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

桓瞿吧呐┘业呐⒆印罚抖臁返?4页），诗人自觉地用诗歌参与了那时光明与黑暗的斗争，用火与剑似的诗句“向黑暗的‘黑心’刺去”（注：臧克家：《向黑暗的‘黑心’刺去》，《新华日报》1945年6月14日）。诗人根据现实中发生的许多丑得不堪入目、臭得令人掩鼻的事件，写出了《胜利风》、《人民是什么》、《枪筒子还在发烧》、《裁员》、《宝贝儿》、《谢谢了‘国大代表’们！》、《‘警员’向老百姓说》、《发热的只有枪筒子》、《生命的零度》等许多讽刺诗篇，表达了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憎恨，愤怒地鞭挞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祸国殃民的反动行径。在《胜利风》一诗中作者写道：
　　政治犯在狱里，
　　自由在枷锁里，
　　难民在街头上，
　　飘飘摇摇的大减价旗子，
　　飘飘摇摇的工商业，
　　这一些，这一些点缀着胜利。（注：臧克家：《宝贝儿》第4—5页）
　　这是对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社会面貌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国民党标榜“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尖锐讽刺。在诗人笔下，反动派下死劲喧嚷的“民主自由”，只不过是“挡不得雨，也遮不了风”的“破草棚”（注：臧克家：《破草棚》，《宝贝儿》第51页）。统治者的“炫人眼目的那些什么告，什么书”，尽管“美丽得象一朵纸花”，但是“好话说三遍狗也嫌气”、“画的饼儿充不了饥”，人们只相信“事实”才是真正的“宝贝儿”。自然，诗人十分明确，在反动统治下这样的“宝贝儿”不可能“请出来”，诗歌只是揭穿反动派用谎言编织的面纱，还它狰狞丑恶的面目。《枪筒子还在发烧》一诗写道：
　　掩起耳朵来，
　　不听你们大睁着眼睛说的瞎话，
　　癞猫屙了泡屎，
　　总是用土盖一下。
　　……
　　大破坏，还嫌破坏得不够彻底？
　　大离散，还嫌离散得不够惨？
　　枪筒子还在发烧，
　　你们又接上了火！
　　和平，幸福，希望，
　　什么都完整，
　　人人不要它，它却来了——
　　内战！（注：《宝贝儿》第19—20页）
　　在迅速反映现实方面，在政治性和艺术性相结合取得较好成果方面，臧克家的政治讽刺诗和袁水拍的政治讽刺诗是相似的，但两者的诗歌创作风格则不一样。《马凡陀的山歌》往往寓讽刺于叙事之中，比较接近叙事诗；《宝贝儿》、《生命的零度》则充满浓郁的抒情色采，诗人火一样的热情熔化在诗中，既是政治讽刺诗，也是政治抒情诗。如《裁员》、《发热的只有枪筒子》、《生命的零度》等许多诗篇都是诗人对黑暗现实强烈的憎恨和愤怒的控诉。
　　为了便于群众接受，臧克家在创作政治讽刺诗时改变了过去注得雕琢近于典雅的诗歌语言风格，力图把诗句写得朴素自然。他说“雕琢了十五年，才悟得了朴素的美，从自己的圈套里挣脱出来，很快乐的觉得诗的田园是这么广阔！”（注：《生命的零度·序》）《谢谢了‘国大代表’们！》、《‘警员’向老百姓说》等诗篇都是运用通俗的群众语言对国民党的假民主真独裁作了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
　　除了政治讽刺诗外，臧克家继续写作抒情诗和叙事诗。诗集《冬天》和《生命的零度》中的第二辑主要是抒情诗，《生命的零度》中第三辑是叙事诗。这些诗都寄托了作者对黑暗的愤懑和对光明的向往。在《冬天》一诗中诗人描绘“整个中国的土地，土地上所有的人民，一齐冻结在冰冷之中了”，大地“破碎”、“颓败”、“凋零”，但诗人坚信：“这该是最后的一个严冬。”（注：《冬天》第8页）
