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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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吴荪甫外，茅盾在《子夜》中还创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他们各自的思想面貌、精神状态都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深刻印记。屠维岳是吴荪甫手下得力的鹰犬。正象作者着意渲染吴荪甫的才干和魄力一样，他也用不少笔墨渲染了屠维岳的“机警、镇定、胆量”。吴荪甫不能改变自己的失败命运，屠维岳的阴谋诡计也终于破坏不了排山倒海的工人运动。越伯韬是美帝国主义所拳养的买办金融资本家，是半殖民地的特有产物。他凭借蒋介石的法西斯政权的力量，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具有压倒吴荪甫的优势。他不仅操纵了上海的公债投机市场，而且还一手扼住了民族工业的咽喉。他狡狯、阴狠而剽悍，玩弄女性，荒淫无耻。作品虽然对这个人物的政治社会关系揭示得还不够充分，但从篇幅不算很多的描写中，已经淋漓尽致地刻划与暴露了他的流氓本性。冯云卿是在土地革命风暴下逃亡上海的“吃田地的土蜘蛛”。他把农民的血汗拿来换取大都会里的“寓公”生活，同时在公债市场上进行投机活动。通过他用自己女儿作“美人计”的一幕丑剧，作品一方面尖锐地揭示了走向灭亡路上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无耻的精神面貌，另一方面也突出地刻划了赵伯韬的卑鄙的形象。冯云卿的活动所占篇幅虽然不多，但却是全书不可缺少的部分。此外，如卖身权门、依靠资本家钱袋过活的李玉亭、范博文等一类所谓的“教授”、“诗人”，也都写得各具有特色。作者曾说，他打算把一九三年的“新儒林外史”“连锁到现在本书的总结构之内”，这个打算虽然没有全部实现，但从李玉亭、范博文等人物身上也多少显示了当时某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堕落、空虚的精神面貌。
　　茅盾特别擅长刻划人物的心理状态。他不是对它们作静止的和孤立的分析和描写，而是在时代生活的激流里，在尖锐的矛盾和冲突里来时行细致、深入的刻绘。他让吴荪甫同时在几条战线上作战，让他不断处在胜利和失败的起伏的波澜里，时而兴奋，时而忧虑，时而指挥若定，时而急躁不安。这样，吴荪甫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就毫发毕露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杜竹斋的唯利是图的性格，在公债市场的决战阶段显得分外清楚。李玉亭两面讨好的豪门清客的心里，在吴、赵两家明争暗斗最为紧张的时候暴露得格外分明。茅盾还在很多地方通过自然景物的描写来渲染气氛，衬托人物情绪的变化，借以鲜明地显示人物的性格。他决不是为写景而写景，他写景即所以写人。有时是因情取景，有时是借景写情，情景交融，文无虚笔。
　　《子夜》的语言具有简洁、细腻、生动的特点。它没有过度欧化的语言，偶尔运用古代成语，也是恰到好处，趣味盎然。人物的语言和叙述者的语言，都能随故事和人物的性格发展变化而具有不同特色，使读者能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
　　《子夜》的艺术结构是宏伟而谨严的。全书共十九章，一、二两章交待人物，揭示线索；此后十七章，一环扣紧一环，头绪繁多而又有条不紊，各有描写重点而又共同服从于全书的中心。第四章写双桥镇农民起义，虽然这条线索没有得到继续发展，对全书说来使人略有游离的感觉，但它反映了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的面貌，显示了吴荪甫与农村封建经济的密切关系和他对农民起义的势不两立的态度，仍然是全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贯串全书的主线是吴荪甫和赵伯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与此同时，又或实写，或虚写，处处显示革命力量的蓬勃发展。最后结尾处侧面带出工农红军的日益壮大，以此来对照吴荪甫失败的命运，指出了中国的真正出路所在。
　　《子夜》的成功决不是偶然的。同文学史上所有成功的作家一样，茅盾特别注意于研究人以及人和人的关系（注：《谈我的研究》，见散文集《印象·感想·回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10月初版）。他有广泛的社会经验，又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各种现象，揭示其重大的意义，形成作品的主题思想。《子夜》的孕育和产生正是这样的。茅盾对我国古典小说《水浒》和《儒林外史》特别喜爱，又曾广泛地阅读外国著名作家（如英之狄更斯和司各特，法之大仲马、莫泊桑和左拉，俄之托尔斯泰和契诃夫，还有一些被压迫民族的作家）的作品。对中外优秀文学遗产，他都能经过咀嚼，消化而加以吸收，取精用宏，“消化了旧艺术品的精髓而创造出新的手法”（注：茅盾：《〈宿莽〉弁言》，见《宿莽》，上海大江书铺1932年3月出版）。这也是《子夜》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工农群众运动的描写，在《子夜》中不能算是成功的地方；特别是描写工人罢工斗争，缺点更为明显。作者用了很大篇幅来描写这方面的斗争，一方面是想展示作为民族资本家的吴荪甫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这种描写来批判当时“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但是因为正面形象过于单薄无力，不能显示出革命者英勇斗争的精神，所以作者的创作企图未能圆满地实现。作者后来曾经指出产生这方面缺点的原因：“这一部小说写的是三个方面：买办金融资本家，反动的工业资本家，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三者之中，前两者是直接观察了其人与其事的，后一者则仅凭‘第二手’的材料，——即身与其事者乃至第三者的口述。这样的题材的来源，就使得这部小说的描写买办金融资本家和反动的工业资本家的部分比较生动真实，而描写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的部分则差的多了。”（注：《茅盾选集·自序》）
