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册)





秩未笞芡臣? 名候选人均可投票。此法可使袁世凯成为终身总统,并可造成袁氏家族的总统世袭。
  1915 年1 月18 日,日本驻京公使日置益代表日本政府,乘袁世凯阴谋称帝之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要求袁接受。袁世凯为争取帝国主义支持,换取一姓尊荣,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命外交总长陆征祥同日置益等进行谈判。5 月7 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除第五号日后另行协商外,其余必须速行应诺,否则将执必要之手段。袁世凯甘心卖国,9 日将答复书送交日本使馆,满足了日本的要求,并于25 日双方正式签约。
  对日交涉结束,日本当权人物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对袁世凯称帝深表同情,美、德等国亦热情鼓励,袁世凯认为将来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已无问题。这时,国内新的农民革命的危机尚未到来,革命党人绝大部分亡命海外,一时不能对之构成直接威胁。为控制稳定全国政局,顺利登上皇帝宝座,袁世凯着重防范反对其称帝的实力派。在中央最有实力的是其昔日的干将、陆军总长段祺瑞。段自被袁削夺陆军部权力后,与袁矛盾逐渐激化,反对袁称帝亦较坚决、露骨。袁世凯玩弄阴谋权术予以排斥打击,迫段于1915 年5 月辞职(正式免职在8 月)。地方实力派多为袁的亲信党羽,但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的实力派则非其嫡系;即使嫡系当中,也有极个别的人如督理江苏军务冯国璋是反对其称帝的。对冯国璋,袁世凯百般笼络、欺骗,使其相信自己无帝制思想。对西南各省,袁世凯除命广东的龙济光监视广西的陆荣廷外,特于1915 年2 月任命心腹、参谋次长陈宧会办四川军务,率3 个北洋混成旅进川,不久改授陈督理四川军务、成武将军,令其坐镇西南,准备随时消灭异己。另外,袁世凯还指使肃政厅发动“三次长参案”和“五路参案”,诱胁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官僚政客充当帝制活动的中坚。
  经过以上措置,袁世凯认为称帝时机已经成熟,指使杨度组织筹安会,以研究国体何者适于中国为名,公开鼓吹复辟帝制,并秘密组织起一个由内务总长朱启钤、税务督办梁士诒、镇安上将军段芝贵、农商总长周自齐、参政张镇芳等10 人组成的班子,作为发动帝制的中枢,同时确定了假借民意公举其为帝的办法,密电各省做好准备。人人知帝制即将复活,举国惶恐。袁世凯却装腔作势,矢口否认,说什么“从来无不亡之朝,帝王末路有求为平民而不可得者。余老矣,将营菟裘于海外,外间纷纭,滋非余意。苟相迫者,余当乘桴浮于海”①。9 月2 日,筹安会组织所谓公民请愿团上书参政院,请求改变国体,实行帝制。改变国体就是彻底背叛中华民国,袁世凯不得不虚伪地向参政院表示“改革国体”“不合事宜”;然而又说“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①,授意参政院盗用民意,作为帝制自为的遮羞布和谋叛民国的盾牌。19 日,梁士诒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发动请愿,制造民意。段芝贵等亦联合各军警头目向袁劝进。10 月下旬至11 月中旬,袁世凯强奸民意,召开所谓国民代表大会,投票一致赞成帝制,并推戴其为“中华帝国皇帝”。12 月11 日,参政院以国民总代表的名义上推戴书,请求袁称帝。袁世凯为免人讥评,名正言顺地君临天下,当日下达申令,故作谦让,说他从政30 年无所“建树”,未有功业“足以称述”;清末曾居要政,“今若骤跻大位”,“于道德不能无惭”;民国初年曾向参议院宣誓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于信义无可自解”,请另行推戴②。下午参政院二上推戴书,为袁世凯歌功颂德,称其有“经武”、“匡国”、“开化”、“靖难”、“定乱”、“交邻”六大“功烈”,“迈越百王”;并为其洗刷了有惭清室、背弃共和的恶名,再请正位登极③。12 日,袁世凯申令承认帝位,筹备登极。次日,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了百官朝贺。15 日,册封副总统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未接受);16 日,宣布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18 日,重申满、蒙、回、藏各族人民待遇条件继续有效,下令优礼旧侣耆硕故人,均勿称臣;20 日,申令以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21 日,册封军政各界亲信党羽和实权派以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同时宣布从速制定宪法和召集立法院,整顿厘卡,永远革除太监和采选宫女,借以表示他的开明,以收拢失散的人心。预定1916 年元旦登极。
