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四旧”的文化与政治
打人，９月２７日至２８日他们将本校学生王光华抓到“劳改所”毒打致死；１０
月初又残酷折磨本校职工徐霈田致死。两起命案的主要责任人都是西纠队员。直到
１１月１９日和２１日，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等人直接到现场过问，北京六中红卫
兵的劳改所才得以解散。为了对抗人们对红卫兵暴力的指责，西纠在发出反对武斗
的通令之后不久，又发布通令声称：“我们要严厉警告那些妄图反攻倒算，变天复
辟的混蛋们：以前，我们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出于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抄了你
们的家，打了你们的人，给你们戴了高帽子，牵你们去游街示众，赶你们回原籍劳
动改造。我们认为：抄了就抄了，打了就打了，戴了就戴了，赶了就赶了，没有什
么了不起的！你们想利用群众运动中的一些缺点，猖狂反扑，进行阶级报复。告诉
你们，这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们每一个纠察队员完全有权力、有义
务协助革命群众，坚决镇压一切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６４〕”清华附中红卫兵
８月２７日发表《红卫兵战校（前清华附中）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提
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打人“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他们（指斗争对象—
—引者注）的灵魂”。但是，就在这个传单发表的前一天，清华附中红卫兵还在本
校召开的斗争会上疯狂打人〔６５〕。
中共中央当时的政策是引导红卫兵用文斗，不用武斗，但是不能打击红卫兵和
革命群众，不准对打人的红卫兵实行法律制裁。公安部长谢富治８月下旬在北京市
公安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
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８月下旬他在甘肃、陕西、湖北省和北京市公安局负
责人座谈会上插话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
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
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６６〕”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不是谢富治
个人的意见，而是中共中央的政策〔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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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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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楼
“破四旧”的文化与政治
四，破四旧并非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方向
红卫兵破四旧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声势，动员了成千上万的青少年，波及到社会
的各个角落，触及到广泛的社会阶层，但是事态的发展逐渐显露出破四旧运动隐蔽
的问题——它偏离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方向。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方向是什么？这个问题在运动最初的两个月内并不清晰
。中共中央５月１６日《通知》对此只作了原则的阐述。７月下旬以前，主持中央
工作并领导运动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运动主要限于文化教育界；领导群众运动的
是党委或者工作组。因此人们多不清楚：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文化教育界的革命，还
是以党内斗争为中心的全面的政治革命？主要的斗争或者审查对象是文化教育界的
领导人、知识分子，一般党员、基层干部，还是党内各级直至中央的领导人、当权
派？运动由党的各级组织领导，还是脱离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体系，在中央领导下
，放手让群众自己去进行？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
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中共高层领导开始明白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的政治意图。８月８日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十六条”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运动如何领导，如何推进仍然不甚明了。大部分领
导人对运动很不理解。
８月１日毛泽东给与工作组发生冲突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对他们表示热烈
的支持，其意图应当是鼓励青年学生与工作组斗争，突破党的组织体制的限制开展
运动。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与百万群众见面，接见红卫兵，同时新闻媒介披露了
