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

是一个团体，两块招牌。胡适是他们的共同领袖。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们以《现代评论》周刊为主要阵地，反对革命人民，已经暴露了作为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意识代表”的反动面目。当他们眼看北洋军阀摇摇欲坠，就急忙另找出路。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他们立刻改以《新月》为主要阵地，巴结上这个新的主子。正如鲁迅在一封信中所说：“《新月》忽而大起劲，这是将代《现代评论》而起，为政府作‘诤友’，因为《现代》曾为老段诤友，不能再露面也。”（注：致章廷谦（1929年8月17日），《鲁迅书信集》上册第231页）他们在《新月》月刊和“现代文化丛书”中大肆宣传英、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文化和文艺思想，声称中国根本不存在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的统治，中国的落后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恶魔”造成的；同时高唱“好政府”主义，用所谓“人权”与“约法”来反对人民暴力革命，并诬蔑共产主义是“杀人放火”等等，为反动统治开脱罪行，出谋划策。一九二九年底，蒋介石致电全国各报馆，装模作样地表示为了“集思广益”，征求“尽情批评”，“凡属嘉言，咸当拜纳”。《新月》立刻发表罗隆基的《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以为响应。内中转录蒋介石电报全文，宣称“很值得多读几遍”，并喝彩说：“读得到这样的电报，我们醉心思想言论自由的小民，自然是欢欣鼓舞。”胡适还将《新月》送交蒋介石及其幕僚，表示“甚盼先生们能腾出一部分时间，稍稍流览”。不久，蒋介石召见胡适，“对大局有所垂询”。一唱一和，亦步亦趋。他们卖身投靠新的主子，真是到了“得其所哉”的地步。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发起攻击，是他们立意充当国民党反动派清客和帮凶的第一次表态，也是借此晋身的第一份见面礼。
　　一九二八年三月，正当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开始倡导之际，《新月》月刊创刊。在由徐志摩执笔的发刊词《〈新月〉的态度》中，他们叹息“这时代是变态，是病态，不是常态”，是个“荒歉”、“混乱”的年头，文化园地里多的是“盘错的旁枝”、“恣蔓的藤萝”，却不见“刚直的本干”、“普盖的青荫”；文坛上全是一些“功利派”、“攻击派”、“偏激派”、“热狂派”、“稗贩派”、“标语派”、“主义派”。他们认为这是思想上“有了绝对的自由”所造成的“无政府的凌乱”，决不能“碍着一个迷误的自由的观念”，不去随时“铲除”。他们提出“健康”、“尊严”两个原则，希望借此“唤回在歧路上彷徨的人生”，“消灭一切侵蚀思想与生活的病菌”。他们还大声疾呼：“我们不能不醒起，不能不奋争，尤其在人生的尊严与健康横受凌辱与侵袭的时日！”尽管为了维持绅士的“礼仪”，摆弄文人的“风雅”，发刊词婉转曲折，用了不少词藻自加文饰，但一涉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时候，就失声惊叫，违背了正在提倡的“常态”，其妄想扼杀这个新兴文学的居心灼然可见。同年六月，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由最初的倡导而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运动，梁实秋便正式出马，在《文学与革命》中说什么“革命的文学”、“无产阶级的文学”根本不能成立，因为“文学家的心目当中并不含有固定的阶级观念，更不含有为某一阶级谋利益的成见”；因为“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他又说，文学的“中心均是个人主义”，因此“大多数就没有文学，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他的态度比发刊词要露骨得多，而且忙着祭起人性论的法宝，以反对阶级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他们已经顾不得一方面规定文学表现共同的人性，另一方面又将大多数人排斥于文学之外的矛盾和由此露出来的资产阶级的马脚了。
　　革命文学阵营立即反击了“新月派”的进攻。党领导的刊物《战线》首先指出这是“屈服在统治者权威之下的堕落的资产阶级”的叫嚣（注：《天边的新月》，《战线》周刊第1卷第3期，1928年4月15日）。接着，创造社的彭康发表《什么是“健康”与“尊严”？》，指出对立的阶级对社会变革必然采取对立的态度，在新旧势力搏斗的时代，“支配阶级无论怎样的用巧妙辛辣的手段，总不能阻止历史的进展”，这就是“新月派”要说现在是一个“荒歉的年头”和“混乱的年头”的社会原因。彭康还进一步强调：“‘折辱’了他们的‘尊严’，即是新兴的革命阶级获得了尊严，‘妨害’了他们的‘健康’，即是新兴的革命阶级增进了健康。”（注：《创造月刊》第1卷第12期，1928年7月）稍后，冯乃超写了《冷静的头脑》，指出梁实秋所谓“大多数就没有文学，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这个说法本身，就已经“说尽‘阶级性’支配到文学上来的秘密”，因为他所能晓得的是奉侍上流阶级的文学“（注：《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1928年8月）。他以梁实秋本人为例，驳斥了否认文学阶级性的人性论观点。这些文章，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为武器，对”新月派“的阶级本质及其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意图，作出了初步的批判。由于当时革命作家忙于内部的论争，没有进一步深入展开这场斗争。
　　一九二九年秋，革命文学论争已经结束，革命作家日趋团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了较为广泛的传播，这就引起“新月派”绅士们更大的惊慌。从九月起，梁实秋连续写了《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等长短十余篇文章，继续宣扬人性论。他说：“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错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在把文学当做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否认其本身的价值”。在这些文章中，梁实秋集中地攻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反对“共产党人把这理论的公式硬加在文艺的领域上”。他摘引美国《韦白斯特大字典》关于“无产阶级”词义的解释，诬蔑“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说什么资产是文明的基础，“要拥护文明，便要拥护资产”。他已到了图穷匕见的地步，不再掩饰其敌视无产阶级文学和保卫资产阶级文明的反动的立场了。
