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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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现农民翻身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作品还有林兰的《红棉袄》、潘之汀的《满子夫妇》、西戎的《喜事》等。《红棉袄》通过刘老三一家土改翻身分得果实的故事，写了东北农民在斗争中不断提高阶级觉悟，精神面貌为之一新。作品着重写了刘老三的妻子带弟，她原是漂亮、干净、爱打扮的女人，因为嫁给刘老三，受地主剥削，没有过一天好日子。共产党工作团到屯里来，他们一家翻了身。作品十分生动地勾画了东北农村翻身解放喜气洋洋的场面，人物形象生动，既有全景又有特写，抒情气氛寓于现实描写之中，给读者留下强烈印象。《满子夫妇》和《喜事》都是写年轻农民婚姻恋爱的故事，前者写一对年轻夫妇开始感情不深（并非思想上有矛盾），经过上冬学学文化，夫妻增加了接触和了解，很快加深了感情；作品篇幅短小，故事情节十分简单。后者写一对青年自由恋爱结婚，他们完全摆脱封建包办式婚姻，大大方方，新事新办，周围乡亲看了也高高兴兴，从而显示出新社会新制度的优越。两篇作品虽然内容不尽相同，却都充满活泼欢快的情调，风格明快，生动反映了解放区农村欣欣向荣的景象。除此以外，束为的《第一次收获》、《卖鸡》，方纪的《魏妈妈》也都写出了新农村的变化。束为的两篇小说虽然截取的是生活的一个侧面，有的通过对比，有的通过具体描写，却都反映了解放区的生活本质。这两篇作品的结构不十分严谨，语言却比较清新流畅。《魏妈妈》以第一人称写了魏妈妈一家从伪区到边区后生活的变化，歌颂了边区新社会。
　　这一时期解放区的短篇小说还有相当部分是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其中主要是写实行减租减息，斗争封建地主。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到首要地位，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也就以十分复杂、十分微妙的状态进行。王力的《晴天》反映了这一时期农民和地主的斗争。作品写一个叫太平庄的村子，外号“四臭肉”的地主王宏银过去凶狠地欺压农民，八路军工作组来了，经过艰巨的工作，发动群众进行二五减租，首先斗倒了地主的走狗毛老道，接着对“四臭肉”进行了坚决斗争，终于打垮了地主阶级的反动气焰，农民翻了身，太平庄也晴了天。作品虽存在一般化的缺点，但基本上反映出当时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束为的《红契》也是写地主阶级在减租减息问题上明减暗不减。外号笑面虎的地主胡丙仁，当农民要他减租减息时，他痛快地一口答应；然而不久，他就对农民暗地里威逼，把地契要回来，照旧收租。区干部老马深入了解情况，耐心做群众工作，思想落后的农民苗海其他终于提高了阶级觉悟，打消思想顾虑，对地主开展了面对面的斗争。菡子的《纠纷》没有直接写减租减息，而是写新四军所在根据地农民反对封建势力的故事。从另一角度上反映了农民与封建势力的斗争。寡妇来顺子妈和雇农刘二结合了，原来的“老甲长”、一贯欺压本村农民的地主狗腿子楼志清还想欺侮他们，妄图利用家族观念霸占来顺子家的田产。在民主政府支持下，来顺子妈终于和刘二正式结了婚，楼志清的威风也受到沉重的打击。作品虽然没有写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受欺凌的来顺子和刘二显得过于软弱；但比较具体地写出了封建势力在农村的严重影响，表现了农民群众在自己政权支持下怎样力图摆脱旧势力的束缚，而且开始显示出作者描写细腻的特点。写于建国前夕的马烽的《村仇》是一篇反映农村阶级斗争比较深刻的作品，它通过旧社会农村常见的两姓的村仇揭露了地主阶级的阴险毒辣。赵庄和田庄的庄稼汉都是受苦人，由于地主的挑拨，利用修水渠制造械斗事端从中渔利，两庄结下了深仇。甚至连田铁柱和赵拴拴这样从小在一起干活、后来成了连襟的贫农也成了冤家对头。解放了，农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工作团领导两村联合斗争。在斗争中大家认识到结仇的根子是地主老财，阶级觉悟得到提高，疙瘩终于解开，于是两村团结一起斗倒了共同的阶级敌人，田铁住和赵拴拴也喝下了“和合酒”。《村仇》结构严谨，故事性强，人物性格突出，矛盾冲突发展有波有澜，风格比较明快，有较强的感染力。
