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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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五四”以后的文学创作，随着时代的进展，无论在内容、形式以及创作方法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变化和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特色，在创作上是一开始就有鲜明表现的。不仅白话的形式本身是一个巨大的革命，促使文学和人民群众大大接近了一步；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具有不同于旧民主主义文学的崭新特点。“五四”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许多作品，猛烈攻击封建制度、封建道德，揭露军阀统治的黑暗现实，表现了与旧传统彻底决裂的精神，同时提出了知识青年挣脱旧家庭束缚、争取恋爱婚姻自由、探索生活道路等要求。部分作品还正面描写了下层人民的苦难，对劳动者的命运表示关切，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则表示同情和欢迎。这些都成为“五四”新文学高于历史上进步文学的重要方面。其中一些处于无产阶级领导影响下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的创作，获得了突出的成就。鲁迅的《呐喊》、《彷徨》，通过一系列典型形象的成功塑造，概括了异常深广的时代历史内容，真实地再现出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在获得无产阶级领导前的极度痛苦，并怀着对未来的信念探索了革命的前途，显示出深刻的革命现实主义的特色。郭沫若的《女神》，借刘话传说、历史人物及自然形象，以宏大的气魄，奇特的想象，瑰丽的语言，歌唱出彻底叛逆、热望新生的时代声音，成为具有现实基础的革命浪漫主义的作品。他们的创作，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使两种占主要地位的创作方法——由《新青年》、文学研究会所提倡的现实主义（当时称“写实主义”），以及由创造社所代表的浪漫主义，通过实践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五卅”以后，以反帝为内容的作品多了起来。一部分作家开始走向实际斗争，主要精力不在创作方面，他们的作品一时似乎少了，但总的说来，历史却在酝酿着一个新的发展。
　　“五四”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创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和弱点。当时文艺领域内的主要活动力量乃是小资产阶级作家，他们受有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严重羁绊。社会主义理想和新兴阶级的英勇战斗精神虽已在一部分作品中有所表现，而无产阶级文学整个说来尚处于萌生幼芽的阶段。就这个时期的一般作品来说，除在艺术上表现出稚气外，创作方法和思想倾向也极为复杂紊乱。许多人分不清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之间的界限，甚至西欧一些国家的颓废派、象征派、未来派等亦都无批判地被一部分文艺社团和作家所介绍，所肯定。多数作家生活狭窄，只限于表现知识青年的某些要求，带有较重的感伤情调。有些作家的作品则有严重的颓废色彩。
　　从“五卅”前夕文艺领域内感伤苦闷气氛弥漫，到一九二八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兴起，其间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被作为口号提出而且形成运动，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洗礼的结果。一部分作家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作品描写党所领导的群众革命斗争，表现有强烈的时代意义的重大题材，努力塑造革命者和工人、农民的形象，显示了作者可贵的革命激情。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是，由于运动倡导者大多数还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他们暂时还不能完全分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界限，对文艺的特征又有所忽视，再加上不同程度地缺乏表现这类题材所必需的生活基础，这就使创作不能不受到影响。初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这种功绩和弱点，在蒋光赤的作品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作品的现实性战斗性显著加强。现实斗争，尤其是动荡着的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得到了较多同时也较为真实的描绘。“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之后，表现抗日救亡的作品广泛出现。一部分作家参预或亲历实际革命斗争，使创作面貌继续有所变化；再现生活时的历史性具体性既有增进，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有些青年革命作家的作品中也得到发扬。茅盾的《子夜》在较大规模上真实地描画出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面貌，并揭示其未来动向，这是作者力图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相应的艺术手段观察和再现生活的结果。共产主义者鲁迅以杂文为主要武器，进行了笔扫千军的战斗，即使在取材于历史传说的《理水》、《非攻》等作品中，也已彻底克服早期时复流露的落寞情怀，用新的表现方法塑造了“中国的脊梁”式的英雄形象，显示了对革命前途的乐观和坚定信念。“左联”在创作上理论上所作的许多摸索以及对外国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介绍，虽然其中不无弯路，但总的说来还是使左翼文学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前进了一大步。“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坚持现实主义，真实揭露从旧家庭到社会各个角落的黑暗现实而获得不同的成就，其中还出现了《家》、《雷雨》、《日出》、《骆驼祥子》等优秀作品。从文学样式方面看，长篇小说和戏剧创作在这个时期开始获得了较大的进展。
