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

包围，奔向百里以外聚集着工农队伍的“金刚山”。工人和知识分子原是作者描写较多的对象，但对张进德和李杰的塑绘，超过了他过去创作中的同类形象。过去出现在作者笔下的工人，很多都是在不愿离开斗争又不知何斗争的处境中以盲动和牺牲为结局，知识分子往往是开始向往革命、参加革命、但当革命受挫折时即颓丧幻灭，而最后又突然转变，在工人群众运动中出现。这样的描写（在当时被称为“革命的浪漫蒂克”）正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理解不深，并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幻想。张进德和李杰则切实地投入了激烈的农村斗争生活中。张进德耿直勇敢，同时冷静机智，他从工人运动的岗位转到农村，讲究革命策略，善于联系群众、启发群众，显示了比较优异的领导才能。李杰曾参加黄埔军官学校，卷入革命洪流中，不久，他看到了“所谓‘革命军’的，未必真能革命”，但他并不灰心，回到家乡来继续做实际工作。作品虽然较多地强调了知识分子在农民觉醒过程中的作用，但也接触到剥消阶级出身的青年参加群众斗争的自我改造问题。李杰在同地主家庭展开斗争前所经历的激烈的内心矛盾，写得相当深刻，具有感染力量。作者过去作品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情调，在《咆哮了的土地》中已大为减少。这种改变，反映作者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对革命的认识也有了提高。《咆哮了的土地》的崭新的题材和人物，在进步创作界普遍关心农村斗争生活的当时，具有开创的意义。作品在艺术上也有很大进展，宣泄式的叫喊已减少，更多是客观细致的描写，故事发展、人物出现较有层次，能从人物行动的描绘中体现出思想感情，生活实感较强，因而能相当有力地表现出当时农民革命运动日益深入发展的趋势。《咆哮了的土地》最初在《拓荒者》第一卷第三期及第四、五期合刊上发表了前十三章，因为反动派的迫害和禁止，在作者生前未能出版单行本，直到一九三二年才易名《田野的风》出版。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另一位积极倡导者郭沫若，这时也写了一些富有革命内容和战斗色彩的作品。除了前已提到的诗集《恢复》外，童话体小说《一只手》也有过较大影响。和作家过去好些着重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飘零沦落的小说不同，这里正面地反映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虽然政治和艺术还不能和谐地有机地统一起来，作品却显示出作家思想上发展的趋势。
　　一九二八年前后出现的革命作家中，较多的是太阳社、创造社成员或在太阳社、创造社所编刊物上发表创作的青年。他们的创作都与蒋光赤的作品有着近似的特点。他们描写劳动人民的痛苦，宣传阶级斗争，表现出革命的热情，但作品也比较普遍地存在着一些缺点：缺少生活实感，主观臆想色彩较浓，高昂的革命呼唤未能得到相应的艺术体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感情较为明显。阳翰笙（华汉）有中篇小说《女囚》、短篇集《十姑的悲愁》等，较重要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地泉》，包括《深入》（即单行本《暗夜》）、《转换》、《复兴》三部曲，反映农村革命的“深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换”，工人运动的“复兴”。作品描写了较广阔的社会生活面，并企图表现革命的出路，却因生活的不足和艺术表现上的弱点，给人以概念化的感觉。革命作家曾借该书再版的机会，撰写序文总结过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钱杏村（1900—1977）除从事文学批评工作外，有《义冢》、《革命的故事》、《玛露莎》、《饿人与饥鹰》等短篇集、诗集。最早的作品以反映知识分子穷苦潦倒的生活为主，一九二七年后多揭露、调刺革命浪潮中的投机分子，以后又描写了革命者的故事。戴平万有《出路》、《都市之夜》、《陆阿六》等短篇集，写社会各个角落惨苦现象、革命者的流浪生活，特别是农民的受压迫和觉醒。较后的《陆阿六》等正面表现革命者，生活实感不足，钱杏村后来认为其中人物似“‘譬玉无瑕’的天生的英雄”（注：《〈地泉〉序》）。楼建南（适夷）有《挣扎》、《病与梦》等短篇集，描写面较广，作者自称“表现的对象”“跟着时代的转换”而“转换了新的方向”（注：《〈病与梦〉后记》）。稍后的作品接近现实斗争《盐场》描写一场“风波”给盐民带来的苦难，内容扎实，颇有生活气息，曾经发生过一定的影响。冯宪章（？—1931）有《梦后》等诗集及若干短篇，大多描写并鼓动劳苦工农斗争。出现在这一时期的作品还有李守章的短篇集《跋涉的人们》和刘一梦的短篇集《失业以后》，大都描写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苦难和反抗，被鲁迅认为“总还是优秀之作”（注：《二心集·我们要批评家》）。
