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森回忆录:抗战敌后工作追忆





说:李竟视我为“人才”,愈得不到我,愈想要我。我在人质之下苟活,已经战战兢兢,今又夹入政争,何其多事和不幸!后李决定对我的手段:如果不为其“所用”,即除了我。于是就对我展开了种种阴谋:

  (1)有一天,张森林来文德里求见。张是金华净明寺训练班的学生,我尚认得他,是被廖公劭挑去的十名学生之一。廖带他们去杀汪精卫失败,所有人员或被捕或投伪,张是被捕投伪者。他要求和我单独谈话,我延其入亭子间面谈。他表示有办法去苏州杀李士群。我对张说:“我自被捕之后,即与重庆断绝关系,现在日宪手中偷生,无意杀李。你想杀李,你自己去杀吧!”他一再表示仍为我的忠实学生,愿为国锄奸,有把握用枪或毒药杀李。但在我的“慧眼”里,马脚百露,故始终拒绝。他坚求要手枪、毒药,我答已经“封剑”,没有这些东西。最后要我出去辟旅馆长谈对策,我仍拒绝。照我估计,他身有藏枪,在我屋内有宪佐护卫,不敢行动,如果出去外面,必有接应埋伏;我如给其枪、毒,证据俱在不容申辩。日宪非真爱我,是在利用我,见我仍通重庆,将任由伪方处置,或索性置我于死地。

  (2)上计不得逞,伪方竟派我前杭州站工作员严伟,携带手枪、电台、密码本及我的亲笔信数封,来上海日本宪兵本部告密。严伟于二年前在杭州被捕,曾据内线查告:严当时表现得极有风骨,准备慷慨就义;旋被押解去沪伪特工总部,关了数月,派回杭州民生路四十六号伪特工分部谢文潮处工作,与胡朴人同志一直暗有联络(胡二年前亦在浙游击区被捕。二十九年当我初抵沪时,他正被关押在伪特工总部;一年前脱险回后方,此时在东南办事处毛万里部工作)。我被捕后,曾数度与严伟联络,察其言行,似仍忠贞,故曾予其工作任务及与其多次通信。岂知他此时竟已变节,甘受伪方利用(事后得知:在此同时,他亦出卖了他的老朋友和上司胡朴人。胡派赴杭州的一组工作人员,十余人全被他一网打尽,捕以向伪方献功)。

  这天,黑氏来接我去宪兵本部,不说什么事由,神态异于平常;我向他探询,他总强颜低头,支吾不答。我知不良之兆。暗示我妻:恐有不寻常事故发生。

  我被带至宪兵本部一室稍坐。这时,特高课长大塚,已调南京派遣军总部,新任特高课长薮田,为人正直,不苟言笑,不像大塚油腔滑调。翻译徐中斌邀我入隔壁室,薮田、严伟已在座,桌上摆着手枪等物。严伟当面指证我给他这些东西,要他蒐集情报,暗杀李士群,并准备建立电台。我坚决否认有此事及给他各物。薮田指着信说:“这亲笔信总是你写的吧?”我仍否认,我说:“是摹仿我笔迹伪造的。”薮田面色凝重,并不相信我的话,反责我不诚实。于是,我即被扣押宪兵本部。当晚,晚饭相当丰盛,徐中斌向我暗示:这是最后晚餐,明日即将处决。

  日宪为观察我家小动静,当晚派徐中斌去我家。徐对我妻态度很冷漠,一问三不知。妻见我深夜不归,心神不安,请徐代为接通电话,想和我讲话,询问究竟。他却只拨三个字(这时上海电话是五个字),即说:没有人接电话。妻见此光景,猜知必有意外事故;待徐走后,急与杨凤吉将家中再加检点,不使留有半点不妥。但二人当然忧心如焚,彻夜未眠。候至次晨,仍不见我归去,亦无电话,料必事态严重,总希有一确息,妻只好去楼下宪佐办公室找徐中斌,求他代为接通电话。这次,徐虽仍懒洋洋爱理不理的样子,电话倒是接通了。我也被告知接听,但告诫:“只能说平安无事,其他不得多言。”妻问:“昨晚为什么没有回来?”我大声答:“我不能回来!”妻又问:“为什么不打一电话回家?”我大声答:“我不能打!”并立即挂了电话。

  妻当然立刻了解发生严重事故了。但她除了设法通知原布置在附近,暗作警戒的殷启明,注意文德里进出情况,随时准备应变,及秘密知会心腹人员徐志达,提高警觉,严密戒备外,因未明情况,也只能焦急地等待事态明朗,而不能有任何其他动作。

