对。登记法例风波平息不久，11月20日，戴维斯又在立法局会议上通过了另一个法令，规定香港殖民者可以无须经过立法局的通过，随时下令宣布戒严。连英国人也不懂得戴维斯为何要如此紧张，因为当时香港实在没有这样采取非常措施的必要。果然，后来伦敦对于这条法令予以否决，于是这位中国通总督又在中外居民面前出了一次洋相。
　　1847年1月，港英当局再公布《市场贩物牌照条例》。5月4日，渣甸洋行首脑马地臣向英国下院呼吁，要求英伦督促戴维斯改变政策，减收地租，只征收维持警察部队的费用为限，其余费用均应由英国政府负担。英国政府自然不会答应，反而逐渐增加对香港的索求。
　　到戴维斯离任的1847年，港府各种税收已达31078英镑，折合港元372936元。
　　开征妓捐
　　香港的妓女从开埠初期就存在。在香港开辟为商埠以前，澳门是中外贸易的一个中心，到澳门的中外商人在那里可以寻欢作乐。英国强占香港岛，将其辟为商埠以后，澳门许多妓女纷纷来到香港。
　　1845年初，香港英国当局接到举报，警察有收受贿赂、包庇娼妓的行为。经过调查证明，事实确凿，但为了港府的颜面，调查报告结论却说，属于“娼家情愿缴纳，而非出于勒索行为”，因而对警察不加追究。后来当局意识到这是一条财路，于是决定由警察公开征收妓捐，而名义又说，所收捐税款项，用来开办花柳病院。
　　根据1845年6月性病医院的报告，全港有妓院31家，每家月捐5元，有妓女一百多人，每人月捐一元半。当时一元钱相当顶用，可买几十斤白米。每年妓捐收入数目很大。当时香港社会人士对此表示不满，认为这项税收没有得到英国法律许可，不是正式税收；此外，每月妓捐用作病院开支的仅属少数，大部分支出用途不明。虽然兴办了花柳病院，但只办了两年，就因经费不足而停办了。根据香港社会人士的意见，1847年，英国议会曾派人到香港就此事进行调查。不久，英国政府通知香港总督戴维斯，由他下令取消征收妓捐。
　　虽然按照命令妓捐停止征收，但戴维斯当政期间不仅妓院未被取缔，而且越办越多。这毕竟是英国人敛财的一种门路。
　　后来，驻港英国海军司令詹士史德陵发现，英国军人和海员患花柳病的人数与日俱增，于是向香港政府建议颁布条例，控制性病流行。戴维斯采纳了这个建议，港府于1857年11月24日公布了《检验花柳传染病条例》。1864年1月19日，港府建立西营盘海员宿舍，专门收容患性病的海员。尽管采取了上述措施，性病流行的状况还是没有明显变化。1867年7月23日，英国殖民部谕令香港政府重订《取缔花柳传染病条例》，规定实行妓女登记、检查身体等事宜。随后，香港立法局又决定向妓院和妓女征收营业牌照税。从此，卖淫行为在香港进一步公开化、合法化。当时负责发放营业牌照的是总登记官兼抚华道高和尔，他曾借发放牌照之机，大饱私囊，广置房产。
　　自从有了妓女凭牌照营业的制度，香港的妓女便有了公娼与私娼之分。有牌照的叫做公娼。她们经常被迫验身，因为妓院老板怕她们染上性病，降低了身价，影响妓院榨取钱财。当年香港的妓院又有大寨（高等妓院）和细寨（中等妓院）之分。大寨集中在水坑口，细寨分散于荷里活道。大寨是只有富商阔少才有资格光顾的场所。因为到那里寻欢作乐必须饮宴，一掷数百金，排场很大。大寨的妓女分为三种：1。琵琶仔。这是十四五岁的雏妓，通常是贫苦人家的少女。鸨母把她们当作待价而沽的摇钱树。2。半掩门，又称尖先生，意思是不大不小的妓女。通常是琵琶仔接过客人以后，看上去还是少女，其实已是“大人”，所以叫尖先生。她们是鸨母的高价摇钱树，不公开接客，所以叫半掩门。3。老举。广州话称妓女叫老举，“举”是妓的转意，她们是公开接客的正牌妓女。至于细寨的妓女，日夜都接客，日间收费2元，夜间收费4元，所以细寨又叫“二四寨”。
