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中国通史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
证,这里所说的“农民”是指那些没有特权身份的“庶民”,即包括自耕农、富农和庶民类型的经营地主①。所以,这个条例的重要意义,是它开始提出按劳动性质量刑,在劳动者中,区分“服役之人”和“耕作之人”,区分服役性雇工和生产性雇工,服役性雇工干犯雇主照“雇工人”定拟,生产性雇工干犯雇主应同凡论。另外,还提出按雇主出身定罪,在剥削者中,区分官僚、缙绅地主和庶民地主,它竭力保存封建官僚和缙绅地主的特权,禁锢受他们奴役的“典当家人”、“隶身长随”等的身份地位。认为“有主仆名分”的雇工,尽管雇期不足一年,侵犯雇主,就是干犯“家长”,就要剥夺他“凡人”的法律地位,按“雇工人”治罪。
在对上述条例的执行过程中,许多地方判案往往只依“‘议有年限’一语为断,而不问有无主仆名分,俱以雇工'人'论”。因此,乾隆五十一年(1786)四月,刑部尚书喀宁阿等上折要求修改乾隆三十二年条例。经刑部① 《大清律例集注》卷22《斗殴·奴婢殴家长》律后。
① 李文治:《论中国地主经济制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见《中国社会科学》1981 年第一期。讨论,很快得到乾隆皇帝批准,公布施行,乾隆五十三年正式刊入新纂修的《大清律例》,代替了乾隆二十四年和三十二年的两个旧条例。
乾隆五十三年的这个条例,是一个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新条例。这个新条例的全文是:凡官民之家,除“典当家人”、“隶身长随”仍照例治罪外,如系车夫、厨役、水火夫、轿夫及一切打杂受雇服役人等,平日起居不敢与共,饮食不敢与同,并不敢尔我相称,素有“主仆名分”者,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俱以“雇工'人'”论。若农民佃户雇倩耕种工作之人,并店铺小郎之类,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素无“主仆名分”者,亦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俱以“凡人”科断。①大清律在这里把雇主区分为“官民之家”和“农民佃户”,把基层劳动群众区分为“雇工人”与“凡人”两类,并对两类犯案的量刑有着明显的差等。区分雇工人与凡人的标准,不再用是否立有文契和议有年限,而是一看雇主是“官民之家”还是“农民佃户”,二看主雇之间有无“主仆名分”,是否“平等相称”,三看雇工是“受雇服役”之人,还是“雇倩耕种工作”之人。其中,主要的是看雇工对雇主有无主仆名分。
与乾隆三十二年相比,这次修订,把三十二年条例中所提“若只是农民雇倩亲族耕作'之人'”,改成了“若农民佃户雇倩耕作之人”,把“农民”改作“农民佃户”,把“雇倩亲族”取消了“亲族”二字,是很有意义的。这就是说,雇主不但指“农民”,还指有“佃户”,雇工不但限于“亲族”,而所指更为广泛了。
从此之后,雇佣关系中的农业长工和农业短工,他们在法律上的社会地位,与没有“主仆名分”的雇主已经处于平等地位,如有干犯,不再属于“雇工人”的范围。
农业雇工明末清初农业生产领域中发展起来的雇佣经济,至雍正时候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雇佣关系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内容,在历史文献中,特别是地方府志、县志中都出现了关于农业雇工的记载。
江苏省苏州府属。据康熙《苏州府志》载:“吴农治田力穑,夫耕妇馌,犹不暇给,雇倩单丁以襄其事,以岁计曰长工,以月计曰忙工。”乾隆《震泽县志》亦载:“无产者赴逐雇倩,抑心殚力,计岁而受值者曰长工,计时而受值者曰短工。又有佃人之田以耕而还其租者曰租户,少隙则又计日受值为人佣作曰忙工。”
松江府属。据《松江府风俗考》载:“农无田者,为人佣工曰长工,农① 《大清律例》卷28。
