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

品着重地表现出这支游击队在血泊中成长的生动历程，揭示出不前进即死亡、不斗争即毁灭的主题。小说在有关学生出身的肖明和安娜，尤其是两人的爱情纠葛的刻划中，对于他们身上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虽然也有所批判，更多的却是同情，不免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但就整个情节来说，“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的形势下，小说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萧军除短篇集《羊》、《江上》外，还写有长篇《第三代》（后改名《过去的年代》），反映辛亥革命后东北人民的斗争，生活气息浓重，艺术上也更见成熟。
　　当《八月的乡村》出版时，鲁迅就指出：“这书当然不容于‘满洲帝国’，但我看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这事情很快的就会得到实证。”（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事实果然不出鲁迅之所料，除了反动报刊上所谓作者是“从苏联回来，为‘共产党’的走卒”的喧器外，混入“左联”的张春桥化名狄克，也攻讦小说“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载1936年3月15日《大晚报》副刊）。鲁迅立即撰文，斥责这是“实际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其实是在向敌人”献媚或替‘他们’缴械“（注：《且介亭杂文末编·三月的租界》），卫护了这部作品，也揭露了张春桥隐藏在”左翼“名义下的真实面目。
　　萧红（1911—1942）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也出版于一九三五年。这本作品真切地反映了东北人民沦陷前后的生活，正象鲁迅在序文中所说的，它是“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一幅“力透纸背”的图画。小说的前十章描写沦陷以前的东北：在哈尔滨附近的广大农村里，“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农民们把耕田的老马送进屠场换来两块纸币，随即全被地主夺走；人民试图用自己的力量惩罚那些吸血的剥削者们，但得来的却是监牢和更沉重的灾难；年轻的一代牢牢记住亲人惨死的仇恨，随时准备索还血债；疾疫伴随饥饿夺去人们的生命，威胁着每一个活着的人。自第十一章以下，描写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广大人民的苦难和斗争。他们“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在斗争失败后，他们认识到只有再组织起来去当革命军，才是正确的道路。于是辞别残破的家乡，走向更艰苦、更漫长的路程。作品没有一条贯串全局的故事线索，它只是许多生活画的连续。因为作者观察的深入和笔致的细腻，在明丽的画幅中含蕴着感人的力量。在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因此忽视阶级矛盾，从而真实地写出了东北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深重灾难。这是小说的可贵之处，也是它胜过同一时期不少同类作品之所在。继《生死场》之后，萧红还写有《旷野的呼喊》、《手》、《小城三月》（短篇）、《马伯乐》（中篇）和《呼兰河传》（长篇）等作品。其中如《手》通过一个染匠的女儿在学校里因为一双黑手受到歧视的故事，有力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作品构思既巧，描写亦复深婉动人。写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呼兰河传》，在过去生活的回忆里表现了作者对于旧世界的愤怒，但也流露出由于个人生活天地狭小而产生的孤寂的情怀。萧红还有以“悄吟”的笔名发表的散文集《商市街》和《桥》，内中也不乏优美之作。