　　私娼是无力交纳营业牌照税的妓女，她们的处境比公娼更悲惨。她们的活动地点多在横街窄巷的住宅楼宇里，旅馆客栈中，甚至在海旁小艇上，每次出卖肉体的代价不过是几毫钱。她们往往与正当居民杂居，有的嫖客深夜喧闹不止，搅得四邻不安。
　　正式建立高等法院
　　香港高等法院虽然在1844年3月4日开始审讯第一宗刑事案件，但严格来说，实际上还不能算是高等法院正式成立。因为被告没有律师替他辩护；高等法院的条例也还未齐全，只是凭着陪审员的直觉去判断被告是否有罪。因此，一些研究香港历史的学者，认为高等法院虽由第一位港督璞鼎查创立，但正式成立高等法院，应在第二位港督戴维斯任期内。
　　戴维斯于1844年5月7日乘英舰“批夫”号抵港时，和他同来的有3位官员，一位是新任辅政司布鲁士，一位是正按察司晓吾，还有一位就是高等法院登记官罗拔奇。
　　戴维斯抵达香港后，即着手改革香港法制。他首先把裁判司威廉·坚的职权局限于违反警律和简易民事范围，削除了他以前在司法裁判方面的权力。
　　大约一个月后，戴维斯委任正按察司晓吾为立法委员，由他着手研究草拟高等法院条例。这时候，香港真正熟悉法律条文的人才很少，晓吾缺乏助手，工作进度颇为缓慢。到了该年7月28日，新任律政司史德陵来港，并被委任为行政司委员。在史德陵协助下，高等法院条例终于完成，在1844年8月21日公布。这时候，高等法院才算正式成立。
　　香港高等法院，最初设在中环威灵顿街前近德忌笠街与石板街之间。它在1844年10月1日开幕，举行了非常隆重的开幕盛典，所有在香港的外国人均穿礼服参加，总登记官罗拔奇致了开幕词。
　　原定在开幕这天要开审一件刑事案，但因当时香港还没有律师执业，按察司晓吾认为，这样的审讯，对于被告不公平，便把这件刑事案押后审讯。
　　高等法院成立后，按察司晓吾首要的工作，是要确立香港的律师制度，先批准律师执业。依照英国制度，律师有律师与状师之分，状师也被称为大律师，这种制度在香港一直沿用。
　　1915年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第一天批准执业的第一位律师是甘氏，律政司史德陵则为大律师。
　　有了律师之后，高等法院于10月2日，正式开庭审案。
　　这宗香港首次依照正式法律程序审讯的案件，是诱拐少女落娼寮作妓女案。被告是一对华人夫妇，住在港海的货船上，常登岸购物，因此和两个少女认识。一日，这两个少女被该夫妇诱到船上，绑于船舱内运到广州，以每人90元的价钱卖给广州的娼寮。两少女设法通知在广州的亲戚，亲戚花钱把她们赎回。
　　被拐卖的两少女返回香港后，偕同父母去报案，警方拘捕了那对夫妇。
　　高等法院开庭审讯时，那对被告夫妇仍然没有大律师替他们辩护，但因案中各人的口供相符，均能陈述被拐诱和运往广州贩卖的经过，陪审团一致认为罪名成立，法官宣判被告夫妇各判入狱18个月。当时香港还没有正式监狱，便只好将罪犯解往上环差馆里警署内的拘留所去监禁。
　　依照英国法例，警署拘留所只能看管疑犯一段时期，却不是用来监禁罪犯的。
　　当时的香港警署设于上环荷里活道，所以，那里还有一条横街做差馆里。威廉·坚就管辖这间警署，他不但指挥警察，还任裁判司，又兼任监狱官的职务。
　　那时候，上环差馆里的警署，和中国清朝的县衙门差不多，既是警察工作的地点，又是裁判司开庭审案的地方，警署的后面便是拘留所，也就是当时的监狱。
　　这种情形和英国体制大不相同。英国的县长只负责行政，法院只负责审案，都不负责管理监狱，管理监狱另有监狱官。
　　港府觉得威廉·坚不能以裁判司兼任监狱官，一来警署的拘留所作为罪犯的监狱，显然不是英国的制度；二来上环差馆里的警署，也是极简陋的建筑物，香港的罪案随着人口增多而激增，监禁罪犯的地方便不够用了。因此，港府便着手物色地点，建筑一间真正的监狱。
