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

《文艺论丛》第1期）。
　　文艺座谈会的全体会议一共开了三次。第一次是在五月二日，毛泽东同志首先作了“引言”讲话，说明开会的目的和要求，提出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动员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第二次是在五月八日（注：这次会议时间说法不一：一说“五月八日”（秦燕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前后文艺界的一些情况简介》；又见金紫光：《幸福的回忆》），一说“五月十六日”（何其芳：《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文艺论丛》第1期），进行大会讨论，毛泽东同志出席，听大家发表意见，并把要点和问题记下来，有时也简短地插几句话，把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第三次是在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先是大会发言，再是朱德同志讲话，最后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和他们的领导者，以后对于财政、经济建设领域的问题，也要象这次对待文化、文艺思想领域的问题一样，逐个地加以调查和研究，给以回答和解决。不然，领导的作用又表现在哪里呢？（注：参看黄钢：《难忘的延安之夜》，《解放军报》，1977年5月21日）接着，就以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两个中心问题，分作五个方面，开始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结论”部分的讲话。
　　第二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历史意义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在领导中国人民跟国内外敌人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同时，还对革命文化和文艺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注意。他的《新民主主义》等著作，在中国文化思想建设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的《讲话》，总结“五四”以来革命文艺发展的基本历史经验，联系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的实际状况，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思想史和文艺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讲话》中，给予最大注意并首先加以阐释的，是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这个根本问题。从当时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中抓住它作为解决问题的钥匙，显示了毛泽东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敏锐的洞察力。毛泽东同志指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早已解决了的”。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恩格斯就十分赞赏某些进步作家对“下层等级”的“生活、命运、欢乐和痛苦”的描写，并誉他们为“时代的旗帜”（注：《大陆上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4页）。八十年代，恩格斯非常关心反映工人运动的作品，认为工人阶级的斗争生活，“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注：《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一九五年，列宁写出了重要著作《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提出文学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他说：“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650页）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在同蔡特金谈话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专业作家要“经常把工人和农民放在眼前”（注：《回忆列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2卷第912、916页），为他们创作真正伟大的艺术。在“五四”以后的中国，列宁和恩格斯一些论述虽然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期就被介绍了过来，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在实践中并未得到解决。“五四”初年一些作家有过“平民文学”、“民众文学”等主张，后来更提出过文艺属于工农大众的口号，开展过多次大众化的讨论，反映了文艺工作者认识的逐步进展。但最初所谓的“平民”、“民众”，实际上还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文艺大众化被许多人理解为只是作品语言与表现形式的通俗化；革命作家虽也写过一些反映工农斗争生活的比较好的作品，但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也由于作家主观思想上的弱点，文艺与工农结合的问题并未真正提上日程。不少左翼作者“各方面都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但却错误地把这些思想感情认做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注：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一九四一年前后延安文艺界暴露出的许多问题，正是“五四”以来这些弱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集中表现。毛泽东同志根据列宁主义的原则，强调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他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作了明确具体的说明：
　　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毛泽东同志要求文艺工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这四种人服务”，其中又着重强调了“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这正是无产阶级文艺区别于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文艺的重要标志。“我们主张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然不是说文艺作品只能写工农兵”，不能写其他人（注：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28页）。在革命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由于革命任务的不同，参加革命的阶级力量不同，文艺服务对象的范围就会有新的变化，除了工农兵之外，凡是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革命与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和分子，都应当是文艺的服务对象、工作对象；至于描写对象，当然更不应该有什么限制。但是，我们“主要的力量应该放在哪里，必须弄清楚，不然就不可能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时代，不可能反映出创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劳动人民。”（注：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28页）可以说，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这是毛泽东同志历来考虑文化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早在一九三八年，他就讲新文化应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500页）。一九四年，他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6、668页）。在《讲话》中，这种思想更象红线一样鲜明地贯穿在《引言》与《结论》的各个部分，构成了文艺办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完整明确的纲领。在毛泽东同志看来，“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他解决普及与提高关系的问题，就是完全着眼于人民大众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广大工农兵特别是农民群众由于长期受着剥削阶级的统治，受着封建迷信、愚昧无知以及各种小生产者习惯势力的束缚，他们迫切要求文化上翻身，思想上解放，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要求得到所急需的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鼓舞革命热情和胜利信心，同心同德地跟敌人作斗争。因此，对于他们，首要的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但是，普及又需要指导，普及以后随着而来的就要求提高，而且还有“干部所需要的提高”，所以，在重视普及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提高。由此，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普及与提高的著名公式：“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从而澄清了过去莫衷一是的不少混乱看法。毛泽东同志又指出：“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这些透辟的一针见血的论述，不仅对于文艺工作，而且对其他许多工作，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这个根本问题出发，总结“五四”以来我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明确地指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是《讲话》在文艺史上的一个突出贡献。
　　《讲话》的重大历史功绩，还在于它紧密结合文艺的规律和特点，进一步从作家思想感情和社会生活源泉两个方面科学地解决了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的关键问题。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无产阶级文艺的建立和发展，既有赖于“革命作家头脑”这个主观条件，也有赖于“人民生活”源泉这个客观条件。只有解决好作家思想感情的转变和社会生活源泉的获取这两方面的关键问题，“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所提出的作家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正是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的根本途径。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思想感情的转变问题。他给文艺大众化下了新的定义：“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并且以他自己的经验为例，具体亲切地说明在与工农兵结合的过程中改变思想感情的必要和可能：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象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毛泽东同志这里所说明的课题，正是无产阶级建设自己的文学时必然要面临的根本课题。列宁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的一九一九年，就在给高尔基的信中提出了文艺家必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生活和观察的意见。列宁因为高尔基只住在彼得堡，“受到那些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产生了一种不健康的阴郁情绪而严厉批评了他。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劝告高尔基说：“在这里生活，应当做一个积极的政治家，如果无意于政治，那就应当作为一个艺术家，……到农村或外地的工厂（或前线），去观察人们怎样以新的方式建设生活。在那里，单靠普通的观察就能很容易地把旧事物的腐烂和新事物的萌芽区别开来。”（注：列宁致高尔基信，《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50—454页）列宁认为，即使象高尔基这样做过工、有过复杂生活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