月暂佣者曰忙工,田多而人少者倩人为助己而还之曰伴工。”①浙江省嘉兴府属,据康熙《嘉兴府志》载:“自(阴历)四月至七月皆为忙月,富家倩佣耕,曰长工,曰短工,佃家通力耦犁曰伴工。”康熙《嘉善县志》亦载:“无产者受雇倩。。计岁受直(值)曰长工,计时者曰短工,闲时曰闲工,忙时曰忙工。”康熙《乌青文献》记载:“(阴历)四月望至七月谓之忙月,农家倩佣耕,或长工、或短工。佃家通力耦犁曰伴工。”湖州府属,据乾隆《湖州府志》载:“无产者雇倩受值,抑心殚力,谓之长工;夏秋农忙短假应事者,谓之忙工。”乾隆《乌程县志》载:“防水旱不时,车戽不暇,心予雇月工,名唤短工、或伴工。”
山东省登州府属。据《登州府·风俗考》载:“农无田者为人佣作曰长工,农日暂佣者曰忙工,田多人少倩人助己曰伴工。”②山西省寿阳县,农民“受雇耕田者谓之长工,计日佣者谓之短工”③。
贵州省据道光《思南府志》载:“无常职闲民,出力为人代耕,收其雇值,有岁雇,有月雇,历年久者谓之长年。”
这些记载,反映了从商品经济发展的江浙地区,到边远的贵州地区,从江南到江北,雇佣长短工进行农业生产,已经成为社会中的常见现象。
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生产的季节性很强,作物在耕、种、收时,劳动集中,需用大量人手。作物的生长和气候时令密切相关,生产周期较长,一年只有一至二次。生产的经常性工作需用长工,突击性工作需用短工。农业长工和农业短工都是农业雇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短工是临时性雇工的总名,大多数短工按日计算工值,农活完毕即行解雇。有的按月计算工值,称为“月工”。月工多在农忙季节受雇,所以又称为“忙工”。南方插秧割稻,北方收麦收秋,农事集中的季节,农业经营主一般都雇佣月工,月工一经雇佣,即使雨天不能耕作,雇主也要照付工资,工价比日工为低。
短工在雇佣时一般都没有雇佣手续,不订立契约。短工的机动性较大,是贫苦农民的一个重要谋生手段,今天在雇主家中劳动,明天可以在自己地里劳动。一般说来,短工的需要量较长工的需要量大,短工的人数较长工的人数多得多。
从性别看,在田野劳动的主要是男工,但南方有些地方也出现女短工。
广东惠阳、梅县等地,广西武鸣一带,秋收时工市上有男有女,甚至女短工比男短工还多。在浙江,采茶时也常雇佣妇女,妇女的工资一般较低。
短工市场的出现,是雇佣经济发展的反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农业短工的需求量大大增加了。许多较大的集镇上出现了短①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696。
②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278。
③ 祁隽藻:《马首农言·方言》。
工市场,作为日工出卖劳动力的交易场所。短工市在北方称人市、工市或工夫市,在广东称摆工、人行或卖人行,在云南称工场或站工场,等等。
短工市场较早出现在北方各省,以后全国各地逐渐普遍。较早记载短工市出现的文献,是康熙初年任山东青州海防道的周亮工所写《劝施农器牌》,其中说,“东省贫民,穷无事事,皆雇于人,代为耕作,名曰‘雇工子’又曰‘做活路’。每当日出,皆鹤立集场,有田者见之,即雇觅而去”①。康熙《黄册·招册》记载,康熙九年(1670),山西安邑运城雇工薛盛方在市上“无人觅工”,找不到雇主②。明末清初人张履祥记浙江嘉兴短工市场情况说,“主人握钱而呼于畔,奔走就役,十百为群”③。刑部档案有雍正元年(1723)广东新会县雇主何某“出墟雇工人江名显、张邦彦、关子旺、张翰艺”等“驾船去田割禾”④的记录。有雍正十三年(1735)河南柘城雇工秦克石“携锄赴市,候主雇觅”⑤的记录。此后,乾隆年间关于短工市的记载便更多了。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刑科题本》记录:乾隆元年,直隶大兴,雇工辛大“上街卖工夫”。
乾隆二年,广东钦州,雇工梁连贵“在峒利墟觅工”。
乾隆十三年,山西阳高,雇主张世良、梁祝“在街前觅人锄地”。
乾隆十六年五月,山西阳高,雇工滑大、董三成等“都在市上寻活做”。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四川营山县,雇工广云俸“兄弟四人在西桥场寻工”。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奉天开原清原屯,雇工徐秉忠,进城到“功夫市”
卖工夫。
乾隆五十五年四月,直隶昌平州,雇工刘四等七人在市“被雇锄地”。
乾隆五十六年六月,山东济宁州,雇主戴凤“赴街觅人工作”。
