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

　　一九一七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地球上创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紧接着俄国革命，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间，欧洲许多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高涨，芬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先后发生起义，成立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给予各国的革命运动以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十月革命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本民族的出路，他们的注意力由资本主义的西方开始转向社会主义的苏俄。尽管军阀政府和各国反动派对苏维埃政权施加新闻封锁，多方造谣污蔑，但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依然透过层层迷雾，看到了世界革命高涨的新形势，努力接受和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并在新文化运动中起着愈来愈显著的作用。李大钊就是这方面一个杰出的代表。一九一八年七月，他在《言治》季刊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指出十月革命不同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值得“翘首以迎”的“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同年十一月，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正确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及其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系，热烈歌颂十月革命，坚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指出中国人民应当沿着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前进。这些论文表明中国的先进分子已经开始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注：《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4卷第1408页。）的正确结论。这是在中国展开科学社会主义宣传的良好开端，为新文化运动注入了崭新的思想内容。十月革命还大大鼓舞了许多知识分子，使一些在黑暗中摸索道路、长期苦闷彷徨的人振奋起来，使一些正在进行着反封建斗争的人们信心百倍，斗争得更为坚定和更为勇敢。孙中山由此看到了新希望，他在一九一八年初致电列宁，“表示极大敬意”，“更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也从俄国革命的“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注：《热风·“圣武”》）。正是在这种情形下，由上海迁至北京的《新青年》编辑部（注：袁世凯失败后，蔡元培于1916年冬回国，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聘陈独秀担任该校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因此也迁至北京。“五四”以后因遭军阀政府镇压，复又迁回上海。）也于一九一八年间扩大，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胡适等人或先或后参加了编辑工作。以《新青年》为核心，实际上形成了包括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新文化统一战线，团结了许多知识分子共同向封建文化作斗争。文学革命这时也有新的发展，《新青年》自第四卷第五号（一九一八年五月）起完全改用白话文，白话诗作增多，并出现了以鲁迅的小说为代表的彻底反封建并且充满民族觉醒要求的新文学作品。
　　一九一八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虽然是“战胜国”，但并未获得丝毫利益；由于段祺瑞政府加紧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反苏的军事协定，日本侵略势力已经深入中国。中国人民反日反段的爱国浪潮不断高涨。新文化运动的声势也日益壮大。李大钊、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直接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发表了大量短小精悍的时评及随感录，抨击军阀政府，揭露帝国主义侵略面目，起了很大的政治鼓动作用，显示了文化革命由着重于进行思想启蒙工作发展到直接与政治斗争紧密配合的基本趋势。社会主义宣传也是《每周评论》的重要内容。由李大钊执笔的社论《新纪元》，分析了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崭新形势，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应朝着这个革命的曙光前进。在第十六号上并译载了《共产党宣言》的一部分。李大钊、蔡元培所支持的《国民》、《新潮》两杂志也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同时创刊。《国民》的学生救国会的机关刊物，社员思想倾向虽不一致，但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宣传内容，爱国色彩比较鲜明。《新潮》是北京大学一部分师生所办的综合性刊物，曾团结了一批新文化作者和翻译工作者，刊载了不少反对封建礼教、赞同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论文及新文学作品，但也比较突出地宣传了资产阶级的“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国民》、《新潮》创刊后不久，研究系所掌握的《晨报》改组第七版（副刊），在李大钊等人的推动下成为宣传新文化的著名副刊之一。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在这些刊物影响下，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觉悟日益提高。
　　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展开，遭到守旧派人物的咒骂和抵抗。一九一九年初，北京大学内流言四起，对《新青年》百般诬蔑恐吓。三月，刘师培、黄侃等人创办《国故》月刊，以所谓“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反对新文化。嗣后，自称“拚我残年极力卫道”的林纾，写了《致察鹤卿太史书》、《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攻击新派人物“覆孔孟，铲伦常”，对白话文大加嘲讽。他还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妖梦》，影射诋毁新文学倡导者，希望有“伟丈夫”出来禁压新文化运动。对此，新文化阵营坚决给以反击。《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针对种种流言，猛烈地抨击旧人物，正式提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的口号，表示“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这个答辩书实际上是“五四”前《新青年》全部主张的简要概括，也标志着刊物反封建的坚决性和彻底性更为增强。李大钊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揭露林纾之流企图假借军阀势力实行武装镇压的阴谋；他以俄国革命的实例，说明“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表示了同旧势力作斗争的坚强决心与非凡勇气。《每周评论》用特大标题刊出了“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专页，转载当时许多报刊支持新文化运动的言论。