　　蒋光赤和这些作家的创作、理论和组织活动，都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了初步的拓荒工作。他们旗帜鲜明地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政治立场明确，革命色彩强烈。他们的作品以主要篇幅反映工农群众的生活，描绘革命者的抗争。这些，都给新文学带来了新的内容和新的特色。但是，由于思想认识上的限制和实践经验的不足，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比如对于作家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感情的改造，作品表现生活的深度，艺术描绘等方面都重视不够。有些作品，在革命形势的估计、革命活动的描写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的处理上，还不同程度地显露出“左”倾思潮的影响。这些成败和得失，共同地显示出革命文学在前进过程中留下的足迹，给随后的革命作家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第二节：柔石、胡也频、殷夫等的创作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左联”盟员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没有正式加入“左联”，但工作上有紧密联系）、冯铿和其他十八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此后几年内，应修人、洪灵菲、潘漠华等人又相继遇害。柔石等五烈士就义后，“左联”发表了抗议和宣言，指斥反动派的暴行，得到国内外进步力量的支持。鲁迅从来就关心这些革命青年作家，对他们抱有很大的企望，柔石、殷夫、胡也频等生前也都得到过鲁迅殷切的指导。鲁迅对他们的牺牲怀着无比的悲愤。在得悉这一噩耗的当时，他写了悼念文字，指出他们以鲜血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写了第一篇文章”（注：《二心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事隔多年以后，又怀着蜷蜷之心，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一九三三年）、《白莽作〈孩儿塔〉序》（一九三六年）等文，赞扬他们的为人，肯定他们的文学成就。
　　烈士们生前大都从事实际革命活动，又以文学为武器参加战斗。他们从不同的道路走向革命，同时又把不同的经历带进文学。正如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样，他们也为初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留下了可贵的成绩，表现了他们对共同事业的忠诚和努力。
　　柔石（赵平复，1901—1931）最初从事教育工作，并参加新文学运动。一九二三年开始创作，短篇集《疯人》透露出一些个性解放的要求，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和中篇小说《三姐妹》对知识青年游移徘徊的心理有所批判，现实生活的投影都还比较淡薄。一九二八年夏，他到了上海，与鲁迅有较多往还，在鲁迅的帮助下译介外国的尤其是东欧和北欧的进步文学，编辑《语丝》、《朝花旬刊》、《萌芽月刊》（注：《萌芽月刊》，由鲁迅主编，柔石等编辑）等刊物，这些活动对于他的创作起了积极的影响。这一时期所作短篇集《希望》，写了日常生活中一些庸俗、卑鄙的人物与事态，现实意义和生活气息都较以前作品显著增强，并开始表现出独特的艺术见格，笔调简洁朴实，感情深沉。