　　除袁水拍、臧克家外，绿原、邹荻帆也写过政治讽刺诗，但他们主要以创作政治抒情诗见长，运用不同风格的诗歌语言，抒写人民深重的苦难及要求解放的强烈愿望。绿原的第一本诗集《童话》，列为“七月诗丛”之一，出版于一九四二年，收抒情短诗二十首。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出版了诗集《又是一个开始》，收抒情长诗及短诗七首，还有不少诗散见于国统区的报刊。《童话》中的诗歌浪漫主义气息较浓，带有某些童话色采。其中有歌颂劳动创造、赞扬革命进取的诗篇，如《雾》、《旗》等篇，刚健清新，有一定的感染力，但不少诗篇抒写一个流浪到异乡的青年的哀愁，调子比较悒郁。《又是一个起点》中的诗篇则思想明朗，视野开阔，现实主义精神大为增强，通过感情深沉的诗句，抒写中国人民在三座大山压榨下所遭受的深重的苦难，如《悲愤的人们》、《轭》、《你是谁？》等篇，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在《你是谁？》这首抒情长诗中，作者用感情色采浓重的诗句描绘了历尽苦难但巍然挺立的中国的形象。诗歌写道：
　　暴戾的苦海
　　用饥饿的指爪
　　撕裂着中国的堤岸，
　　中国呀，我底祖国，
　　在苦海怒沫底闪射国，
　　我们永远记住
　　你底用牙齿咬住头发的影子。（注：绿原：《又是一个起点》第167页，海燕书局出版）
　　显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何等悲壮的图景！诗人对那些给中国人民制造苦难的侵略者压迫满怀着仇恨，在《轭》一诗中写道：
　　是呀！兄弟
　　中国是滔滔的大海
　　有的人给水淹到颈子
　　有的人坐在他们底头上茹毛饮血呀
　　中国是炎炎的火山
　　有的人焦头烂额
　　有的人在用人皮做风扇呀（注：绿原：《又是一个起点》第167页，海燕书局出版）
　　诗人不是停留在抒写人民的苦难，而是激励人们起来参加战斗。要复仇，要反抗，是这部诗集中许多诗篇的主调，如《复仇的哲学》、《悲愤的人们》都贯穿了这个主调。在《复仇的哲学》中作者写道：
　　烧吧，中国！
　　只留下
　　暴君底
　　那本高利贷的帐簿，
　　让我们给他
　　清算！（注：绿原：《又是一个起点》第32页，海燕书局出版）
　　烧毁旧的是为了建设新的，诗人在抒情长诗《终点，又是一个起点》中充分展开了这个主题。诗人认为八年抗战用鲜血换来了胜利，是一个“终点”，但又是一个“起点”，要用战斗保卫“用多少回伤心的失败换来的胜利”（注：绿原：《又是一个起点》第21页，海燕书局出版），用新的战斗迎接未来。诗人用简练而绚丽的诗句描绘了中国未来的图景，尽管这些图景较为空泛，但在黑暗的日子里能给读者以鼓舞。
　　绿原的诗作在形式上接受了外国现代诗歌的影响，多数诗篇采用不拘一格的自由体，有些诗句还采用苏联无产阶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常用的阶梯形式。从诗歌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衡量，自然有不足之处，但作者注意诗句口语化，音节自然，便于朗诵，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邹荻帆继写作《木厂》、《意志的赌徒》、《青空与林》、《雪与村庄》等诗集之后，这个时期继续创作了许多诗歌，抒情诗后来大部分收集在《跨过》这部诗集中，政治讽刺诗则以史纽斯的笔名出版了诗集《恶梦备忘录》。诗集《跨过》收录了作者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八年写的诗歌十八首，其中多数是战斗性较强的刚健有力的抒情持，较之诗人抗战前期的诗歌作品调子更明朗高昂，诗句更朴实凝炼。长诗《中国学生颂歌》用感情炽烈的诗句描绘了“一二·九”以来中国学生运动壮丽的战斗历程，愤怒地揭露和鞭挞法西斯主义特务统治对学生运动的摧残和镇压，把革命的学生比作勇敢的海燕和高翔的天鸟，热情洋溢地歌颂了他们前仆后继、英勇不屈的斗争。诗歌写道：
　　你们
　　站起来，
　　象海燕冒着暴风雨，
　　象天鸟
　　展翅在天郊，
　　我听见了你们的呼啸啊。
　　……
　　你们已经替反动派
　　撞响丧钟了，
　　你们所呼唤的
　　已疾奔着来了，
　　灿烂的明天
　　永远是你们底！（注：《跨过·中国学生颂歌》，原载1948年12月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第5辑）
　　诗人为纪念鲁迅而写的《跨过阿Q》一诗，热烈呼唤着历尽苦难而还未觉醒的人们，“从土谷祠里走出来呀”，“堂堂皇皇地象大树一样站起来”，“象山一样站起来”，“走在光天化日的大路上”。作者写道：
　　多梦的阿Q已经被压抑死了，
　　让我们从他底尸体上跨过去！（注：《跨过》第56页）
　　《跨过》这部诗集中还有不少诗篇，是人民翻身的颂歌，如《宣化店之春》、《致家乡》等篇。