　　这时，革命作家已经开始意识到原先“过于不注意真正的敌人”的弱点，因此对“新月派”展开更为有力的回击。冯乃超在《阶级社会的艺术》中，针对梁实秋的人性论，全面地阐述了文艺的阶级性，指出梁实秋的言论不过在证明他自己是“资本家的走狗”（注：《拓荒者》第1卷第2期，1930年2月）。鲁迅和这些绅士们早就有过多次的交锋，在这以前不久，还驳斥过梁实秋所谓文艺应该写永久变的人性的论点（注：《文学和出汗》，《语丝》周刊第4卷第5期，1928年1月14日）。这回更纯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先后写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着重驳斥梁实秋所谓阶级性原是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硬加在文学之上的人性论观点。他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举例通俗，却深刻地揭示了阶级社会的基本规律，而且处处同梁实秋所谓资本家和劳动者都有爱的要求等论点针锋相对，粉碎其掩盖阶级对立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企图。鲁迅还指出：“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至于梁实秋的那些言论“原意是在取消文学上的阶级性，张扬真理的。但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鲁迅用严密的逻辑，无可辩驳地论证了无产阶级作的是无产阶级文学，梁实秋一流所制造的只能是地道的资产阶级文学：文学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性。这些分析彻底戳穿了人性论的谎话及其阶级本质，同时也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阶级性的原理。在论争中，鲁迅还揭露了“新月派”充当反动派“刽子手和皂隶”、为其“维持治安”的政治立场（注：《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萌芽月刊》第1卷第1期，1930年1月）。当梁实秋表示：“《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并且含沙射影地说革命作家都是共产党；鲁迅立刻指出：走狗“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拳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至于将论敌指为共产党，暗示反动派可以捕杀，“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这就越发证明了这种人正是不折不扣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萌芽月刊》第1卷第5期，1930年5月）。对于美化资本主义诬蔑无产阶级的一切帮闲帮凶们说来，历史证明鲁迅的确逼真地勾下了他们的画像。
　　在论争中，梁实秋扬言：“我们不要看广告，我们要看货色。”和他们的理论一样，“新月派”的创作大多也是一些为反动统治服务的“货色”。其中象徐志摩的《猛虎集》、《云游》等所收的诗作，往往用整饬、华丽的形式表现颓废、迷惘的思想情调。他们曾经表示过，一个诗人“最大的希望，最高的成功，是在作品中发现他自己的精神的反映”，完成“他灵魂的移传”（注：陈梦家：《新月诗选·序言》）。当他们看到革命势力高涨，幻想的“婴儿”（资本主义社会）终于在流产，自身也只能随之没落的时候，他们或则咏叹“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或则赞美绝望与死亡，或则传播“肉感的享乐主义”，或则攻击无产阶级革命：这些，正是他们的“精神”和“灵魂”。发表在《新月》上的小说，也有不少为统治阶级涂脂抹粉，掩盖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并且时隐时显地作些色情的渲染。此外，还有一些专门描摹日常生活琐事的作品，虽然不一定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但又恰如鲁迅所说，实在“和不创作是很少区别的”（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种闲极无聊，借以消磨时间的文字游戏，同样反映了他们的精神的空虚和堕落。
　　革命作家对“新月派”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基本上从“五四”新文化队伍中分化出去以后，文艺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第一场激烈论战，由此开始了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在这次论争中，“新月派”一再宣传了人性论。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核心。正当革命作家举起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帜，决心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的时候，他们宣扬这种观点，不仅想抹杀文艺的阶级性及其为政治服务的社会作用，而且企图用人类共同人性之类并不存在的东西。将文艺工作引向资产阶级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过：在资产阶级的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他们总是把资产阶级的人性说成是“唯一的人性”，“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新月派”在论争中玩弄的正是这样的把戏。经过批判，他们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原形毕露，同时也就完全失去了理论上的立足点。到了论争末期，梁实秋只能写些《鲁迅与牛》一类的歪文，除了悻悻然作些人身攻击之外，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包含着不同的阶层，具有各不相同的社会联系和经济利害，再加上现代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他们的政治态度既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新月派”内部也是如此。他们中间象胡适、梁实秋之流，与国民党反动统治越来越紧密地勾结在一起。有些人在思想创作上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