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

胍帐酢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50—454页）列宁认为，即使象高尔基这样做过工、有过复杂生活经厉的大作家，也必须多观察工农兵的生活，多观察新事物，以便深刻感受革命和时代的脉搏，克服不健康情绪。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当时各个革命阶级一起已在局部范围内有了自己的政权，文艺家面对着当家作主的工农兵群众，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取得了改造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经验，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的这个意见就得到了毛泽东同志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引导作家通过切实可行的途径走向无产阶级化的完整理论。
　　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的另一关键问题，是能否获取充足的生活源泉亦即文艺家是否熟悉工农群众的问题。在这方面，早期无产阶级阶级文学的一些倡导者也曾有过糊涂思想，即把“文艺品的创造全凭本身的经验”只看作“是一种谬误的理论”。他们主张作家可以用“体察”、“想象”来代替生活经验：“若写强盗生活，自己一定要去当强盗；写娼妓生活，自己一定要去当娼妓；……那岂不是笑话吗？”（注：华希理（蒋光慈）：《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太阳月刊》1928年4月号）鲁迅曾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批评了这种观点，他说：“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鲁迅这个见解，十分深刻中肯，但限于国民党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的环境条件，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到了抗日时期的延安和各个民主根据地，作家对工农兵群众“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状况，就与自身承担的任务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严重阻碍着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了解工农兵，当然就无法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造成对工农兵的严重歪曲。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同志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的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就这样，文艺工作者通过“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即转变思想，又获取源泉：这就是毛泽东同志为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文艺所指明的根本道路。这是一条康庄大道。毛泽东同志这一主张之所以可贵，就因为它完全符合文艺的特点。文艺必须反映客观生活，忠实于客观生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文艺对于生活的反映，又总是通过了一层作者思想和艺术的折光的，没有这层折光，便没有文艺作品的产生，这里就有了作者主观思想感情和对生活认识的问题。一个作品如果要激动人心，引起与读者感情上的强烈交流，先决条件是它所反映的生活不仅真实，而且确实首先使作者本身强烈的激动过。文艺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总是经过文艺家心灵的浸润，饱和着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当然，文艺家的思想感情又必须寓于对生活本身的客观描绘之中，而且不应该是违背生活真理的偏见。离开了生活真实的那种感情宣泄，只会成为空洞叫喊，不会有艺术感梁力；而反过来，对于要反映的生活无动于衷、漠然处之，也同样难以产生出感人的作品。在这里，被反映的客观生活与反映者的主观思想之间的任何分割，都会背离文艺的规律。正是文艺的这种特点，不仅规定了文艺家思想感情的改造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而且也要求文艺家的思想改造必须遵循一条特定的途径——一条把思想改造跟获得创作源泉统一起来的途径。离开了这条特定的途径，就不可能培养出真正无产阶级的作家队伍。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就是从两者统一的要求来阐明问题的。他提出的文艺家与工农兵的结合，正是同时牵动革命文艺赖以产生的两方面条件的一条总纲，是解决文艺问题的总枢纽，它一方面关联着文艺家思想感情的改造，一方面又关联着文艺创作源泉的获得。由于这两方面是在同一过程中紧紧地结合着的，因此，思想感情的变化既不脱离活生生的现实而致架空，生活素材的获得也因饱和着作者感情而富于生命。可以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深入实际斗争，与工农兵结合，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当时条件下为无产阶级文学找到的一条根本生命线。有了这条生命线，文学就有了最丰富的源泉，永远不会枯竭，作家个人也有可能从根本上摆脱“江郎才尽”的危险；有了这条生命线，作家才能“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有真正化为血肉的丰富充实的革命思想感情，产生为文学创作所必不可少的强烈的创作冲动，作家的无产阶级化也才有了保证。这是《讲话》在文艺史上的又一个突出的贡献。
