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

所举的例子，回击和嘲讽了章士钊把“二桃杀三士”解释为“两个桃子杀死了三个读书人”的谬误（注：《莽原》半月刊第11期，1926年6月10日）；在《答KS君》里，又将章士钊的“旁加密圈”，自视名句的“得意之笔”，加以分析，指出他的骈文没有融化，急于闲扯，所以弄得文字庞杂，有如泥浆混着沙砾，字句和声调都陋弱可哂。“倘说这是复古运动的代表，那可是只见得复古派的可怜，不过以此当作讣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注：原题《答KS君信》，载《莽原》周刊第19期，1925年8月28日。）这许多杂文都坚定地站在维护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立场上，并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此外，郁达夫的《咒〈甲寅〉十四号〈评新文学运动〉》、成仿吾的《读章氏〈评新文学运动〉》、健攻的《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荻舟的《驳瞿宣颖君〈文体说〉》、唐钺的《文言文的优胜》等不少文章，针对《甲寅周刊》及其它守旧派所列举的反对白话文的种种理由，分别说明了文言改白话不是“避难就易”而是“去繁务实”：“活人要说活人的语言，没有模仿古人的必要”；白话自由活泼，既便于表达思想感情又有利于国语普及；白话文可以写成美文而“文言文实质上并不比白话文美”。沈雁冰的《驳反对白话诗者》（注：《文学旬刊》第31期，1922年3月，署名郎损），说明旧诗声调格律拘束思想，而白话诗破弃一切格律规式，“并非拾取唾余，乃是见善而从”。这些文章大都有论有据，进一步阐发了白话的长处。这场对复古派的斗争此起彼伏，持续了四、五年之久，虽然不是有组织地集中进行的，却再一次显示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威力。《学衡》和《甲寅周刊》的挣扎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从此以后，复古的声浪日趋低落。在气势汹涌的新思潮面前，企图以别样方式、别种口实去继承林纾衣钵的章士钊、梅光迪等等，也终于不能不被这个浪潮所卷没了。
　　在批判复古论调的同时，新文学阵营还不断地同鸳鸯蝴蝶派展开斗争。鸳鸯蝴蝶派“文学”滋生于半殖民地的“十里洋场”，风行于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几年间，虽然有少数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社会黑暗、家庭专制和军阀横暴等等，但其总的倾向却不外乎“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正如鲁迅说的是“新的才子＋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象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注：《上海文艺之一瞥》，《文艺新闻》周刊第20、21期，1931年7月27日、8月3日）。文学革命兴起后，这类作品的地盘日益缩小。但在复古声浪中又纷纷抛头露面，与新文学争夺读者。一度中断的《礼拜六》周刊于一九二一年三月复刊。而《半月》、《红杂志》、《快活》等期刊以及专登这类作品的小报也纷纷出现。《玉梨魂》、《兰娘哀史》、《情网蛛丝》等小说重复风行。这些刊物既标榜趣味主义，长篇也大都内容庸俗，思想空虚，“言爱情不出才子佳人偷香窃玉的旧套，言政治言社会，不外慨叹人心日非世道沦夷的老调”（注：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在人民开始觉醒的道路上，起着麻醉和迷惑的作用。在对鸳鸯蝴蝶派的斗争中，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写了许多文章揭露这类作品对读者的腐蚀。《文学旬刊》成为反对鸳鸯蝴蝶派的重要阵地。沈雁冰在《自然主义和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中，指出鸳鸯蝴蝶派在思想上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在艺术手法上是“记帐式”和“虚伪做作”。郑振铎的《血和泪的文学》指出：“我们所需要的是血的文学、泪的文学，不是‘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冷血的产品。”创造社及其他进步文学社团也积极参加与和支持对鸳鸯蝴蝶派的斗争。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和作品到三十年代以后逐渐衰亡，全国解放才销声匿迹。这派人物也和复古派一样，后来起了不同的变化，其中不少人逐渐进步，但也有一些人自甘堕落，为时代所淘汰。
　　在和各种复古逆流斗争的同时，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也愈来愈趋于明显。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以后不久，《新青年》编辑部逐步发生分裂。胡适眼看自己无法阻止《新青年》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终于退出该刊，在一九二二年另办《努力》周报（后又附出《读书杂志》），提倡“好政府”主义与“联省自治”。这种主张立刻受到革命阵营的坚决驳斥。《向导》周报发表《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注：《向导》周报第2期，1922年9月），《先驱》发表《批评“好政府”主义及其主张者》（注：《先驱》第9号，1922年6月）等文，指出“好政府”主义、“联省自治”的实质是维护封建统治和军阀割据。胡适接着在《国际的中国》一文中，攻击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传“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向导》周报列举了当时英、美、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许多事实，说明共产党所提出的“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口号的正确性。此后，胡适还在实际行动中投靠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他于一九二五年出席了段祺瑞为奉直战争召开的反动的“善后会议”，并从同年起担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的“名誉秘书”，诚惶诚恐地为帝国主义效劳，洋洋得意地向知识分子夸耀。毛泽东同志指出过：“五四”新文化统一战线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站在反动方面了。”（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1页。）胡适正是其中一个主要的代表人物。
　　在哲学思想上，胡适继续大肆宣传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实用主义。一九二三年四月，《努力》周报发表了丁文江的《玄学与科学》，批评张君劢认为人生观与科学无关的玄学观点。《努力》周报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相对峙，展开了喧嚣一时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虽然《努力》周报表面上拥护“五四”的科学精神，实际上却宣传了唯心主义。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及与陈独秀的通信中，提倡不可捉摸的所谓“大假设”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鼓吹多元论，同玄学观点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当时，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还没有对胡适的反动哲学思想展开系统的批判，但是瞿秋白的《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注：《新青年》季刊第3期，1924年8月。）却是一篇较有力的文章，对实用主义痛加驳斥。它指出这种哲学以对自己有用和有益作为真理的标准，既没有“绝对的现实”，也没有客观的真理，其宇宙观就不可能不是唯心主义的多元论。而且实用主义只承认琐琐屑屑的改造，否认根本变革现实的必要，因此只能“暗示社会意识以近视的浅见的妥协主义，——它决不是革命的哲学”。对于迷信胡适所谓实用主义给中国带来了科学方法的人，文章是一服有效的清醒剂。
