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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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剧作普遍具有朴素、明快、生气勃勃的特色，都能较好地保持和发扬秧歌作为农民创造的民间艺术所具有的刚健、清新的长处。许多作品还含有幽默的意味和喜剧的情调。语言生动活泼，有的采用富有节奏和韵律的快板，增加了音乐感。剧情一般都比较简单，有时只是通过两三个人物的说唱歌舞，渲染一种红火的气氛，勾勒一幅欢乐的画面，表达一种健康的情趣，却同样回荡着生活的激流。怀着强烈的感情歌唱新的生活和劳动人民，即使对于消极现象的落后分子，也都努力表现他们向积极前进方面转化——对于生活的充沛热情和坚定信心，使这些作品具有一股淳朴然而强烈的艺术魅力。秧歌剧本来是一种比较地不受繁琐僵化的表演程式束缚的戏曲形式，能够比较容易地用来反映新的生活。有些新秧歌剧，几乎就是拿旧秧歌的剧本作躯壳来改编，就能表现新主题新内容。这种做法，在群众创作中相当普遍，如《钉缸》和《小姑贤》。有的作品注意保持发挥秧歌的既歌又舞的特点，以此为主，如《夫妻识字》（马可作）和《栽树》（贺敬之作）等。但更多的剧作者，从其他剧种吸取了不少因素融入自己的作品。有些专业作家原是写作话剧的，他们编写的秧歌剧往往带有较多的话剧色彩，对话占了很大的比重。由于新秧歌反映的生活，比原先那种闭塞的、相互隔绝的农村环境里的沉滞单调的生活，远为复杂丰富，因此，表现方式上的这些改变，正是适应内容变化的需要的。
　　随着新秧歌运动的深入发展，专业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对其他民间艺术、戏曲形式，也作了改造和利用，编写了不同类型、不同体裁的剧作。他们不仅吸收了秧歌的长处，而且借鉴了其他地方剧种和民间艺术的优点，相互融合在一起，创造了民族的新歌剧。这种新型歌剧的创作色彩缤纷，丰富多样。
　　本时期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新歌剧，先后有《白毛女》、《王秀鸾》、《刘胡兰》和《赤叶河》等。这些作品，都是以农村妇女为主角，倾诉她们在封建压迫下的深重苦难，歌颂她们为创造新生活所作的英勇斗争，写下了她们从不幸走向解放的战斗历程。《赤叶河》（阮章竞编剧）写作时间最迟（一九四七年九月），所写的内容在时间上说却是最早的。故事开始在三十年代初的太行山区，王禾子和燕燕成亲不久，日子过得艰难，仍然对生活怀着希望。可是地主巧立名目，任意敲诈勒索，使他们家完全破落下来。地主一再调戏燕燕，都被禾子看见，他愤而出走。燕燕自思“活着咽不下这坏名声”，投河自尽。十多年以后，该地解放了，禾子回家，和地主清算这笔血债。作者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曾经多次到过这一地区，目击饿殍白骨遍布山野的悲惨景象：“我曾经住过的村住，狼窝扎在炕头上，蒿草长在锅头边”（注：《〈赤叶河〉后记》，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剧本写于土地改革的风暴席卷解放区农村的年代里。针对地主阶级散布的谬论，全剧贯串了农民（而决不是地主）才是土地的开拓者和真正主人的思想；并且配合土改斗争的需要，充满了呼唤农民起来控诉、起来复仇的战斗激情，因而具有明显的时代色彩。作者以写诗著称，剧中不少歌词本身就是很好的诗句。象“赤叶河，灾难多，不开荒山人挨饿；开荒山就是打铁锁，千年万年逃不脱！”“夜月明，山风吹，诉苦没完心要碎，众人前，难忍下，早已烧干的两眶泪。”“拉破了的衫儿还能补，撕碎了的心儿怎能缀？火烧过的青山山还在，东流的河水，它永不回！”文字凝炼，形象生动，具有扣人心弦的力量。
　　战斗剧社的《刘胡兰》（又名《女英雄刘胡兰》，魏风、刘莲池、朱丹、严寄洲、董小吾编剧），是根据真人真事写成的。年仅十七岁的农村女共产党员刘胡兰，为了严守党的机密，壮烈牺牲的事迹在解放区传开以后，他们就搜集素材，写出初稿，很快公演了。以后根据各方面的意见，作过多次重大修改。剧作者最初主要想表彰刘胡兰的革命气节，初稿集中描绘她从容就义的经过。随后，增添了烈士生前的支前等革命活动。这样的补充，不只比较全面地表现出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而且由于较为丰富地塑造了她的形象，后来的牺牲也就能够激起观众更为强烈的悲愤和崇敬。剧本根据观众的要求，增写了解放军击毙杀害烈士的凶手的场面，使作品在振奋人心的气氛中结束。由于刘胡兰烈士的事迹，典型地反映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和英雄气概，反映了解放区军民不惜牺牲一切迎接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的战斗精神，同时也突出地暴露了垂死挣扎的反动派的凶残；虽然剧本比较粗糙，仍然具有惊心动魄的强烈效果。“彭（德怀）副总司令看过《刘胡兰》后，号召各个部队剧团排演它，大量在部队中演出，以教育部队。”（注：莲池：《写在〈刘胡兰〉前面》）在部队演出时，战士们普遍地提出“为刘胡兰报仇”，“和刘胡兰比骨头”的口号，有力地鼓舞了斗志。