　　《讲话》的再一个重要贡献，是全面地阐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党的文艺工作与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从而既总结、肯定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的光荣战斗传统，也澄清了文艺界存在着的某些糊涂观念。中国的革命文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二十多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有力地配合了革命的政治斗争，发挥了重大的战斗作用，正象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对革命有着“伟大贡献”。但过去在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问题上，也曾出现过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是托洛茨基在二十年代提出的所谓文艺创作是“下意识的过程”、“艺术和政论往往不是一元的”（注：引自托洛茨基1924年5月9日在联共（布）中央召开的党的文艺政策讨论会上的发言。译文可参阅鲁迅译的《文艺政策》一书，见《鲁迅译文集》第6卷）、无产阶级文艺“决不会存在”（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一书的《引言》。该书中译本作为“未名丛刊”之十三，出版于1928年2月）等荒谬主张，按照这种主张，文艺实际上只能与无产阶级政治背道而驰，它曾对中国进步文艺界一些人产生过不好的影响；另一种是对政治作出机械狭窄的理解，并且忽视文艺的特征，以致把文艺为政治服务只是当成宣传某项政治措施，或图解某项具体政策。毛泽东同志既批判了托洛茨基的文艺与政治的二元论，也注意防止和反对了某些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这里揭示的，正是文艺不能脱离政治、必然要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客观规律。文艺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并为一定的基础服务的，但由于它是“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页），要为基础服务往往需要经过政治做中间环节。政治“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24页），“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因此，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把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作为一种自觉的要求。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庸俗化，毛泽东同志又特意指出：“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无产阶级政治与资产阶级政治是有原则区别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治，总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并符合客观的生活真实的；违背人民利益、违反生活真实的政治，决不会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的文艺家，既应该以高度的自觉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也应该有高度的勇气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政治。即使无产阶级政治家，也不能保证自己在任何时候总是正确的，也难免有发生错误的时候。因此，应该把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问题和文艺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的问题联系起来，在重视生活真实的基础上求得文艺作品的政治性与真实性的统一。毛泽东同志正是用自己明确的语言，强调指明了“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指明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性与文艺的真实性的完全一致，他说：
　　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
　　这段话对于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与此同时，为了防止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防止把政治理解得过于狭隘、过于机械，《讲话》又特意说明文艺所应该服从的是“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这里说的“一定革命时期”，是指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是指这个历史时期革命斗争的总任务；文艺从属于政治，就是从属于整个历史阶段的革命需要，而不应该狭隘地理解为仅仅是配合当时当地的某项具体政策或某项具体工作任务。因为，正是“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反映了一定时期的事物发展规律和实际斗争需要，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它不仅是全党的而且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的行动纲领和奋斗目标。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革命文艺，只有为一定革命时期的革命任务服务，才会有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才能有效地发挥它的战斗作用。
　　要使文艺很好地为政治服务，应该充分尊重文艺的特点。文艺是通过自己的特殊规律来为政治服务的。取消文艺的特殊规律，也就取消了为政治服务本身。毛泽东同志在阐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正是充分注意尊重文艺的特殊规律的。他指出：“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如果以为政治上正确就可以不遵循艺术规律，那是一种极端幼稚糊涂因而也极端有害的想法。而且，艺术的特点并不仅仅是一种结果，它贯穿于创作的全过程，渗透进作品的形式和内容。艺术的独特性并不仅仅在于表现形式，同样还在于它的内容。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学说，无论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有它自己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体。因此，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并不只意味着政治内容找到相应的艺术形式去表现，还要求艺术家从生活中熔炼出能体现自己的政治倾向、美学理想的艺术内容。这里，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依据艺术的特殊规律去探求生活，把政治内容真正融化、渗透、改铸为艺术内容，而且这个过程又必须十分自然，来不得半点强制和做作。许多伟大作品都有着尖锐的深刻的政治内容，但这种政治内容又是按照艺术的特殊规律和特殊要求来表现的，而不是机械的政治加形象，把抽象的事物具体化，给概念披上形象的外衣。正是在反对公式化概念化这个深刻的意义上，毛泽东同志指出：“政治并不等于艺术”，“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可以说，重视文艺特征的思想，贯穿在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