  可能我这人质的分量特殊,处决之前,须向南京总部请示或报备一下。这时的派遣军总司令似系畑俊六元帅,我这条“蚁命”,谅不须经元帅之手,由参谋长河边中将处理即可,河边在电话里嘱薮田去南京面议。次晨,薮田坐飞机去南京,很快即来电话,由徐中斌转告我说:一切出于误会,要我不必介怀,详容面谈。当天薮田仍坐飞机回沪,徐中斌陪我在门口接他。他身穿大衣,手提皮包,态度严肃而愉快,向我握手说:“这事完全误会。已作过去,不值再提了!”当即送我一瓶“强海”洋酒。那时洋酒很不易得,可算高贵礼物。并送我回家,当做没有发生事情。

  厚颜无耻的徐中斌,特在我夫妻面前痛哭流涕的表演说:“昨晚我哭了一夜,没有睡觉。恭喜你吉人天相,鸿运高照!”说了一大堆恭维的话。据其事后透露:河边听了薮田的报告后问薮田:“此人(指我)如已无利用价值,即把他处决。”薮田回答:“上海治安,全靠此人,他一人力量可抵我们全部宪兵。”河边即指示说:“那你回去把他放了,仍续利用,即算他真指示严伟杀人,所要杀的是中国人,并非日本人。好好安抚他,当做没有发生这件事。”

  我大劫不死,抱着河光在天台上徘徊。想及天真的孩子,不知处境险恶,随时会失去抱他的父亲(尚拍有照片留念)。我的处境奇妙,实在难以想像,日宪把我当做人质奇货,在一念之间,随时可以把我除去。在伪方眼中,误认我是正在被日人培育中的另一伪组织。伪特工对我不断追杀,避无可避。上级则认我已得日宪庇护,发生“反间”作用,殷望多多收获。我处此惊险油锅里,千言万语也说不清,说了,别人也不一定相信。我的决心,只求对国家、民族、抗战有贡献,把这条百劫余生的命豁出去。我最大的成功,乃始终保住核心司令部,我不能执行职务时,我妻继续指挥杨凤吉、李效实照常工作。不像其他单位,一被破坏,全体瓦解。此即我对敌斗争最大之实力也!

  日宪以文德里二号房屋狭窄,环境复杂,另拨莫利爱路四十九号给我住。此寓乃花园洋房,园地广阔,与宋庆龄的住宅近邻,靠近法国公园。伪方仍续派人对我监视,那时妻虽挺着大肚子,仍亲担重任。有一天,她与李效实约定时间,在法国公园交接电报。发觉有人跟踪,妻转弯,他也转弯,妻另转方向急步把那人抛远,很快与李交接,并嘱李注意有人跟踪。仍再回至原路线任其盯梢,俾李顺利离开,旋即转出公园,回至家里告我。我们同上三楼,凭窗远望,那人仍在附近徘徊。我即下楼出门,以宪佐身分,喝令站住检查身分证。他张皇莫敢反抗。我对其警告:如再贼头贼脑,意图不轨,即拘办不贷。他听我是日本宪兵队宪佐,吓得面无人色,抱头鼠窜而去,从此再无可疑之人出现。我正穷于应付伪方迫害,突传李士群暴毙,减轻对我的威胁。

  我们有闲带孩子逛法国公园,偶遇唐生明、徐来夫妇,也带孩子在公园闲逛。我不识唐,但认出标准美人电影明星徐来。攀谈起来,知其与戴先生私交甚密,他夫妇交游广阔,与敌伪及我方人士都有来往。因其系唐生智之弟,各方大员多与拉拢,大陆赤化后,中共对其亦予重视,给其荣誉职位。据报载,他现为北京人民代表兼对台工作组成员。

  唐家住在我家西面横街环龙路,相距甚近,从此常互来往。他的管家小姐张淑贞,闻系戴所暗布耳目,对我们多少有些关护。由唐关系认识周佛海、罗君强、熊剑东。我与周没有来往,罗曾请我吃过几次饭,闲谈天下事。熊与我来往较密,此人精明干练,以周、罗为背景,掌握伪税警总团实力。他似看出我的奥秘,尽量向我讨好靠拢。据熊剑东亲口对我说:李士群是他利用冈村的关系把他毒死的。

  因李与周佛海争权,闹成正面冲突,熊故意挽请冈村出面调停。冈村曾任特高课长,权势甚大,与周、李两方都有交情,由其出面邀请李、熊吃饭,在李所爱吃的点心里下毒。李吞食时可能不合胃口,有欲吐模样,但为顾及礼貌,没有吐出,看他咽下去,当夜死亡。李死后尸体缩小甚多。

