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道传–又四十年

鉴于教会内部的压力日增；　一九五四年秋末冬初的一个礼拜天下午晚餐聚会之后；　王先生召集包括柳晓津、史昌林、王笃恩、孙振陆和王太太等十多个人；　在史家胡同东口严金光弟兄住的房子里开了一个会。王先生在会上征求大家的意见说：“现在王恩庆和曹联璞认为教会里应该有政治理论的学习。他们提出要成立一个青年聚会；　在小会堂里开会；　既要学圣经；　又要学马列。你们大家以为如何？　是不是可以同意他们这样作？”　
参加这次聚会的人都认为；　各单位的工作人员已在自己的单位里学习马列；　不必再到教会里来学。教会只能读圣经；　不能开这样的聚会。如果他们非要这样作的话；　可以到别的地方去；　在这里就不能这样作。王、曹二人的意见被否决了。　
这件事看来并不重要；　但是从中可以看出；　王先生对待面前的这场属灵的争战；　与日伪时期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在以前的那场战斗中；　王先生得到神清楚的指示后；　就不再征求人的意见；　不去求人的同情；　只是单纯地倚靠神；　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但这次的战斗；　他就有些犹豫和惧怕；　想要求助于人；　给他以同情和支持；　恐怕这也是后来他软弱失败的原因之一。　

　　　　　　第　十　章　假　弟　兄　混　进　教　会　

一九五四年；　当这场属灵的争战进一步向前发展时；　不少形迹可疑的人钻进教会；　并且取得了弟兄姊妹的信任。无论是在基督徒会堂的外围；　或是在基督徒会堂的内部；　都有这样的人物出现。　
北京基督徒学生会被认为是基督徒会堂的外围组织；　因为其中绝大部分青年学生都在基督徒会堂聚会。虽然名义上它并不属于这个教会；　但王先生对它确实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学生会的主席和副主席都是学生；　但其下的各组负责人就不一定如此；　其中有的就是教师或国家干部。学生会的工作祷告会是它的一个重要聚会；　一切大事都在那里决定。譬如说；　像学生会参加不参加“三自”；　就是在那个祷告会中讨论决定的。参加这个祷告会的主要是学生会的正、副主席和各组组长。在这些组长中；　至少有两个是来路不明的人。　
一个是娄古向；　四川人；　在北京师范大学任助教；　住在乃兹府朱大夫的院子里。他怎么钻到学生会去的；　又怎么混进基督徒会堂的；　没有人知道。大抵总是表现得很热心；　也很爱主；　并且积极参加各项聚会。前任主席史昌林全时间服事主以后；　由于住在自己家里不方便；　就住在娄的家里；　因而学生会的工作祷告会就常在他家里举行。哪个人发过什么言；　他都知道。他在学生会担任联络组组长；　主席黄少府有什么事要联络；　都是请他去作；　其实黄少府对此人的来历并不清楚。一九五五年教会出事后；　这个人突然不见了；　到师大去找他；　也找不到他。多年以后有人问起这个人来；　黄少府还说：“唉呀；　我们太幼稚了！”其实事情是早已布置好的；　等到任务一完成；　他就被调走了。　
另一个是过琦钰。她是学生会的灵修组组长。学生会请传道人讲道；　都是由她去请。所以她对每个传道人的情况都十分熟悉；　工作祷告会里的事情更是没有她不知道的。她从学生会的第二任主席之时起；　就担任灵修组组长；　跟学生会副主席武贻俊在工作上有很密切的关系。可是后来武贻俊被捕了；　她却没有事。不但没有事；　而且还升了官。她原是药学系的学生；　毕业后分配到药物研究所工作。教会出事以后；　她被调到一个医学院；　担任人事处处长；　可知她一定对革命有功。后来她向人表示说；　她放弃信仰了。其实她根本就没有信仰；　她的信仰是伪装的。　
因为学生会和基督徒会堂关系密切；　所以娄古向和过琦钰进入会堂就相当方便；　因而他们能在基督徒会堂里收集情报；　向政府去汇报。　
在基督徒会堂内部和王先生夫妇身边；　也安插了一些人；　知名的是黎应福夫妇。黎原是傅作义将军的参谋长；　在绥远工作时期；　因释放过共产党地下工作者　（这些人解放后已经在公安部门工作了）而对党有功。所以解放后他就在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身边工作。黎的夫人是唱戏的；　不知经谁介绍；　跟肖太太学英文。通过学英文；　了解有什么人跟肖太太家有来往；　肖家的事都是她给汇报的。通过跟肖太太的关系；　他们又打进了基督徒会堂和学生会。不但如此；　他们还去香山恩典院“灵修”；　住在那里了解恩典院的内情；　向政府汇报。　
黎应福装得很属灵；　也很有追求。一九五五年八月七日夜王先生被捕后；　第二天一早他就到了南河沿协和礼拜堂　（学生会聚会和办公的地方）；　在那里“读经”、“祈祷”。其实他是在那里盯梢；　看有什么人来；　和讲什么话。黎应福夫妇作的是什么工作；　当然就不言而喻了。　
另一个可疑的人是翁立升。翁原是张学良将军的机要秘书。以前很少听说过他这么一个人；　但到一九五四至五五年时；　他就出现了；　周旋于北京不参加“三自”的传道人之间。他常常去王先生那里；　报告一些教会的动态；　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一九五五年前；　他曾写过一篇文章；　说他是基督徒；　可是与他相识的人都说他不可靠。他不只在王先生被捕前经常去会堂；　就是在王先生第一次获释后；　他仍是经常去；　一点也不避讳。当一些老朋友想同王先生出去走走时；　翁总是跟着去。显然他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许多假弟兄都是在教会出事以后；　经过再三核对才发现的。上面所讲的只是已知的那一小部分。未知的有多少；　谁也说不清楚。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　一批人早已打进教会；　在那里秘密工作了。　