  1915 年12 月25 日,蔡锷、唐继尧等举起护国大旗,宣布云南独立,通电讨伐袁世凯破坏共和,背叛民国。袁不思悔改,谋求帝位愈急,于12 月31 日申令改元,以翌年为“洪宪元年”。1916 年元旦,将总统府改称新华宫,对内称“中华帝国”,改用“洪宪”纪元,接受百官朝贺,擅自称帝。1 月5日,派曹锟统兵从四川和湖南进剿云南护国军。其后又命龙觐光从广东经广西进攻云南。云南护国军进军四川、湘西,屡败袁军。1 月27 日,贵州独立。革命党人也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起义。再加争取日本的失败和其他列强提出警告,袁世凯被迫于2 月23 日宣布:帝制活动从缓办理,早正大位文电不许呈递;并通知各国公使,云南事未平以前决不登极。3 月15 日,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并消灭了龙觐光的征滇军。冯国璋此时也联合各省将军请速取消帝制。袁世凯知称帝无望,3 月20 日、21 日召集高级官员开会讨论帝制问题,22 日发表撤销承认帝制令,发还推戴书,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23 日,申令废止洪宪年号,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他仅仅当了83 天闭门天子,即被① 《临时政府公报·电报》,1912 年2 月14 日。
  ① 张一麐:《心太平室集》“附录”,第2 页。
  ②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257—258 页。
  ③ 《政府公报·命令》,1915 年12 月12 日。
  全国人民赶下了台。
  袁世凯撤销帝制后仍自居总统,妄想继续统治全国。3 月25 日,他以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的名义,致电陆荣廷、梁启超、唐继尧、蔡锷,提出议和。南方表示赞成,四川前线达成停战一周的协议。但袁世凯对议和毫无诚意,时刻准备着消灭护国军。人民为了彻底打倒袁世凯,更大规模地举行起义,广东、浙江相继独立,湖南、江苏、安徽、江西、奉天等地反袁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农民、工人和商人也采取各种形式投入到反对袁世凯斗争的行列。
  袁世凯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继续进行垂死挣扎。4 月21 日,他宣布实行责任内阁制,公布《政府组织令》,规定国务员辅弼大总统负其责任,国务卿总理国务。5 月8 日,改政事堂为国务院,幻想以此骗取人民信任。他还派阮忠枢到南方讽劝冯国璋带头,联合未独立各省通电拥袁,向护国军示威,并指使内务总长王揖唐公开为其地位问题进行辩护。但袁世凯枉费心机,全国讨袁斗争更加高涨。5 月1 日两广都司令部成立,誓师北伐,向湖南、福建进军。8 月,滇、黔、桂、粤4 省在肇庆成立军务院,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等为抚军,发表宣言,拥黎元洪为总统,军务院负责指挥全国军政,筹办善后。继之,陕西独立,中华革命军在山东迭获胜利。迫于全国讨袁斗争的大势,袁世凯的心腹、四川将军陈宧于5 月22 日宣布四川独立,并特别声明与袁断绝个人关系。袁世凯本拟筹措军费,作困兽之斗,于5 月29 日公布《帝制始末案》,一面推卸罪责,一面威胁反对者。不料同一天,他的另一心腹湖南将军汤芗铭亦被迫宣布了湖南独立。袁世凯见帝制失败,众叛亲离,羞愤交加,原患肾结石立即转为尿毒病,经抢救无效,于1916 年6 月6 日上午10 时病死。
  第三十一章蔡锷第一节东渡日本习军事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日(1882 年12 月18日)生于湖南邵阳东乡蒋河桥(今邵阳市郊区蒋河桥乡)一个贫苦的农家。父蔡正陵,以种田为生,兼做裁缝;母王氏,辅助劳动,勤俭持家。蔡锷10岁时便读完了四书五经。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蔡锷未满13 岁,由父亲领着去宝庆府城(今邵阳市)参加院试。主考官是学政江标,很赏识他的智慧和文章,将其补为县学生员(秀才)。同年秋,他返回邵阳,从同邑名子樊锥游,被免费收为弟子。在樊锥指导下,他熟读先秦诸子之书,尤好读《韩非子》、《老子》;同时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关心时局,学业大进。