　　政治讽刺诗集《恶梦备忘录》是蒋家王朝末日到来时种种丑态和劣迹的写照，讽刺锋芒直接指向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大人物”。如《幽默的人》嘲讽蒋介石在人民解放战争打击下陷入众叛亲离、狼狈可笑的境地。《我底迁都计划》勾画和讽刺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土崩瓦解。这些政治讽刺诗不仅刺向黑暗，而且反映出胜利即将到来的喜悦情绪。
　　在抗战胜利后创作政治讽刺诗和政治抒情诗的热潮中，黄宁婴（1915—1979）在香港出版了诗集《民主短简》和长诗《溃退》。诗集《民主短简》收短诗三十三首，除《愤怒篇》这首抒情诗外，其余都是以书简形式出现的政治讽刺诗。这些诗歌内容涉及很广，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抗战胜利后变本加厉推行的反共媚外政策。如《给剿共的英雄们》、《给“爱国”的志士们》等篇，用讽刺性反语挞伐了反动派的“巢匪”、“戡乱”。《给刚开过的广东省参议会》嘲讽统治者玩弄的假民主。《溃退》是一部近两千行带有强烈政治讽刺性的长篇报告诗，描述一九四四年三千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我国西南数省，而国民党数万军队“只顾亡命不打仗”、“转进又转进”，大后方一片恐慌和混乱，人民遭受了一场巨大的灾难。长诗通过这一“转进”过程，有力地暴露和讽刺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腐朽性，戳穿了国民党“领导”抗战的神话。长诗中有风暴描绘、人物速写以及各种小故事的穿插。诗句采用自由体，但多数诗句押韵，有民歌风味。
　　由于环境拂逆，诗人同群众的实际斗争往往被隔绝，在国统区难于产生象解放区的诗歌那样正面歌颂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的长篇叙事诗，但诗人从自己所熟习的生活出发，也写出了一些优秀的长篇叙事诗。除力扬的《射虎者及其家族》这篇著名的长诗外，玉杲的《大渡河支流》也是一篇富有特色的作品。这篇长诗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五年七月出版的《文艺杂志》，随后出版了单行本。长诗有曲折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故事从贫农的儿子然福和他的情人琼枝在一个“村庄和田野熟睡了”的黑夜秘密相会开始。第二天然福离开了家乡，去当了壮丁。琼枝怀了孕，绝望地等待着“那不可知的灾祸的来临”。诗歌回叙了琼枝和然福各自处于压迫和被压迫地位的家庭。琼枝的父亲山耳“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一个刻薄寡恩的老头儿”，残酷地剥削农民，逼死了然福的父亲，拉走了几乎成为他家唯一财产的牛。山耳同有钱有枪的乡长胡玉廷有利害冲突，为了缓和冲突，不惜牺牲女儿，把琼枝许给胡玉廷的儿子，“那数目也计算不清的傻东西”。“第二年桃子花开的时候”，琼枝被迫嫁到胡家，五个月后生下了孩子，立即被婆婆摔死。琼枝在封建家庭的摧残和乡村舆论压力下被逼成疯子，“她飞跑在田野”，“哭叫在田野”。山耳为了挽回名声，把琼枝绑回家，“用绳子套着女儿的颈子”，暗中勒死，然后放出空气说琼枝“哭着吊死了”。表面上道貌岸然的山耳，在家里却奸污了自己的儿媳妇。封建地主阶级的丑恶嘴脸，通过山耳这个形象暴露无遗。长诗最后以山耳在外乡读书的儿子认清了“家，污秽的，罪恶的渊薮”同地主家庭决裂作结束。作者通过这个悲剧强烈地控诉了封建地主剥削制度及其虚伪道德的罪恶，正如冯雪峰在《序》中指出：“作品所能给予的暗示，除了革命以外，再没有别的能够超脱的路了。”（注：冯雪峰：《〈大渡河支流〉序》）长诗悲剧气氛浓重，有时用景物加以烘托。在描写琼枝的婴儿被活活摔死，琼枝万分悲痛时，诗歌写道：
　　风不要来！
　　老鸦不要叫！
　　梧桐叶子
　　不要哭号！
　　旷野静静地
　　听这含羞的母亲
　　诉苦吧！诉苦吧！（注：《大渡河支流》第七章）
　　尽管长诗在思想上艺术上有不足之处，但作者用感情激荡的诗句不仅描述了一个令人悲愤的故事，而且描绘出一幅富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