第　十　一　章　中　国　基　督　教　全　国　会　议　

通过全国性的控诉大会和政治学习；　到一九五四年初；“三自”已经基本上掌握和巩固了它对各地教会的领导权。“三自”筹委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继之而来的是召开全国会议；　成立正式的“三自”组织。　
全国会议之前；　北京市已经成立了“三自”分会；　各教会的牧师们都在那里开会；　讨论宪法的问题。市宗教事务处李处长打电话给王先生；　请他礼拜六上午九时去市政府谈话。政府在这一时期对王先生的态度是争取；　争取；　再争取。这种作法让人看来好像有点儿委曲求全；　显得太软弱。然而这是政府的策略；　只要王先生答应参加“三自”；　他就必然能为政府效力。　
王先生按时到达宗教事务处；　经过一位女职员的通报；　李处长从里面走出来；　手里拿着一本王先生的自传《五十年来》。他把书放在椅子上；　然后开始谈话。由此王先生自然就明白李处长对他这个人已经有所了解了。王先生先问处长：　
“李处长；　您找我谈话；　要谈什么呢？”　
“没有什么一定的题目；”李处长很随便地说；“漫谈漫谈。”　
王先生就谈起基督徒会堂成立的经过。谈到一个阶段之后；　李处长说：　
“现在北京三自会的牧师们正在开会；　讨论宪法问题。好不好请你也来参加？”　
“我不参加。”王先生说；“我跟北京各教会领袖们的思想、信仰完全不同；　我不跟他们来往。他们在一个屋子里开会；　我连进都不进去。”然后他接着谈下去；　一共谈了将近三个小时。电铃响了；　王先生说：　
“李处长；　我要告辞了；　您该吃午饭了。”　
“不忙；　不忙；　我们把这段话结束了。”他们又谈了大约十分钟。谈到一个地方时；　李处长说：　
“你劝劝你们基督徒；　不要老跟别人那么格格不入；　抱敌对的情绪。应该大家团结合作才是。”　
“基督徒不是不愿意团结；”王先生说；“但是他们无论在哪里；　都受人排挤；　受人歧视；　你叫他们怎么团结呢？”　
“这个情况我们也知道。”李处长说；“我们要劝劝我们的干部；　以后不要老存这样的态度；　打击基督徒。”谈到十二点一刻；　王先生才告辞出来。　
当天晚上基督徒会堂有青年人的聚会；　提摩太组在小会堂里开会；　大概有十几个人出席。王先生把李处长同他谈话的经过讲给大家听；　并说他拒绝参加三自会的宪法讨论会。学生们就更加清楚知道；　基督徒会堂不会参加三自会。　
接着；　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开幕了。从七月廿二日起；　到八月六日止；　共十六天；　地点在北京灯市口公理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教会代表二百三十二位；　都住在前门外的招待所；　每天有好几辆大汽车负责接送。　
就在这个时候；　北京三自会的四位代表；　包括王梓仲牧师（主席）、赵复三先生（副主席）、蒋翼振先生和殷继增先生；　去基督徒会堂见王先生。那时王先生正在给一对青年人证婚；　在会堂帮忙做饭的王大姐进去通报；　王先生说：　
“你去告诉他们；　我正在开会；　没有空见他们。”　
过了一个多小时；　证婚完了；　王先生还在大堂里跟人讲话时；　那四位代表又来了。这四个人中除了殷继增先生；　王先生还能谈得来以外；　其余三位都谈不来。王梓仲牧师不必说了；　赵复三先生给王先生的印象也很坏；　因为解放前他曾大肆吹捧美国著名现代派领袖艾迪博士。王先生对他的女同工迟太太说：　
“你告诉他们；　我没有什么好跟他们谈的。”就这样把客人打发走了。　
过了一、两天；　有一个早晨王先生正在大堂里同四、五个人谈话；　听见门铃响。一会儿；　王大姐拿着一张名片进来说：　
