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室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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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对主说:「这条路是太窄了,我不能再过下去!」但它总是回答说:「藏在我里面,我要带你过去。」一位朋友看到我的穷困,就想到一个最好的方法帮助我,有位佛教的女居士——苗太太,她也有个极大的需要,同意和我成立一个契约,她应许今生帮助我,若是我应许在来世帮助她。她忠实的遵行她的诺言,替我做饭,同我作伴,如是我们成了好朋友。她同我一块儿在我的暗室里,她继续数她的念珠,我也照旧敬拜我的神。在不知不觉间,她愿跟我学唱圣诗和读圣经,到了这年底,她同她的女儿接受了基督,他使她们永远做他的子女,所以我也照着契约履行了我的诺言。
  我些外国朋友同意每个月送一个包裹给李曼女士,不久他们回来说,他们没有钱这样办。我在那个月只送了两个小罐头的水果和一点炭给她,好的有营养的罐头几乎在上海买不到。这时银行的钱也冻结了我将我的东西都卖了又以高利借了许多钱,为她买些麦饼、枣子、花生酱和其他的东西,至于牛奶要向黑市买,一次仅能买到一小罐,并要小心藏在衣服里。胡小姐和别人常为我到各商店去搜购。
  街上有个普遍的传闻,就是日本人想要饿死这些被拘留的人,所以有一个早晨我祷告,求得五磅装的奶粉送给李曼女士,过了两个多钟头,我们的朋友春山打电话来说:“维劳弟兄是一个富商,他存有三罐五磅的奶粉,一个主日,他曾到礼拜堂,听到传道人说,任何人不将他的十分之一拿出来帮助那有需要的神的儿女,就是偷了主的钱。所以维劳弟兄叫我拿一罐交给你转送李曼女士。”
  你可以想像我的重担是如何的卸下了!我信心的力量如何增强!那是神赐的,因为我就是付出任何代价,也无法取得的,这些包裹救了她,也救了其他的人,不过他们及其他的开支,使我欠了三千美元的债。
  胜利的日子终于临到了!中国朋友带着礼品和食物,成群结队的来到集中营,有一个人藏着咖啡和罐头牛奶,现在他开了一个货摊,请这些被拘留的人饮咖啡,一概免费。一个妇人带着熏鸡和烤的马铃薯给他们,其他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来帮助他们。我独自一个人不能坐车,一位女医生陪我坐了一辆三轮车去看李曼女士,我看见她又瘦又矮,不禁战惊,她告诉我,美国当局命令她在一个月之内;不可以离开集中营,她必需要回到美国,因为医生检查他的脊骨,告诉她绝对不能举东西,也不能受震动,恐怕脊骨折断了。
  当我回到家里,有许多探访者络绎不绝的来,一直到半夜两点钟,第二天来的人更多。结果在第三天早晨,当我醒来的时候,不住颤抖,苗太太抱着我,颤抖仍然不能仃止。最后我一倒在床上即失去了知觉,四个月一直是这样。李曼女士听见我病了,幸而神为她开了一条路来看我,有一位官吏用他的车载她到美国的总部,她请求准许她离开集中营,说她不能回到集中营生活,靠此附近她有一间房和一张床,在这一天经过了许多的请求,医生始准她住三个礼拜,她就慢慢的走到我住的地方,这个距离约有一英里。当她进入我房的时候,我已经不认识她了,叫她「大哥」,一这时她的脊骨快要断了,我也正在如火般的发热失去了知觉。战争、通货膨胀、和囚牢是毁灭人和人的钱财。她已不名一文,我又欠了三千美元的债。然而,在人的绝境,又有一个神迹显现。一位我仅会过两次面的朋友,进来找我,李曼女士将我的情形告诉他,他将他的钱包放在她的膝上,说:「现在我不需要这包钱,你可以随意的使用或是拿去还债。」
  「请教您贵姓?」李曼女士问说:「你要一张收条麽?」
  「蔡小姐晓得我,我给她钱,因为她是个基督徒。」他说完就走了。李曼女士打开钱包一看,里面有三千一百块美元。饮食、药品和仆役都有了,债逐渐的还清了。那里有生命,那里就有盼望!.