  这时,中国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以变法图强为主旨的维新运动在全国兴起。光绪二十三年(1897)秋,湖南时务学堂成立,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唐才常为分教习。在新任学政徐仁铸的举荐下,蔡锷至长沙投考时务学堂,名列第三。其时他还不满15 岁,是头班40 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而“在堂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气蓬勃,同学皆敬慕之”①。梁启超在学堂大力鼓吹平等、民权学说,他深受影响。曾著文指斥孔子伸君权“流弊无穷”,主张在中国“益之以西人之法”,学习西方的“议院之制”①。又在《湘报》上发表《〈后汉书·党锢传〉书后》、《秦始皇功罪论》等文,揭露历代独夫民贼以及训诂、帖括的“剥民”,造成今日的“无面无祸,无地不祸,无日不祸,其剥愈甚,其受祸更不可拯”②;认为秦始皇的罪过,在“不智民而愚民而已”③。梁启超对他十分赏识,师生自此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1898 年8 月),湖南地方当局选拔学生出洋留学,应试者5000 人,蔡锷以第二名入选。不料八月,戊戌政变发生,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谭嗣同等“六君子”殉难,维新运动失败,时务学堂改为求实书院,学生星散,留学事遂成泡影。稍后,蔡锷与同学唐才质、范源濂至武昌,拟入两湖书院求学,亦以原为时务学堂学生而遭拒绝。于是三人东走上海,次年夏考入南洋公学。时值暑假,他们在南洋公学寄居月余,忽接梁启超自日本来信相招,又得到唐才常的资助,于是东渡日本,留学东京大同高等学校。
  光绪二十六年(1900),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各省蓬勃发展,八国联军大举侵华,攻占天津、北京。在南方,唐才常成立自立会,组建自立军,计划以武汉为中心,在湖北、安徽、湖南等省发动起义。蔡锷参加了自立会,并在起义前夕回国。唐才常以其年轻,派他回湖南捎信予黄① 《政府公报·命令》,1915 年12 月13 日。
  ① 唐才质:《追忆蔡松坡先生》,湖南《文史资料》第1 辑,1961 年10 月版。② 《时务学堂札记》(1898 年春),毛注青、李鳌、陈新宪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以下引用蔡锷著作,凡引自该集者,均只注篇名。
  ③ 《〈后汉书·党锢传〉书后》(1898 年7 月)。
  忠浩,促响应。策应未果,起义失败,唐才常等被捕遇害。他幸免于难,重返日本。
  为实现救国救民的抱负,蔡锷于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决心改习军事。自此他改名锷。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以自费进了陆军成城学校。次年七月毕业后,曾以候补生投日本仙台骑兵第二联队实习。十月,又自费考入东京士官学校第三期。因成绩优异,不久改为官费生。
  蔡锷在成城、士官学校学习期间,积极参与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光绪二十八年(1902)冬,黄兴、杨毓麟等创办湖南编译社,发刊《游学译编》杂志,他积极协助工作。曾撰《致湖南士绅书》,详细叙述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由弱变强的过程,指出日本强盛的原因“不过纯用西法,而判断决定,勉强蹈厉,稽合国情已耳”。希望湖南当权的士绅们向日本学习,实行改革,对编译社事“提倡赞成,集成巨款”,并认为,“我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同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刊《新民丛报》,他曾入社襄理笔政,并以奋翮生的笔名在该报发表长篇政论文章《军国民篇》。文章写道:中国“今日之病,在国力孱弱,生气消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奋翮生曰: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又说:人有灵魂,国有国魂,“苟丧厥魂,即陷灭亡”。“故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