　　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整个文学创作的面貌仍很复杂。除有些作家的作品严重脱离现实外，一些民主主义作家还较多地停留在批判现实主义的阶段上，有悲观宿命成分或其它错误倾向。即使在左翼作家的创作中，也往往羼杂了某些旧现实主义以至自然主义的因素（初期无产阶级文学中残留资产阶级文学的影响，这原是一种国际性的现象）。塑造革命者和工农形象时的苍白、不够真实，仍是较普遍地存在的问题。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各种限制，作家世界观的根本改造未被提上日程，对长期深入生活的必要性也仍然缺乏认识。这些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虽然作了介绍但终于未能引起深入讨论的重要原因。
　　“七七”以后，抗战的炮火广泛地吸引作家关心现实，普遍激发起作家的爱国感情和创作热情。许多作品迅速反映生活，歌颂前线和后方的新人新事，形式上趋于通俗。适应着战争初期形势的需要，诗歌、报告文学、戏剧都有较大发展，小型作品尤其活跃一时。乐观气息在一般民主主义作家的创作中也有所增强。这和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23页）有关。但初期不少作品对生活的反映比较表面，存在着阶级观点不够鲜明的缺点。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实际发展情形表明，只看到某些一时表象而产生的“乐观”幻想，很容易在形势比较严重时又一变而为失望悲观。抗战前期国民党统治区创作的主要成就还是在暴露、讽刺和战斗的作品方面（《腐蚀》、《屈原》、《淘金记》等便是这方面的优秀之作）。进入延安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作家们的创作，则由于在新的天地中放声歌唱并开始描写新的对象而呈现不同的特色。但不少作家世界观尚未根本改造而带来的一系列矛盾，也因新的直接面向群众、与群众相处的环境而逐渐地显得尖锐和突出。革命文学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问题，至此已迫切地需要解决。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对小资产阶级作家思想感情的彻底改造和作家必须长期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等方面所作的深刻论述，从根本上解决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解放区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工农兵群众广泛参加了文学活动的行列，从中并涌现出不少有才能的业余作者和优秀作品。作家由于同工农兵的逐步结合，整个队伍朝着无产阶级化的方向发生很大变化。文艺反映生活而“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的典型化原则和无产阶级文学创作方法的正确阐释，为许多作家所遵循。表现在创作上，则从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思想感情、人物形象一直到语言、表现方法，无不焕然一新。对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斗争的描绘，开始在整个文学创作中真正占有优势的地位；而这种描绘，又在很大程度上渗透和饱和了作者自己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革命感情。劳动人民特别是他们中间成长起来的新人，也成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对于革命工农群众的表现，在许多作品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真实的程度，根本扭转了过去那种“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813页）的状况。不少作品还洋溢着真正从群众生活和斗争中浓缩出来的诗情画意。语言方面的巨大变化，也使文学在群众中的影响和作用空前广泛和深入。到建国前为止，已出现了赵树理的小说、《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许多优秀作品。《白毛女》在创作过程中融合了群众智慧，以寓现实内容于传奇情节的手法，塑造出具有强烈反抗性格和时代特征的典型形象，从无产阶级思想的高度集中地反映了广大农民的根本要求，成为解放区创作的突出代表之一。虽然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在建国前的几年中还只是一个开始，而且由于多种条件的限制，解放区一般创作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广度和艺术表现力方面都还有不足之处，但整个文学创作所发生的上述变化，却适应了新的群众时代的要求，代表着一个新的方向，在文学发展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至于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遵循着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828页）这一原则，坚持革命思想指导下的现实主义方法，在创作上也获得了可贵的成绩。
　　从“五四”时期起最初萌芽状态地存在着的社会主义文学因素，经过二十多年的演变，至此终于获得很大的发展，并成为我国整个文学的方向。
　　五
　　现代文学以“五四”以来的革命现实生活为土壤，却也吸收了历史的营养：一方面跟我国民族文学遗产保持承续的关系，一方面吸收了世界文学中有益的成分。现代文学的历史，正是在新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古典遗产和异域的营养以建设我国民族的新文学的历史。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为了反对封建文学并使文学适应于新的社会现实，曾经着重介绍和学习了西方近代文学。这是一个前进的运动。当时的新文学，从思想倾向到形式、结构、表现方法，都曾广泛接受了外国文学尤其是俄国文学的积极影响。欧洲进步文学，从歌德、易卜生、托尔斯泰、契诃夫到高尔基，可以说哺育了我国新文学的最初一代作家。这种情况是和近代中国“向西方找真理”（十月革命发生后则是“走俄国人的路”）的要求相一致的。在某一特定阶段特别是一个运动开始的时候较多地接受外来影响，原是历史上并不鲜见的正常现象。一个发展着的向上的民族，不仅能够对人类和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而且也总是勇于和善于接受一切有价值的外来事物。因此，初期新文学受过较多的外国文学影响，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和本民族的文学遗产割断或没有联系。事实上，正是最勇敢地主张学习外国文学长处的先驱者，同时也就是民族优秀文学遗产的精深研究者和积极革新者。鲁迅早在“五四”时期就慨叹“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注：《中国小说史略·序言》）而着手这方面的整理研究。他自己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