又据乾隆时修河南《林县志》卷五记载,林县有十一处“人市”。
上述事例说明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奉天和四川、广东等省,全国各地从北方到南方都出现了短工市场。而且随着雇佣关系的发展,短工市场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在河北昌黎县,短工市在乾隆年间只有大横河镇上一处,到光绪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安山、燕窝庄、泥井、留守营等多处了。章丘东矾硫村短工市由几十人发展到每天有二、三百人①。
有了短工市场,雇主可以在市场上找到他所需要的大量劳动力,雇工也可以在市场上找到他出卖劳动力的雇主。双方并不需要事先认识,也不需要① 李渔:《资治新书二集》卷八,第十六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康熙朝黄册·招册》2369。
③ 《杨园先生全集》卷七。
④ 刑部档案,雍正二年九月十七日广东巡抚阿尔松阿题本。
⑤ 刑部档案,乾隆元年九月十七日河南巡抚富顺题本。
① 景甦、罗仑合著:《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第55 页。
中保介绍,只须讨价还价,议定条件,就可成立交易。恰如(乾隆)《林县志》所说:“主者得工,雇者得值,习焉称便”。
短工市场的出现,使各地形成一个个区域性劳动力交易中心,把周围10—20 里内的剩余劳动力集中起来,作为商品频繁交换,它是生产力发展和雇佣关系变化的重要标志。
短工上市通常自带锄镰等小农具,大型农具由雇主自备。上市请短工的雇主,经营地主之家常常由长工头(大伙计或作活计)去短工市领工,雇主距短工市一般不超过五里。大伙计与雇工当面议定工价,忙时工价比平时工价常贵二、三倍。短工遇雨,不能进行田野生产停止工作时,称“打半工”,工价照半数支付,午后已工作一、二小时,即按全日领取工价,有的地方干活按五派计价,早晨一派、午前二派、午后二派。短工一般只管作农田工作,雇主家中杂事如喂牲畜、挑水、担土等等全由所雇长工担任。短工与雇主并不发生人身依附关系。当天工价当天领取,次日是否工作,短工自己有抉择的自由。
短工工资,除雇主管饭外,其余多用货币支付,个别情况下用粮食作价支付。工资水平常随农活急缓浮动。从已见现存《刑科题本》各省县七十一起案件材料统计,清前期各地农业短工的日工资,就其平均数说,除东北的奉天、热河地区,以及广东安徽地区以外,其他各省最高为八十文,最低为二十文,从雍正十三年(1735)至道光七年(1827)九十多年没有多少变化。就全国来说,工资价格大体趋向平衡,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反映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缓慢,生产效率较低。
农业长工,南方各地称为“常佣”或“年工”,北方各地俗称“伙计”、“做活的”或“觅汉”。工期一般按年计算,上下工时间各地习惯不同,山东、河北一带以每年农历十月初一日或腊月(十二月)初八日为上下工的时间,山东还有的地方以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日上工,十月初一日下工。浙江以农历年除夕为上下工时间,鄞县一带工期以半年计算,雇佣半年者以“立秋”日作为年中上下工的时间。
长工上工后,全年除自农历小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元宵节(正月十五日)农闲时间,可以与雇主商议回到自己家中外,一般都常年住在雇主家里,全年参加劳动,没有其他假日。
雍正以前,长工与雇主构成雇佣关系上工时,一般都立有文券,议定年限和有无主仆名分,经人介绍或找中保人。以后,雇佣关系日渐普遍,雇佣手续日趋简化,往往只凭介绍人口头约定上下工时间,议定工价,不再立有文券。凡立有文券一般都确定有主仆名分。
清前期农业长工工资,一般都包括管饭和工价两个部分。雇主供应长工膳宿,管饭是工价的组成部分,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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