　　端木蕻良，在这个时期里写有短篇集《憎恨》。正如书名所显示的那样，作者在其中怀着强烈的憎恨心情描写了东北人民在敌人铁蹄下的悲惨的生活。集首《鸷鹭湖的忧郁》一篇，表现手法简练而含蓄，是东北农村生活的一幅凄厉郁怒的画图。舒群的短篇《没有祖国的孩子》，背景同样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威胁下的东北，主人公却是失去了祖国的朝鲜孩子。小说通过中、朝、苏三国少年的真挚友谊，表现出对于侵略者同仇敌忾的激愤。此外，他还写有中篇《老兵》等作品。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大家所熟知的青年小说作家还有葛琴、草明、欧阳山（罗西）、荒煤、奚如等。这些青年作家当时都是在“左联”领导和影响下进行创作的。他们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以及后来的发展并不一致；但总的说来，从叶紫到“东北作家群”诸作家的作品，无论题材的开阔、思想的健康和表现技巧的熟练，较之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有了显著的进步。特别是在正面地、大规模地描绘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写出人民群众的觉醒和力量，揭示革命的胜利前景等方面，都在创作实践中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第三节：中国诗歌会诸诗人和臧克家等的创作
　　三十年代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和风起云涌的救亡活动，为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源泉；蓬勃开展的左翼文艺运动，又为诗歌创作指出了较为明确的方向。革命现实主义诗歌在本时期获得较大的发展（注：从1928年提倡无产阶级文学时起，不少左翼作家受国外文艺思潮和1926年以来某些理论的影响，把浪漫主义笼统地看作唯心的没落阶级的创作方法（可参阅《太阳月刊》1928年7月号《到新写实主义之路》，《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冷静的头脑》，《文化批判》第1期《科学的社会观》诸文），这曾使郭沫若这样的诗人不敢承认自己是浪漫主义者，也成为“左联”时期诗歌趋向革命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到1934年秋，将革命浪漫主义作为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被介绍到中国以后，情况才逐渐有所变化）。中国诗歌会的出现，便鲜明地体现了这一趋向。
　　中国诗歌会成立于一九三二年九月，它是“左联”领导的一个群众性诗歌团体，发起人有穆木天、杨骚、任钧（森堡）、蒲风等。他们在《缘起》中说：“在次殖民地的中国，一切都浴在急雨狂风里，许许多多的诗歌的材料，正赖我们去摄取，去表现。但是，中国的诗坛还是这么的沉寂；一般人在闹着洋化，一般人又还只是沉醉在风花雪月里。”中国诗歌会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廓清新月派、现代派在诗坛造成的某些迷雾，推进和发展革命的诗歌运动。一九三三年二月，中国诗歌会创办机关刊物《新诗歌》旬刊（后改半月刊、月刊）。《新诗歌》的《发刊诗》表达了中国诗歌会诗人的共同创作主张：
　　我们不凭吊历史的残骸，
　　因为那已成为过去。
　　我们要捉住现实，
　　歌唱新世纪的意识
　　……
　　压迫剥削，帝国主义的屠杀，
　　反帝，抗日，那一切民众的高涨的情绪，
　　我们要歌唱这种矛盾和它的意义，
　　从这种矛盾中去创造伟大的世纪。
　　我们要用俗言俚语，
　　把这种矛盾写成民谣小调鼓词儿歌。
　　我们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
　　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中的一个。
　　中国诗歌会主张“捉住现实”，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由郭沫若、蒋光赤、殷夫所代表的新诗的战斗传统，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更具体地说，就是要反蒋抗日；提倡“大众歌调”，就是要创作大众化的诗歌，使诗歌普及到群众当中去。中国诗歌会成立后，不仅注意诗歌创作，而且注意理论研究。他们探索诗歌大众化的途径，出版“歌谣专号”、“创作专号”加以实践，希望“借着普遍的歌、谣、时调诸类的形态，接受它们普及、通俗、郎读、讽诵的长处，引渡到未来的诗歌。”（注：《我们的话》，载《新诗歌》第2卷第1期）鲁迅关心和支持他们的工作。他那封讨论新诗形式的信（注：《致窦隐夫（1934年11月1日）》），就是回复他们的提问，并且发表在《新诗歌》二卷四期上的。