蔡元培在答复林纾指责新文化运动的公开信中，宣称“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这种“兼容并包主义”，虽然属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范畴，但在军阀政府言论封锁的情形下，却有利于新思潮的传播。鲁迅则以一系列杂文讽刺和打击守旧派。在“五四”前夕的这一场新旧思潮的激战中，新文化统一战线充分显示了它的积极作用。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月，以巴黎和会拒绝中国人民收回山东主权的正义要求为直接导火线，在北京爆发了空前未有的爱国示威运动。六月三日以后，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工商界也罢市。爱国浪潮迅速波及全国，形成全国范围的革命风暴。在巴黎的华侨工人和留法学生也坚决响应。军阀政府慑于广大群众的威力，被迫释放示威中逮捕的学生，撤除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在巴黎和会上不敢签字。这就是使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为之震惊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59、660页）。从此，中国无产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揭开了。
　　经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声势进一步扩大，以各种实际行动参加或支持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新的社团、报刊风起云涌。早在一九一八年即已组织“新民学会”、团结湖南革命知识分子展开反军阀斗争的毛泽东同志，“五四”后不久又创办《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宣传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思想，宣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虽然这一刊物仅出版五期就被军阀查封，但在湖南和长江流域各地发生了相当大的革命影响。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在北京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出版《少年中国》月刊，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先后在南京、成都和日本的东京等地设立分会，又出版分会刊物《星期日》、《少年世界》等。参加学会的成员有马克思主义拥护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在刊物上所宣传的观点是很不一致的；但学会团结了不少知识分子，做了许多有益于新文化新文学传播的工作。在上海，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所指导和支持的刊物《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也出现于“五四”高潮中。《星期评论》以介绍世界和中国的劳动运动著名，客观上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但也散布了不少反社会主义言论。《觉悟》宣传了比较彻底的民主革命思想，反对旧道德和旧文学，并且在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推动下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此外，团体如周恩来等在天津成立的“觉悟社”、恽代英等在武昌成立的“利群书社”，刊物如《新生活》周刊、《曙光》月刊、《新社会》旬刊，也都团结和影响了许多热烈追求新思潮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中“觉悟社”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还在反对北洋军阀的实际斗争中起过重要的战斗作用。据有人统计，“五四”后一年之中出现的新报刊达到四百种之多，尽管它们思想立场各不相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这正表明“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极为广泛的群众性，也表明文化运动已日益与政治运动相结合。
　　五四运动后，民主和科学仍然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帜，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已形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介绍在“五四”后占了最显著的地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新青年》及其它刊物，积极宣传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论。《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在李大钊主持下登出了大量评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刊载了他自己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他接着分别在《新潮》和《新青年》上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也在进步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李大钊发起倡导下，一九二年三月，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新青年》本身的思想倾向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七卷第一号（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已发表宣言，反对“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希望消除“虚伪的、保守的”、“阶级的、因袭的”、“少数幸福的现象”，表现了朦胧的社会主义倾向。到一九二年以后，随着主编陈独秀思想发生变化（当然，转变后的陈独秀也并不真是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当时的军阀政府将马克思主义污蔑为“过激主义”，多次通令禁止，但这并没有吓退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也遏制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除《新青年》和上述《每周评论》、《湘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之外，《晨报副刊》、《曙光》月刊、《新社会》旬刊等许多刊物都宣传过社会主义。此后，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相继成立，社会主义宣传更加深入。上海的共产主义者创办了《共产党》月刊，介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书，先后在中国出版。一部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有组织地到上海、长辛店、汉口、长沙等工人集中的地区进行实况调查，并从事社会主义的通俗宣传，这就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了准备。
　　然而，“五四”时期流传的社会哲学思潮是异常复杂的，在马克思主义广为传播的同时，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以及一些在社会主义幌子下的反动社会学说，都蜂拥而来。《少年中国》曾发表文章，主张先逃到深山野林造个新社会，再去“援救”旧社会，带有浓重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日本学者武者小路实笃所主张的以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为基础的“新村主义”，被中国有些文人吹嘘为救国之道，不少报刊竞相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