　　《子夜》的产生，正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反革命文化“围剿”中迈步前进的时候，它显示了左翼文学阵营的战斗实绩，从创作上证明了无产阶级文学是一种不可战胜的、最有发展前途的力量。
　　第三节：《林家铺子》、《春蚕》等短篇小说
　　同长篇小说《蚀》一样，茅盾最早的短篇集《野蔷薇》中的五篇小说（写于一九二八年二月至一九二九年三月）也流露出他在大革命失败后一段时期内的消极低沉的情绪。这五篇小说都“穿了恋爱的外衣”，作者是想在人物的恋爱行动中透露出“各人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恋爱描写的背后”显示“一些重大的问题”（注：《写在〈野蔷薇〉的前面》，见《野蔷薇》，上海大江书铺1929年7月初版）。《创造》中的君实，按着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想把守旧的妻子“创造”成资产阶级的女性，但妻子娴娴却超过了他的“中庸”的理想，比他“先走了一步”。他的几年来的努力完全白费，所得到的结果，正好是对于他原先的理想的嘲笑。《诗与散文》中的青年丙厌弃了“散文”式的桂奶奶而想得到“诗”似的表妹，但是“诗”和“散文”两者都从他的手中失去了：结果还是“事与愿违”。其它三篇（《自杀》、《一个女性》、《昙》）的主人公所有的也都是“悲剧的或阊澹的结局”。不过作者在《创造》和《诗与散文》中，对君实和青年丙这两个人物采取了批评和揶揄的态度，对受新思潮冲击“先走一步”的娴娴和敢于打破传统思想束缚的桂奶奶表示了肯定的倾向。在这些地方寄寓了作品的主题。但是《诗与散文》关于两性关系的渲染过多，不免妨碍主题的突出。在茅盾的另外一些作品中，也有类似的描写，它们表现出早年接受的自然主义创作理论给他带来的消极影响。
　　《宿莽》集（写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年）中的《大泽乡》取材于历史事实，描写秦代“闾左贫民”在遣戍渔阳的征途中，杀死富农军官、高举义旗的故事。小说刻划了富农的代表人物——两个军官在戍卒起义前的恐惧、悲哀和挣扎，也描画了那些开始依靠自己力量挣脱压迫者的销链的贫苦农民的复仇火焰，尽管这篇小说被茅盾自己认为是“脱离现实的”（注：《茅盾文集》第7卷《后记》），它却是作家开始不满意自己原先那些作品的情调，一时又未能把捉住现实斗争的重大题材的情况下，转而取材于具有积极意义的历史故事之作。小说描写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这样的内容容易令人联想到当时正在中国广大农村中展开的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并且从中领悟其战斗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泽乡》不仅是茅盾思想变化的一个标志，其本身也是富有现实意义的。
　　茅盾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是《林家铺子》和《春蚕》，它们都写于他创作《子夜》的同一年。茅盾在《子夜》的《后记》中说：“我的原定计划比现在写成的还要大许多。例如农村的经济情形，小市镇居民的意识形态，……我本来都打算连销到现在这本书的总结构这内；又如书中已经描写到的几个小结构，本也打算还要发展得充分些；可是都因为今夏的酷热损害了我的健康，只好马马虎虎割弃了，因而本书就成为现在的样子——偏重于都市生活的描写。”由此可以知道，以小市镇和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林家铺子》和《春蚕》，正是作家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原来计划的一部分，同样是黎明之前的旧中国社会生活的真切写照。
　　《林家铺子》和《春蚕》描写的都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战争前后的动乱生活。“一二八”后，茅盾曾经回到故乡小住。在那里，他亲眼看到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魔爪，已经将农村经济推入破产的境地，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的炮火更加速了它的崩溃。原先曾经是相当富庶的江南农村及小市镇，呈现出一片萧条的凄惨景象。这些都给茅盾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由此孕育了《林家铺子》和《春蚕》等作品的艺术构思。《林家铺子》中的林先生是一个小市镇的商人，他兢兢业业地经营他的店铺。然而农村破产和农民购买力的锐减，使得他一再减价的商品仍是销路不佳；上海战争的影响又使得他在年关迫近时不惟金融上无处通融，而且债主登门坐索，穷于应付；更其严重的是，国民党反动分子对他一再敲诈勒索，甚至强迫他的女儿为妾；此外，还有资本较他雄厚的同行们的排挤倾轧，落井下石。林家铺子终于在这些重重压迫下倒闭了。林先生从他父亲手里承继了这样一个小店铺，资本既不雄厚，政治上又无奥援，虽然也有一股商人唯利是图的剥消思想，但处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政治的双重压力下，除了小心翼翼做些小生意以守成保身而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