  李士群招日人忌的原因我不清楚,只知李跋扈猖狂,日人对其不满。据胡朴人同志所写回忆说:李士群有一核心组织名“辰社”,一切以李为中心。其标榜“可以反日,可以反汪,可以同重庆通声气。”李全力想使这股力量壮大,作为将来立功赎罪的资本……,李之被日人毒死,可能是“辰社”秘密为日人侦知之后果……。这段情形,很合情理,因李为扩张势力,所罗致人员自很复杂,人多口杂,所标榜的“可以反日”虽系高调,但在日人听来,是养虎贻患,致招杀身之祸。

  又,李士群与周佛海等争权,胡朴人同志知道也较多。他在今年五月一日“昨日春秋”杂志上发表之文内说:“周佛海任伪财政部长时,仿傚国府财政部,成立税警总团及税警学校。经日顾问晴气庆胤策划,李士群出力,徵集四、五千精良部队,但组成时,周派心腹罗君强为税警学校教育长兼税警总团长,熊剑东副之。李对税警花了很多心血、金钱、时间,势在必得,眼见被周夺去,自不甘休。后由晴气调解,周将所兼警政部长让给李士群,李还兼江苏省长。表面虽算和好,暗中争权愈益扩大。周乃暗嘱熊代表他挽冈村出面请客,将李毒死。” 







 
  
 


制裁叛逆李开峰




    我的被捕,非但没有损失,反而深入敌方内部,发生极大作用。上级对我特别重视,除令完全停止行动工作外,即情报作业,掩护部属、帮助其他单位,与外界及亲友来往,亦再三叮嘱谨慎小心,处处为我安全着想。

  李开峰叛变投敌,化名余玠,我早已接到制裁命令,后为顾及我的安全,遂令停止进行。岂知此人非特电讯专家,也是密码能手,他是军统局电讯督察,地位仅次于电讯处长。军统局所有报务员,多是他的部属或学生,一切通报惯用方式,他都知道或由其所规定,各报务员发报手法、腔调,他多听熟了,一听即知某人与某人通报(报务员发报手法、腔调,每人不同,犹如说话音色,各人不同,虽在隔壁说话,立可听出某人声音)。他对一般军政机关所用的密码,好像明码一样,能很快破译,即军统局特编密码,也能凭其经验技术,予以破译。在沦陷区各秘密电台,被其次第破获,即后方无线电报,也被其收去破译。电报被收破译,等于一切军国大事呈供敌人主宰。弄得不敢使用无线电报,陷区工作无法生存。戴令所属不惜任何牺牲,必杀此叛徒。出重赏二十万元,戴扬言:“军统局虽很穷,如果拿不出此巨款,我卖了裤子也必履行此诺言!”至此,不得已,启用我这把利剑。戴亲自密令我运用特殊关系,除此心腹大患。

  我手下虽不少降龙伏虎勇士,但与伪组织拉不上关系,无用武机会。且据情报:李投敌后,被任伪特工总部电讯处少将处长,防卫极严,有保镖随侍左右;驾车外出,常行驶不同路线;车上玻璃是保险玻璃,枪弹打不穿;车牌有好几个,常常调换;每至一地,都是卫士先下车,巡视四周认为安全,他始下车;食物也很注意,除敌伪要员或好友请他吃饭,才放心饮食外,绝不轻易上菜馆,下人送去的食物更不肯吃,以防下毒。他的住宅除有保镖护卫外,周围尚有电网,他的房间平日都是紧闭的,外人绝难进去。又有敌伪特务人员常在附近巡逻,监视来往人等。防范是否真的如此严密?局外人自是不知,但在戴严令和重赏之下,各方仍久久不能得手,则系事实。我苦思无计,刚巧季仲鹏向我报告伪方情报,提及陈恭澍的卫士刘全德情形。前文曾提到季仲鹏,他奉派上海,组织情报站,尚未开始工作即被捕。日宪要他当“说客”劝我与其合作,季只低头不作声。我将此情电告上级,上级认其忠贞,即将其拨交我联络使用。故其经常供给我情报。陈恭澍,黄埔军校出身,乃一血性男儿,有燕赵豪侠气概,如果统兵,可成名将功业。被戴吸收,主持华北、华东工作,干得轰轰烈烈,不幸在上海区长任内被捕。伪方迫其投降,此时正被软禁,困处沪西。刘全德原系沪区行动员,也同被捕,随侍陈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