中国诗歌会除上海总会外，还在北平、广州、青岛、厦门以及日本的东京等地设有分会，这些分会大多办有刊物或在报纸上出副刊。到一九三五年冬，当“国防诗歌”被当做“国防文学”的一部门提出来的时候，中国诗歌会的同人们就热情投身到这一救亡运动中去，并在稍后出版了“国防诗歌丛书”。中国诗歌会对我国革命诗歌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蒲风（1911—1942）是中国诗歌会中最热心、最活跃的诗人，写有诗集《茫茫夜》、《生活》、《钢铁的歌唱》、《摇篮歌》、《抗战三部曲》、《黑陋的角落里》以及长诗《六月流火》、《可怜虫》等。蒲风积极实践中国诗歌会的创作主张，他的诗作紧紧抓住现实生活中两类迫切的主题：农村从苦难到觉醒的革命变革，人民争抗日以图存的强烈要求。在诗歌大众化方面，蒲风从理论到实践都进行了探索。他的作品，虽然艺术上缺少锤炼，大多思想健康，感情充沛，诗风朴实，语言通俗，在摧毁旧世界、迎来新社会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蒲风的第一部诗集《茫茫夜》，着重反映现实生活中光明与黑暗的搏斗，描绘了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的痛苦和他们的反抗斗争，有的作品（如《咆哮》等）还进一步刻画出变革后的新农村“赤帜浴在日光里”的一派“蓬勃生气”。《茫茫夜》一篇以母亲和儿子对话的形式，表现了农村中年轻一代的觉醒。在一个风狂雨暴的黑夜里，贫苦的老母亲深切地怀念着失踪的儿子。她不了解儿子何以别母离妻远走高飞，盼望儿子早日归来，但她在狂风里，隐隐约约听到了风在回答：
　　“为着我们大众我离开了家，
　　为着我们的工作离开了你和她！
　　母亲，母亲，别牵挂！“
　　儿子青是个觉悟的革命者，他离家参加了“穷人军”，为了大众的解放而进行着斗争。诗集《茫茫夜》中不少作品都在正确地显示：有了千百万人的觉醒，就有了改天换地的力量，就能在“黑暗中诞生光明”。
　　长篇叙事诗《六月流火》，通过农民反对修筑公路的斗争，比较真切地反映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围剿和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的深入。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进攻革命根据地，侵占农民的土地修筑公路。王家庄上爆发了“我们爱护土地”、“我们不能白白饿死”、“我们要打破一切身上的铁锁”的愤怒呼声。他们
　　象决堤的黄河水，
　　谁有力量去拦堵？
　　象海洋的浪
　　澎湃汹涌着的是我们的队伍。
　　虽然后来大批白匪军来了，在王家庄进行了血腥的屠杀，但是农民在工农红军支援下终于赶走了敌人，革命烈火向更广大的地域蔓延开来。长诗写的是一个村庄的事，却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星火燎原的时代风貌。诗人为了实践诗歌大众化，努力引用口语入诗。在奔放的气势中洋溢着充沛的革命热情。该诗虽然艺术上比较粗糙，表现农民落后面也嫌过多，但在当时的诗坛上仍不失为一部较好的作品。
　　适应民族解放斗争的需要，蒲风还努力提倡“国防诗歌”，为了多出宣传抗日的作品，在他领导下，中国诗歌会倡导过新诗歌的“斯达哈诺夫运动”。诗集《钢铁的歌唱》，愤怒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的罪行，热情地呼唤人民团结战斗，打败日本侵略者。其中的《优良的射击手》、《我迎着狂风和暴雨》、《第一颗子弹》等诗篇，刚健有力。但这个运动也促成了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的产生。一九四二年，蒲风病殁于皖南抗日前线。
　　中国诗歌会上海总会的成员，除蒲风之外，尚有穆木天、杨骚、任钧、柳倩等。杨骚的《记忆之都》、《受难者的短曲》、《春的感伤》等诗集，大多借爱情题材抒发对于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于光明未来的追求。长篇叙事诗《乡曲》，描写了在地主、兵匪、捐税、灾荒等天灾人祸煎熬下农民的痛苦不堪的生活，表现了他们要“打碎这乌黑的天地”的愿望和信心。杨骚的诗歌虽有旧诗词的痕迹，但笔调清新，具有浪漫主义气息。任钧写有诗集《战歌》、《冷热集》。“我要唱出漆黑的暗夜，和那暗夜中透露的曙光”，“祖国，我要永远为你歌唱”这两句诗，道出了他诗歌的战斗倾向。目睹过东北农村之破产、又经历着“九一八”故土沦亡之恨的穆木天，写有《流亡者之歌》等诗集，充满了“唱哀歌以吊故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