　　香港第一座监狱叫做维多利亚监狱，设在中环奥卑利街的一处山坡，到1857年才建成。
　　占香港？据舟山？举棋不定
　　鸦片战争时，英国军队侵占了舟山和鼓浪屿，依照《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后，英军应撤出舟山和厦门。但英军迟迟不肯撤退，因为英国要把舟山和鼓浪屿当作抵押品，申明要等中国将赔款全部付清之后，才肯交还这些地方。
　　1844年，清政府第5次交付赔款的时候，英军突然提前退出鼓浪屿，而将驻鼓浪屿的英军一部分移到舟山，一部分撤返香港。戴维斯竟说这是“实为和好起见，并无别情”。实际并非如此，当时香港的生活环境还相当恶劣，英国人不能适应，逃兵很多。英国政府和港英政府中，有人主张放弃香港而占领舟山，而鼓浪屿只是个无实际作用的小岛，在举棋不定之际，先撤出鼓浪屿，做出归还鼓浪屿的姿态，实为加强舟山兵力，为以后的抉择做准备。
　　耆英当时也对英国人提前撤出鼓浪屿有所疑虑，他向道光皇帝奏称：“本年五月间，德酋（指戴维斯）初来广东，即有俟十二月银项交足，鼓浪屿先行退还之议。奴才以夷情叵测，今无故将鼓浪屿先还，焉知不为异日缓交舟山地步？”足见当时中国朝野对于英国人的这一行动，已有所警惕。
　　中方将赔偿鸦片战争的赔款已完全交清后，英军却依然留在舟山不肯走。这样一来，道光皇帝再三催促耆英向戴维斯交涉。戴维斯推搪了几次，最后不得不照会耆英，叫他到香港讨论。
　　1845年10月，耆英收到戴维斯的照会，内称英国不交舟山，是怕法国侵占，并邀请耆英去香港商谈。耆英信以为真，立即向道光皇帝奏报。其实，戴维斯迟迟不撤退驻舟山英军，是英方尚未最终决定长期占据舟山还是香港。
　　耆英于1845年11月20日，二次来到香港，与他同行的，依然是升任巡抚不久的黄恩彤，还有赵长龄、潘仕成等。他们在香港住了4天，到11月25日才离港返广州。
　　后来英国政府决定，放弃舟山而集中经营香港，因为舟山方面的英国军官亦有报告书向伦敦呈送，说舟山的地理环境远不如传说中那样理想。英军驻守舟山4年，曾在当地广招人马以巩固其统治，但并没有什么进展。资料记载称，他们虽饬令绅士充当董事，“安良缉匪，并逐日交给字条，令其捐银建设书院、育婴院、养济院、孤老院、埋葬尸棺，延请男女塾师，教训学生，并捐银给予差役”，但是，仍然是“英夷日与定海居民为仇”，人民反抗情绪不减，英国统治十分脆弱。所以，最后由英伦敲定，弃舟山，占香港。戴维斯要耆英到香港来见他，首先要谈的是撤出后如何保障舟山地方与英国有关系的人员的安全，其次才是谈交还舟山的细节问题。
　　耆英到港后，向道光皇帝奏报在香港的谈判情形。奏称：“德酋于次日率领夷目多人来见，执礼甚恭。臣告以本年应交洋银尾数业已备齐，可定期来取，舟山亦应如期交还，以符成约。该酋复称银两应俟届期再行请领，舟山必定如约交还。惟英兵在舟山数年，该处人民多与往来，交还之后，乞弗深究。臣等答以该处民人皆天朝赤子，和约内已经载明，凡系中国人与英人往来者，概准免罪，岂有舟山退还之后将该处人民苛待之理？当为出示晓谕，俾共释然无疑，可以无庸过虑。”
　　“该酋复称：还交舟山，最有关系，应派大官前往接收，方为妥协。臣思该夷占据舟山数年，现当交割接收，抚绥安缉，自不可稍涉率忽，必须熟悉夷情之员，前往妥为办理。查现任江苏常镇道咸龄，前随奴才办理夷务，素为该夷所信服，当向该夷告知，拟派咸龄前往接收舟山如何？该夷酋复称咸龄既系熟人，又系道员，实属妥当，极为欣喜。”
　　英国每从殖民地撤出，一方面要对曾经为他们的侵略出过力的当地人给予安排，这既对得起奴才，又能长期保持英国在当地的利益，英国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