　　另外，解放区的短篇小说还有一些是写农民群众中先进与保守，新思想与旧思想的矛盾，通过矛盾的解决歌颂了先进，表现了落后的转化。这样的矛盾一般都以一家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也有专门写一个落后农民的转变。写得较好的如葛洛的《卫生组长》、林漫的《家庭》等。作品中年轻一代（《卫生组长》中的卫生组长，《家庭》中的媳妇）接受新事物较快，坚决听党的话，坚信人民政府的领导，敢于移风易俗；老一代由于旧社会的影响，比较落后和保守，但是，经过事实的教育，也终于有了转变，在新事物面前表示认输。作者对待落后保守的农民，不是为暴露而暴露他们，对他们不是厌恶歧视，而是满怀热情教育他们；同时也是以他们衬托、对比新一代农民的先进：因此，整个作品给人的感觉不是沉闷压抑，而是活泼明朗。除此以外，王铁的《摔龙王》，洪林的《李秀兰》写部分群众克服迷信思想和不爱劳动的习惯，也是有一定影响的作品。《摔龙王》的缺点是故事情节比较冗繁，语言也不够精炼。《李秀兰》比较凝炼；作品通过主人公的转变还反映了年轻农民在翻身后应如何正确对待生活的问题。他们有的错误认为，翻了身就应该痛痛快快地“乐一乐”，而不象老一代农民看问题那样深沉清醒。从这一意义上，《李秀兰》提出的问题还是值得注意的。另外，袁毓明的《由鬼变人》虽然主题比较积极，写一个大烟鬼二流子的转变，表现了新社会改造人的传大力量，作品政治意义较大，但情节提炼不够，人物转变也显得有些简单。
　　党的干部作风和干群关系，也是一些短篇小说表现的一个主题，从这一侧面可以见出解放区农村的生活面貌。王若望的《吕站长》、俞林的《老赵下乡》，写的都是工作干部坚持群众路线，深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克服困难，开展生产运动和阶级斗争。吕站长和老赵都不搞形式主义，没有官僚架子，不生硬贯彻上级指示，随进随地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工作。他们调查研究，善于发现问题，摸透了群众的心，是好的基层干部的代表。洪林的《莫忘本》则写一个出身长工、曾被群众夸奖为“明晃晃的金豆子”的村干部，由于工作有成绩页开始骄傲起来，逐渐脱离群众，并在群众面前摆起官架子。他有一句话很说明他的问题：“什么民主不民主，大家都说，就成了乱主了。老百姓天生的奴隶性，不带点压迫就办不成事”。——这实际是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思想的残余。群众因此在背后议论他：“孙猴子上了天——忘了自己是那块石头里蹦出来的了”。经过上级和群众的教育，她反省自己，认识到应该记住一句话：“不要忘了老百姓”，最后在群众的欢迎下纠正了缺点，洗去了身上的灰尘。这一类作品总的说来虽然艺术加工不够，显得有些粗糙，但提出的问题十分重要，对干部群众都起了较大的教育作用。
　　反映人民武装斗争，表现农民群众积极勇敢、大公无私、不怕牺牲地支持和参加革命战争，也是这一时期解放区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主要特点，主要倾向。无论在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时期，武装斗争是革命的最高形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武装的主力就是农民；不管是在前方后方，农民都是人民战争的主要参加者。许多直接描写革命军队生活的作品，从广义上讲，也是反映了农民在革命战争中起的重大作用。在这方面，解放区的短篇小说确实是真实地、艺术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情况。写成较早的邵子南的《地雷阵》就是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作品。邵子南（1916—1955）早在三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写作了，发表过描写矿工悲惨生活的短篇《青生》等。《地雷阵》以李勇这一真实人物为主人公，广泛地写了晋察冀民兵开展地雷战把日本侵略者打得焦头烂额的故事。李勇“凭着他积极、勇敢、心眼灵，学会了使枪使雷”，“各种地雷阵，游击战，蛮子战，麻雀战，更是头头是道”。经过钻研，他创造了“大枪和地雷结合”的战术思想，受到上级党委和武装部队的重视和嘉奖，他越发虚心，不断摸索，创造各种地雷战，把敌人打得坐卧不安，神鬼皆惊。李勇成了晋察冀边区爆破英雄，在他带头下全边区也出现了“千百万个李勇”。作品在叙述、描写方面，明显吸取了民间说唱文学的优点，特别是作品中插入不少快板和落子式的韵白，更适合群众的爱好，因而在当时广为流传，起到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作者另一篇作品《阎荣堂九死一生》写了一个粮秣员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的故事，也写得生动感人。这些作品所描写的都是中国人民在苦难的岁月里所经历的严峻考验，却通篇洋溢着乐观的信念和明朗的气氛。如果说这是解放区创作的共同特色，在邵子南的小说中表现得相当突出。另外，崔璇的《周大娘》、于黑丁的《母子》、西虹的《英雄的父亲》也是表现农民群众积极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比较好的作品。《周大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