中央领导人事的变动，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党的第二位领导人，刘少奇的地位下降
。就在运动的主要目标逐渐揭示出来的时候，８月２０日红卫兵开始了破四旧的行
动，并且迅速抢占了群众运动的风头，盖过了同一时期各地学生批判工作组、冲击
党政领导机关的活动。
破四旧运动所以得到迅猛发展，除了红卫兵自身的原因之外，从中央到地方许
多领导者的支持起了关键的作用。综观中央的基本政策，第一是支持红卫兵和群众
的破四旧运动，第二是要求注意执行党的政策。在官方的传媒和公开的报道中，偏
重对红卫兵的赞扬和支持，而不见诸报端的中央领导对红卫兵的讲话，则偏重讲问
题，讲政策，纠正偏差。在这样原则下，领导层的态度有微妙的差别。林彪的讲话
偏重赞扬红卫兵的破四旧。他在８月３１天安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高度赞扬红卫
兵的破四旧，当时也针对暴力的泛滥，指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
。”周恩来则偏重讲政策，同时也支持红卫兵的行动。周恩来在群众大会和接见红
卫兵的场合反复讲党的政策，纠正运动中的极端行为，对制止和减轻红卫兵暴力，
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他的基本前提仍是肯定而不是否定破四旧。中央领导人
讲话的这种差别，合乎情理地被普遍理解为宣传中央精神的一种分工配合，而不是
矛盾或者对立。公安部长谢富治曾经在公安系统内部讲话，要求民警支持红卫兵。
他的讲话束缚了公安部门的手脚，助长了红卫兵的违法行为，作用恶劣，但是这也
是贯彻当时的中央政策，并非另搞一套。
对红卫兵破四旧运动起突出作用的是中央的新闻媒体。从现有资料看，首先热
烈报道、支持破四旧活动，并且把它推向全国的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
》杂志等中央的传媒。８月２０日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行动，２２日新华社即予以报
道，以后连续几天《人民日报》等报刊都做了大版面的赞赏性的介绍和评论。接着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机关报纷纷跟进，发表赞赏性的社论、报道，英雄模范、先
进人物也争相在报刊亮相，表示支持。有组织的宣传声势一如批判“右派”、批判
“三家村”等党委领导的群众运动。但是红卫兵的破四旧与以往的群众运动不同，
它不受基层党团组织的指挥，因而吹捧容易，管束难，恶性事件层出不穷。
现在还不清楚支持破四旧的具体决策过程。只知道当时一切重大的决策必须经
过毛泽东的同意，而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周恩来，负责宣传工作的是陶铸，
《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是陈伯达。
地方和基层党委的基本态度是支持破四旧，虽然对红卫兵破四旧中公然违背政
策的暴力行为存在疑虑，但是仍然视其为革命小将的过火行为，如同对待土地改革
运动中贫苦农民对地主的暴力行为一样。其重要原因是：首先，破四旧所打击的是
共产党革命中传统意义的阶级敌人。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资本家、学术权威，大
多要么是过去的斗争对象，要么是改造对象，对这些人的打击无非是把已经打倒的
人再打倒一遍，把已经批判的人再批判一遍，即使政策上有过头，有扩大化，政治
方向上也没有问题。
其次，参加红卫兵的学生是一向被认为政治可靠的“红五类”子女，其中的核
心往往是领导干部自己的子女。领导干部对这些青少年是信任的，认为即使出现偏
差也不难纠正，并且作为群众运动核心的干部子女红卫兵也明确地反对破四旧波及
领导干部。例如，在北京红卫兵中具有很高权威，由高级干部子女出任头头，并且
得到国务院领导人支持的“西纠”，就多次明令：“一切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拦截首
长汽车，不得搜查首长宿舍。”“绝不允许任何人无理勒令革命老首长搬家，辞退
保姆，交出电视、沙发、汽车等，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阶级报复，坚决反对绝对
平均主义。〔６８〕” ８月３０日，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和北京化工学院红卫
兵针对运动波及领导干部的事态，发布《告工农革干子弟书》，呼吁：“工农革干
子弟：赶快行动起来，保卫我们的革命前辈！”
再次，当时很多领导人面临压力，处境被动。中央和基层都有人指责他们压制
群众，他们不愿冒政治风险，为保护那些政治有问题的人，去开罪红卫兵，而宁愿
表态拥护破四旧。“宁左勿右”被许多人当作行之有效的“护身符”。按照常规，
中央传媒代表了中央的态度，紧跟中央传媒就不会犯错误。真正令他们反感和恼怒
的，不是在社会上抄家打人的红卫兵，而是揪住工作组和当权派不放的造反学生。
破四旧的基本政治方向对领导干部当权派无害，能够被他们接受甚至接过来予以利
用。然而，问题就出在这个政治“大方向”上。
与领导层对破四旧的普遍态度不同，文化大革命的决策核心恰恰不满意它的政
治方向。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红卫兵破四旧活动态度低调，这与很
多人的想象相反，但确是笔者接触的资料所显示的事实。在破四旧的高潮时期，江
青对红卫兵讲话不多，８月２７日她只笼统地说：“最近你们干了很多好事，干得
好！”接着谈到红卫兵要协助解放军保卫机要部门〔６９〕。王力和关锋９月３日
接见山东红卫兵时讲强调不要打人〔７０〕。关锋、戚本禹８月２６日给江青一份
报告，其中谈到，当前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但也有一些缺点，产生了一些副作用
。例如捉人、打人的现象很多，特别是捉了、打了一些好人和中间群众；抄家的范
围宽了一些；对群众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干预得多了一点。这里谈到的缺点，基本是
破四旧中的问题。报告特别提出了另一方面的问题：个别人利用某些学校的红卫兵
对抗“十六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