“外面有几位客人要见你。”王先生一看名片；　上面写着五个名字：　陈见真、江长川、陈崇桂、竺规身、谢永钦。他们大都是从上海来的教会代表；　到北京开全国会议的。他们的平均年龄在七十岁以上；　所以人们称之为“上海五老”。他们是分乘两辆小轿车来的；　他们进了门；　车子就停在外面等。王先生知道他们来的目的是要他参加基督教全国会议；　就对迟太太说：　
“你去告诉他们；　我跟他们没有什么话可谈。”　
过了一会儿；　迟太太回来说：　
“江长川说：‘如果王先生不愿意见我们；　我们愿意见见王太太。’”　
王先生就对王太太说：“你去吧！”　
王太太在会客室里见到他们。跟他们寒暄了几句之后；　江长川会督说：　
“日本人组织教团的时候；　我们没有说王先生的坏话；　给他难为。”意思是说；　他们并不是跟王先生作对的人。　
“你们知道明道的脾气；”王太太对他们说；“他说话不给人留情。如果他见你们；　说话说拧了；　会叫你们难堪；　那就不好了；　所以还是不见的好。”　
后来外头就传出话来说；“连王明道的妻子都说他脾气不好；　你就知道这个人有多难对付了。”更重要的是他们走了以后；　就掀起一场风波来说：“‘五老’德高望重；　年龄都在六、七十岁；　王明道才只五十几岁；　就敢说不见他们；　这是多么狂傲！”因而就对王先生进行攻击；　目的是要他赶快认错；　承认应该接见。可是王先生认为他不见他们；　有充分的理由。　
在这次大会上；　吴耀宗先生作了《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四年来的工作报告》；　总结四年的工作成就有四项：　一。　中国教会及团体基本上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控制；　逐步成为中国信徒自己主持的宗教团体。二。　开始肃清基督教内的帝国主义影响。三。　全国信徒提高了反帝爱国的认识；　参加了各项爱国运动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四。　新中国的教会在爱国爱教的基础上呈现了新生的气氛。然后他指出工作中的缺点；　并且提出进一步发展三自革新运动所应进行的工作：　
一。　号召全国信徒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　
二。　号召全国信徒；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争取世界持久和平。　
三。　继续在全国信徒同道和教牧人员中进行爱国主义学习；　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影响。　
四。　贯彻自治精神；　促进教会内的团结。　
五。　研究教会自养问题；　协助教会完成自养。　
六。　在互相尊重的原则下；　研究自传工作；　肃清帝国主义毒素；　传扬纯正福音。　
七。　贯彻爱国爱教精神；　提倡爱国守法；　纯洁教会。　
这些工作几乎全是政治性的；　没有一点是关乎信徒灵性方面的。　
吴先生在这篇报告中特别强调团结。但他所说的团结都是在政治上的团结；　不是圣经上所说的团结（即‘合一’）。他说：　
“四年来的经验说明了帝国主义无时不在设法毁谤与破坏我们的团结；　因此我们就必须以爱教会的心；　来爱护全体基督徒的团结；　凡是有利于团结的事；　我们总要勉力去做；　凡是不利于团结的事；　我们应当随时指出；　并加以改正。　
“为了团结；　我们应当承认各教会、各宗派、各个神学观点间的区别；　确立互相尊重的原则。”（注）　这些话的实质；　就是要基要派（即福音派）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