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

关系。他详细论证了君的最早出现与举、废，悉听民意，并非君权神授。在君主专制的淫威笼罩一切的时代，谭嗣同敢于否定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剥落罩在君主脑门上的神光圣圈，无疑有进步历史意义。
　　对于维护封建专制的纲常名教，谭嗣同的批判尤为深刻有力。他说：“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又说：“君臣之祸极，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此皆三纲之名之为害也”，“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倡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惨祸烈毒的纲常名教，不但压制了人们的自由言论，也禁锢窒息了人们的思想心灵。
　　在批判揭露封建专制与纲常名教的基础上，谭嗣同大声疾呼：要冲决封建君主之网罗，冲决封建伦常之网罗，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俗学若考据、词章之网罗，冲决天命之网罗，总之，网罗重重，都要速其冲决。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冲破封建专制制度及其在各方面的束缚。因此，谭嗣同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誉为“冲决网罗”的反封建斗士。
　　谭嗣同作为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思想上的代表，自然要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争权力。他从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中得出结论：“中国所以不可为者，由上权太重，民权尽失”；主张“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他称赞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学说，认为“法人之学问，冠绝地球，故能倡民主之义”。
　　谭嗣同还赞美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认为机器、轮船、铁路、电线、矿山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与封建主义落后的生产技术和工具相比，“一世所成就，可胜数十世”。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谭嗣同建议“尽开所有之矿以裕富强之民”，广开财源，奋兴商务。这些思想主张，都是想要以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代替落后的封建主义的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
　　谭嗣同还把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直接与反清革命结合起来。他指出“《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他还指名道姓地揭露乾隆帝，“观《南巡录》所载淫掠无赖，与隋煬、明武不少异”。他甚至痛骂整个满族贵族为“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反之，对于奋起反抗的太平天国革命，深表赞扬和同情，他说：“洪杨之徒，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并驳斥封建统治者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诬蔑和诽谤，根据调查的事实说：“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不料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①从谭嗣同对太平天国与湘军泾渭分明的不同评价，他对奋起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太平天国以同情赞扬；而对于死心塌地的效忠于清朝封建统治的湘军进行公开的鞭笞和揭露，再联系到他曾表示：“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表明他已萌生推翻清朝统治的民主革命思想。谭嗣同还曾热烈赞扬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遍地球，以洩万民之恨”，洋溢着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向往。这些都表明，谭嗣同正在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转化。梁启超曾评论谭嗣同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①然而，具有反清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谭嗣同，在政治实践上却参加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倡导的变法改良活动，并在变法过程中殉难。这种矛盾现象，正是谭嗣同思想矛盾的反映。谭嗣同毕竟是个由改良派向革命派过渡的人物。他的思想中，充满了革命与改良、激进与缓变的矛盾。这些都反映了谭嗣同及其所代表的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性和软弱性，正是这种矛盾性、软弱性的一面，造成了谭嗣同的历史悲剧。
　　谭嗣同固然在戊戌政变中殉难，但我们却不能像康、梁那样把他的死简单地视之为是为“酬圣主”而殉节。从谭嗣同一贯的思想与行动看，他的死既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绝不只是为“酬圣主”而殉节。他的死既体现了他思想上的激进色彩，也是他那勇于献身思想的升华。
　　①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37　页。以下引自《仁学》者一般不另注，均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89—374　页。
　　①　《上欧阳中鹄书（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66　页。第三节复杂多变的哲学思想谭嗣同既是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又是长于思辨的哲学家。《仁学》是谭嗣同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他本人在叙述其思想渊源时说：“凡为仁学者，于佛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②这里开列的书目和人物，既有属于唯物主义，也有属于唯心主义；既有自然科学，也有宗教神学；既有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也有中国传统的思想。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中，有民主性的精华，也有封建性的糟粕，将彼此对立的思想熔于一炉，势必使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带有矛盾、复杂的特征。