　　在文学问题上，胡适也由原来就是保守的改良主义立场更加后退。他在《读书杂志》以及随后创刊的《国学季刊》上，鼓吹“整理国故”，引诱青年脱离政治，钻入“故纸堆”。他还列出一张将近二百部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反以前的主张，列入并“表彰”了《三侠五义》之类宣传封建主义的作品，推荐了许多佛经。鲁迅与之针锋相对地指出：“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注：《青年必读书》，《京报副刊》第67号，1925年2月21日。）鲁迅并不是一般地反对青年读古书，目的在于告诫人们不要落入胡适的圈套。李求实的《评胡适之的“新花样”》（注：连载于《中国青年》第98、99期，1925年9月。）一文，也揭露和批判了胡适以“闭门读书”阻止青年参加爱国运动的企图。也因为如此，当复古派攻击新文学时，胡适虽然表示拥护白话文，却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有——任何有力的反驳。他在《老章又反叛了！》中，还表达了和对方勾搭，愿向对方输诚的心意，正好暴露出他自己滚入反动立场的丑态。
　　一九二四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和胡适接近的一派文人又大肆宣传。他们和复古派一样，借泰戈尔学说提倡“神”、“爱”、“精神复兴”、“诗化的人格”等等，妄想以唯心主义思想抵制正在广泛传播的革命思潮。恽代英（注：《告欢迎泰戈尔的人》，1924年4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瞿秋白（注：《泰戈尔的国家观念与东方》，《向导》周报第61期，1924年4月）、郭沫若等都曾为文加以批驳。郭沫若在《泰戈尔来华的我见》里，对于在被压迫民族里宣传无原则的非暴力思想提出了强烈的异议。他说：“平和的宣传是现世界的最大的毒物。平和的宣传只是有产阶级的护符，无产阶级的铁锁。”（注：《创造周报》第23号，1923年10月。）同年年底，陈源、徐志摩等创办《现代评论》，胡适在幕后予以支持。围绕着“五卅”惨案和“三一八”事件，徐志摩和陈源先后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辩护，并且百般诬蔑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鲁迅和他们作了长期鏖战，并直接揭露其作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奴才的阻险的面目：“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注：《并非闲话》，《京报副刊》第166期，1925年6月1日。）这在当时，的确是对胡适以及胡适之流全部伎俩的概括。同“现代评论派”的斗争进行到一九二八年。后来这派人物又以胡适为首，创办了《新月》月刊，继续与革命文学阵营相对抗。
　　许多事实说明，新文化与新文学阵营中的进步力量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分裂，是在要不要彻底地反帝和彻底地反封建这个根本问题上的分裂。新文化和新文学统一战线开始是以反封建、而“五四”以后则是以反帝反封建为其政治基础的，胡适及其追随者在言论和行动上都远远地背离了这个基础。同胡适派的斗争，在政治上转化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哲学上是唯物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斗争，而在文化上，则是为广大人民着想还是为买办资产阶级乃至帝国主义效劳的斗争，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贯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里。胡适后来长期追随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至死不悟，遭到中国人民的唾弃。
　　“五四”以后日趋激烈的阶级斗争——特别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参加者都是严重的考验。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在持续不断的斗争中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李大钊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早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以及党成立后的反帝反北洋军阀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于一九二七年被北洋军阀杀害。陈独秀虽然在“五四”以后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并在党成立后担任领导职务，但其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在斗争中，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使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后来终于堕落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完全背叛了党和革命。“五四”时期的许多新文化和新文学社团，由于其成员在革命问题上所持的不同立场，同样起了程度不同的分化。少年中国学会中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与国家主义者于一九二一年后就逐渐分裂。国家主义者曾琦、左舜生等人创办了《醒狮周刊》，进行反共宣传。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向导》周报、《中国青年》等刊物，驳斥了他们以“全民革命”为幌子而反对阶级斗争的谬论，并揭露其与国民党右派同流合污的反动面目。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等文学社团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也出现了从内部分裂的现象。创造社的主要成员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了实际革命斗争，并积极倡导革命文学运动；张资平等则经不住激烈斗争的考验，走向堕落和反动。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等在革命或进步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但也有不少人在一个时期内对革命采取观望、冷漠的态度；这个社团的发起人之一、后来又成为“语丝派”的主要人物之一的周作人，终于背离了初期的斗争，由思想保守而至于政治堕落。在新文化和新文学统一战线的分化过程中，鲁迅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革命派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