　　《王秀鸾》（傅铎编剧）写了一个农村家庭的悲欢离合。事情发生在“五一扫荡”后的冀中根据地。公公在外经商，当家的婆婆好吃爱赌，专横无理，把钱化完了，就变卖东西典当土地。她把儿子（王秀鸾的丈夫）气跑了，又把王秀鸾母子赶回娘家；到了无法维持生活，自己也弃家去寻丈夫——一家人全被她拆散。王秀鸾一向孝敬婆婆，后来又独自含辛茹苦，种地纺线，使家中生活有了好转。这时，当上八路军的丈夫回家探望，失业的公公也带了流落异乡的婆婆回来，一家人重新团聚。婆婆十分羞愧，王秀鸾对她依然尊敬体贴。最后，王秀鸾当上了劳动英雄。在我国的传统戏曲中，有过不少贤慧忠贞、任劳任怨的劳动妇女的形象，王秀鸾在品格和气质上和她们颇为相似，作者所着重表彰的似乎也是这些。剧本提出的劳动发家的主题，就经过战争的摧残破坏，农村需要休养生息，发展生产而言，自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有些论著，对此提出指责，显然不很妥当。王秀鸾的形象也写得相当亲切动人。不过，整个戏剧冲突是由凶狠懒惰的婆婆和孝顺勤劳的儿媳之间的矛盾引起的，故事情节也局限于一个家庭的风波，王秀鸾身上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来自宗法社会的传统美德，而不是从根据地成长起来的新的品质，这个人物形象和整个剧本的时代精神都是不够鲜明的。这才是剧作的思想弱点。
　　新歌剧创作在部队最为活跃。“部队是喜欢歌剧的，但要用目前流行的秧歌剧的形式来表演部队活动，显然又不适当，一种新式的歌剧必须创造出来以适合于部队的要求。”（注：任白戈：《〈王克勤班〉这类歌剧值得提倡》）为此，部队的文艺工作者作了很多努力，也创作了不少新歌剧。除了前面提到的《刘胡兰》，象晋冀鲁豫军区的《王克勤班》（军区文艺工作团、六纵文艺工作团集体创作，史超、江涛等执笔）和根据新秧歌剧改编的《军民一家》（改编者不详），第四野战军的《杨勇立功》（白华编剧），西北军区的《英雄刘四虎》（军区政治部文工团集体创作）等，都是受到战士欢迎的剧目。除了《杨勇立功》是写落后战士转变，其余都是歌颂战士的英勇杀敌和团结友爱的，根据真人真事塑造出值得学习的英雄形象。在部队创作的新歌剧中，《钢骨铁筋》和《不要杀他》两剧较有特色。苏里等人集体创作的《钢骨铁筋》，描写八路军排长和几名战士被俘后的英勇斗争：敌人想从他们口中知道我方的机密，软硬兼施，他们都不为所动。这类故事在其他作品中并不少见，但剧作者设计了炊事员老王被抓住后怒斥叛徒，勤务员小刘用钢笔刺伤逼供的敌人，敌人以当场杀害其母子胁迫排长说出机密等情节，都有些新意；而且能以各人不同的个性，共同表现我军指战员宁死不屈的钢骨铁筋。作为新中国的优秀电影之一的《钢铁战士》，就是根据此剧改编的。在《不要杀他》（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集体讨论，刘佳执笔）中，一个有严重军阀主义残余的团队列参谋竟下令射击一个拒不接受他的强迫命令、掉头跑掉的农民，把人打死了。虽然关于触发这个冲突的复杂原因，剧本写得不够清晰充分，但在事情发生后，部队在当地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宣布判处肇事者死刑，曾经对他十分气愤的老乡转而替他求情，一片“前方用人，不要杀他”的呼声等情节都写得很动人。尤其是死者母亲的唱词——“子弟兵打仗流血千千万，难道我死了孩子叫你赔人。我知道没有解放军没有老百姓，来了共产党我才翻了身。多少话不知道先说那句好，要偿命找那老蒋对头人”，以及认肇事者作儿子，恳求部队准他戴罪立功的情节，更是写得真挚深切。本来，这类事情在实际生活中是极其个别的，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写进文学作品，分寸掌握得不好，容易产生消极作用；可是经过作者的艺术提炼，反而是集中地反映出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这个经验是值得重视的。
　　这个时期里比较著名的新歌剧，还有柯仲平的《无敌民兵》，内容是歌颂边区民兵英勇击退国民党反动派的骚扰。作品根据真实事件写成，但作了较多的艺术加工，反映了解放战争初期陕甘宁边区复杂的斗争形势。
　　一般说来，这些剧作要比前面提到的直接脱胎于秧歌的那些作品篇幅长些，所包含的容量要宽广些，表演程式上也更为复杂多样。它们是在人们意识到秧歌剧这种体裁有时难以充分容纳所要表现的内容以后，逐步兴盛起来的。它们中间，有的主要从传统的地方戏曲汲取营养，个别作品连对话都十分接近传统戏曲的说白；有的则着重学习和运用民间的曲调，在戏剧结构上和近代的戏剧形式接近。但不管是哪一种，它们都是在新秧歌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扎根在群众之中的，又努力从民族的和民间的戏曲遗产中继承有用的东西：不仅在形式上如此，在内容上也可以看到其中的内在联系。比如故事讲究有头有尾，都有交待；情节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