　　谭嗣同哲学思想的矛盾性、复杂性，表现在哲学体系的各个方面。他所运用的哲学概念，既有中国哲学特有的传统概念如“仁”、“性”、“理”、“气”、“道”、“器”等，又有佛学的“唯识”、“法界”、“性海”，还有西方传来的“以太”、“原质”，乃至他个人造出来的“心力”等等。他在运用这些概念时，有时有明确的质的规定性，有时却又含糊不清。即以其两个主要概念“以太”和“仁”为例：“以太”一般说来基本上是一个物质性的概念，是一种微粒子性的东西，如说：“剖其质点一小分，以至于无，察其为何物所凝结，曰惟‘以太’”；“更小之又小以至于无，其中莫不有微生物，浮寄于空气之中，曰惟‘以太’”①。谭嗣同还说：“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至精微，无所不胶粘、不贯洽、不埂纾渎晃镅桑坎坏枚坏枚诒遣坏枚粑叮抟悦弧蕴！！７ń缬墒巧榭沼墒橇ⅲ谏墒浅觥！雹僬饫锼驳摹耙蕴毕匀皇且桓鑫镏市缘母拍睿沂峭蚴峦蛭锏谋驹础５诹硗獾那榭鱿拢从炙担骸耙蕴玻缫玻智持咭玻杵涿灾市牧Α雹冢簧踔了担骸耙蕴撸辔ㄊ吨喾郑轿抟蕴梢病！雹壅饫铮耙蕴庇治裥缘摹靶牧Α彼娑ㄋ洌还切牧Φ幕孟牒图俳瓒眩蛘呤怯靡宰魑⑹头鸾痰拇致ぞ撸强捎锌晌薜亩鳌Ｏ匀唬耙蕴庇殖晌竦拇邮羝贰！叭省币彩翘匪猛苎枷胫械囊桓鲋匾拍睿颜飧鲋泄糯苎е械穆桌硌Х冻耄橄筇嵘凸凼澜绲墓媛伞９赜凇叭省焙汀耙蕴钡墓叵担ǔＧ榭鱿拢匪猛驳煤苊魅罚骸胺蛉剩蕴谩保捌湎杂谟靡玻孜街省保胺鹞街院！保耙街榛辍雹堋＞褪撬滴镏市缘摹耙蕴笔枪媛尚缘摹叭省钡奶澹叭省痹蚴恰耙蕴钡挠茫耙蕴笔潜驹吹模谝恍缘模叭省痹蚴桥缮模诙缘摹！叭省焙汀耙蕴钡墓叵担嗨朴谥泄糯苎е小暗馈焙汀捌鳌钡墓叵担獾比皇俏ㄎ镏饕宓蘑凇×浩舫骸肚逡楸ǖ谝话俨嶙４遣⒙郾ü葜鹑渭氨竟葜罚兑液霞肺募?4　页。①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93　页。
　　①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94、295、293—294　页。②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94、295、293—294　页。③　同上书，第291　页。
　　④　同上书，第331　页。
　　观点。但是，有时谭嗣同却又把“仁”抬到“以太”之上，认为“仁”比“以太”更为根本，“仁”是本源，是第一性的，“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⑤，“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①，又表现了唯心主义的观点。在认识论上，谭嗣同的思想也表现出尖锐的矛盾，他一方面认为“耳目之所构接，口鼻之所接受，手足之所持循，无往而非实者”②，认为感观认识的对象，都是客观实在。他还看到人的认识的相对性和客观真理的不可穷尽，强调“学当以格致为真际”，这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观点。但他却由强调认识的相对性，怀疑以致否认感性认识，认为“仅凭我所有之五（指五种感观），以妄度无量无边，而臆断其有无，奚可者”③，况且“眼有帘焉，形入而绘其影，由帘达脑而觉为见，则见者见眼帘之影耳，其真形实万古不能见也”④。他看到感观认识的局限，走向否认感观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可靠性、可能性，并进而陷入神秘主义，提出：“不以眼见，不以耳闻，不以鼻嗅，不以舌尝，不以身触，乃至不以心思，转业识而成智慧，然后‘一多相容’、‘三世一时’之真理乃日见乎前。”⑤竟连理性认识也否认了，企图以神秘的“智慧”，在冥蒙中达到对真理的“顿悟”，陷入了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泥坑。在谭嗣同哲学体系中也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承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天阳也，未尝无阴；地阴也，未尝无阳。阳阴一气也，天地可离而二乎？”⑥。他还认为事物都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体貌颜色，日日代变，晨起而观，人无一日同也。。。则日日生者，实日日死也。天曰生生，性曰存存。继继承承，运以不停”①，又说：“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所谓新理、新事必更有新于此者。”②谭嗣同还认识到事物的发展变化是通过对立面的矛盾斗争向前推进的，他说：“有好恶，于是有攻取；有攻取，于是有异同；有异同，于是有分合，有生克”③。他还认为大、小；长、短；多、寡；生、死；真、幻；彼、此；庸、奇等矛盾对立的方面，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但是，他不承认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夸大了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否认了质的相对稳定性，不承认相对之中有绝对，如说：“何幻非真？何真非幻？”“何奇非庸？何庸非奇？”“无彼复无此？此即彼，彼即此焉”；又说：“何以有大？比例于我小而得之；何以有小？比例于我大而得之。然则但有我见，世间果无大小矣！多寡长短久暂，亦复如是。”④这就又走向了形而上学的相对主义诡辩论。梁启超曾评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⑤　同上书，第293　页。
　　①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92、291　页。
　　②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92、291　页。
　　③　转引自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4　册，第248　页。
　　④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17　页。
　　⑤　同上书，第317、318　页。
　　⑥　同上书，第317、318　页。
　　①　《石菊影庐笔识·思篇（七）》，《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125　页。②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15　页。
　　③　《〈湘报〉后序（上）》（增订本）下册，《谭嗣同全集》，第417　页。④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10　页。
　　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⑤虽然，谭嗣同的哲学思想，从思想来源，到哲学概念的运用，以及其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无不充满矛盾，但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学问饥荒”的时代，他的思想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激励作用。有的早期民主革命者在回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时就说：“我们在最初，都是看了《仁学》一类的书，才起来革命的。”
　　⑤　同上书，第316　页。
　　第十九章黄遵宪第一节“伸自主之权”、“保公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