　　长篇小说《二月》（一九二九年）是作者较重要的作品，鲁迅为作《小引》。主人公肖涧秋是这样一个青年：“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注：鲁迅：《〈二月〉小引》），他离开学校后在崎岖的世途上飘泊，六年后来到芙蓉镇，希望过清静的生活，然而他在这想象的世外桃源中见到的，依然是凄凉、苦难和凡庸。对于这些，他即不能象一些人那样视若无睹，也不能象另一些人那样习以为常，他有所激动，希望用个人的努力去改变现状。肖涧秋开始援助孤儿寡妇，想使那些善良的人离开悲哀的境地，但诬蔑非议也就随之而来，使他日益困惑。爱情纵然带来一些温暖，却仍然无法充实他的空虚的心怀。他不能在生活的“浊浪”中随波逐流，结果又离开了这个地方。小说通过这一故事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的愤懑和对于知识分子道路的思考。几个人物也都写得生动而又各具性格。叙事抒情优美生动，语言流畅并常带有诗意，能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受。
　　一九三年写的《为奴隶的母亲》是作者最优秀的短篇小说。题材深入到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生活中，表现的形式和手法也更为朴实，可以看出他这时正在努力“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注：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作者在《二月》中流露的伤感情调没有了，更多的是负荷着人民苦难的崇高感情。作品描写一个穷苦妇女，为了全家生活被丈夫出典给邻村一个秀才地主。整整三年，她离开自己的孩子，作为别人生孩子的工具，屈辱地生活在地主家里。孩子病重的消息传来，她憔悴痛苦，但得不到回家看望的权利。三年内，她生下一个男孩子，于是又被人夺下这亲生的孩子，赶回从前的家，而先前的孩子还是受着饥饿的熬煎，在前面等着她的是无穷无尽的苦难生活。作者以沉挚的笔调描写了这个痛怵人心的故事，刻划了一个既是母亲又是奴隶的鲜明形象。小说写的是常见的人和事，但能够从平易中透露出深刻的意义，显示了阶级剥削制度是劳动人民痛苦不幸的根源。他们不仅身受着经济上的剥削，同时还身受着超经济的精神虐待，他们的苦难正象作品最后写的：“沉静而寒冷的死一般的长夜，似无限地拖延着，拖延着……”《为奴隶的母亲》写作的年代，中国的农村斗争已风起云涌，作品虽然没有直接反映这些斗争，但它接触和描绘了农村中苦难深重的一隅，具有强烈的控诉的意义。
　　“左联”成立，作者先后任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编辑部主任等职，在紧张的工作中继续从事写作。一九三年六月作通迅《一个伟大的印象》，记述了他同年五月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时的见闻；十月，作长诗《血在沸》（注：《前哨》第1卷第1期），纪念一位被反动派杀害的十六岁的少年先锋队队长。这些作品标志着作者生活道路和思想道路上重要的飞跃。在同时代的革命青年作家中，柔石在深刻理解和揭露中国社会的腐朽堕落，认真探索和实践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及对于艺术表现的重视等方面，都是有自己的显著特色和突出成就的。
　　胡也频（1903—1931）开始文艺活动在一九二四年，与人合编了北京《京报》附刊之一《民从文艺》，同时用胡崇轩署名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作品。此后数年内，创作量很大，写成《圣徒》（短篇集）、《也频诗选》、《三个不统一的人物》（短篇集）、《别人的幸福》（戏剧集）、《一幕悲剧的写实》（中篇）等十多个集子。较早作品涉及题材很广，从生活见闻中信手拈来，以后则较集中于对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生活的刻划。文笔流畅明快，间或流露着幽默和讽刺。这些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还嫌不够，政治意识也不明显。一九二九年作长篇小说《到莫斯科去》，一九三年作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和发展。
　　一九二八年春，胡也频到了上海，他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并明确地以文学为革命服务。在《到莫斯科去》的序文中，他强调创作应“抓住这斗争底时代的现实”，强调新文学的作者应跨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圈子，“深入于无产阶级的社会而经历他们的生活和体验他们的意识”，这些认识和主张显然有助于他的创作，《到莫斯科去》正是“这种主张的实践”。作品描写一个“新女性”素裳，厌恶金马玉堂的资产阶级生活，追求有意义的人生，但对当时各种不同的思潮感到惶惑。共产党员施洵白的出现，使她在迷途中找到了指南，坚定了革命的信念，两人产生感情，并决定一同到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