 
第二十一章 仅仅一只猎犬 
  
  李曼女士打发我的老仆人小金和小苑去为我找能够医治好我的病的药。过了一年半,病状还是这样,大多数的时间我在昏迷中,因为在我骨里的热度不能降低。医生们当时的诊断说是这病状很复杂,也是疠病、赤痢及恶性疟疾。疟疾不能早发现的原因,是因病菌在骨里和在脑细胞里,而不是在血液里。痢疾和疟疾有许多种,我染有其中的几种,只有一种新的特效药可以退热,那就是:爱尔灵,我们怎样能得到这药呢,这又是一个神迹。
  一天,曼特医生来检验我的病,他告诉李曼女士说:「除了蔡小姐,要是换了别人,我说在三天之内,她必定死。然而我不能确定,只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是要想办法使她的热度降低。」李曼女士告诉他有一位中国的朋友黄先生,他关心我的情形,他看见一瓶由美国刚刚运到专治疟疾的一种新药,他曾告诉那位药主,请他将这瓶药不要卖。给我们一个机会买它。然而她不知黄先生的住址,又没有方法找到他。
  医生走了之後,她忽然想到在她未进集中营以前,黄先生曾把他的住址给她带着,倘若将她遣送离境,为着安全起见,惟恐日本人找到了它,她把它分写在她的圣经里。她一找到它就打电话,请他将那瓶药买来拿给曼特医生。她又打电话给曼特医生,请他在家等黄先生来。当曼特医生正等着的时候,他的太太将杂志上的一篇述说疟疾之新特效药的文章给他看,他正在读的时候,黄先生也到了,证明就是这药——爱尔灵,也就是那篇文章所述说的。据我们所知道,在上海仅仅找到这一瓶。吃了爱尔灵以後,我的热度很快就降低,危险期一过去,知觉也恢复了,再一次离开了死荫的幽谷!虽然仅是我的身体好一点,但仍不能单独行走,也不能见光,除非神再赐下一个神迹,像这样的久病,要减轻点,一切都不是人力能以医得好的!
  李曼女士怎样过这个时候,是另一个可歌可颂的忠贞之信心和坚强之盼望,因为她大部份的时间是花在床上。她住的阁搂,是在我的隔壁,屋里仅仅有一床铺,一个桌子和几把直的木椅,那时将改造的木箱临时搭成架子当作墙,把房间隔成两间,一间她自己用,一间做女仆的房间及储藏室。我们另有一只白波斯猫,它一直睡在她的旁边。在她床边有一个木箱改的桌于;上面放着一部电话、几个药瓶、和一个小电炉,打字机、注音符号圣经和人名簿放在床上,或是床底下,这样她可以不用下床就可以拿到它们。
  从早晨到深夜,她一直的忙。我们的电器设备都坏了,电器匠每天带着他的学徒来修理,男仆人买菜回来,李曼女士同他核菜钱,计划做菜,又把米和油给他。施盛先生——难民牧师——非职业的木匠,常常来这里钉新木架子和木箱改的家具,楼下的住户和隔壁的邻舍,每天来同她谈谈他们的问题。注射器的消毒,协助医生,管理药品,安排每人不同的进食时间。又把忙碌的仆役们,一个一个的找来劝勉他们读圣经和祷告。注音符号的学生常和她在房里工作,此外她要负责听电话,这是她在屋里唯一为了呼唤人来用的。
  当时这些事照常进行,经常来采访的人,如穿梭似的进进出出,他们围着坐,一个人或一群人,轮回的等候,每一人必被招待几分锺或几点锺,任他们拣选;在他们离开以前,她常同他们有个祷告。她的客人包括商民、难民、内地来的传道人、中国的老朋友、要她调解纠纷的邻舍,新来上海的和从中国各处来的教员和学生。她对他们都一律欢迎,一有机会,她就向他们解释注音符号的重要。到了晚上,她在写东西的时候,有些寂寞的外国人,想找朋友聊天,找错了电话号码,常常有电话来。她诚恳的在电话里回答他们说,神的儿子耶稣能满足寂寞人的心,因着这样,曾经使许多人接受了救主,後来加入了教会。
  在我病中,六哥常来看我,他和他的全家一直很固执,拒绝接受救主,为了近来看我受的痛苦,他也有所感动。有一天,他没有告诉我,自动的召集全家的人,当这些人聚集在一块儿,都很奇怪的不知道他要说甚麽,他开始说:「我对你们宣告一件事,就是我多次的看见七妹,她如何的忍受她的痛苦,现在我可以看出有种力量支持她,这种力量仅能解释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我决定相信神是一定有的,我熟读圣经,也清楚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所以告诉你们,我已经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求他赦免我的罪,并愿意跟随弛。」
  六哥从前曾撕破我的圣经,又逼迫过我,最後他也承认了我的主!结果我家大小一共有五十五个人作了神的儿女,并表示信靠耶稣。我没有进过大学,或是神学院,也不是圣经学校的教员,我只不过是神的「一只猎犬」。我单单的跟随着我主人的脚踪把他的猎获物,叼到我主人的脚前吧了。
   
 
第二十二章 由上海到乐园 
  
  当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之间,有两位不信神的青年医生马太尔夫妇,住在黄沙家花园,我家的附近,他给我打针和治疗,他的医术很高明,人也非常和气,但我十分的亏欠他们。我感谢的说,在两年之後,圣诞节的晚上,马太太已公开的承认了主耶稣,她的丈夫後来受了她的影响也信了主。他们同许多朋友劝我们离开上海,因为她说我决不能在这疟疾的气候里得到痊愈。
  你可以想像当时在我的头脑里有些问题好像海里的波涛一样起伏。我们怎能上下船上的跳板呢?我们这样虚弱的人,怎能绕着世界旅行半圈呢?我躺在安静和暗室之内病了这麽久,怎能再在光和声音之中呆呢?我日常所需用的东西,谁来拿给我呢?我曾经因病卧在家里十八年,忠实无知的乡下女仆,她服侍我非常的体贴,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好像慈母般的看顾她的病孩子,突然间,要使我进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叫我怎能处理一切呢?我怎能忽然离开了我亲爱的朋友、医生、仆役,和我为着亿万不识字的同胞的注音符号工作呢?像这种种问题,在我的脑海裹不住地翻腾着
  一天,我们想,搬到香港也许会好一点!第二天我们计划到小吕宋去;第三天我们决定仍旧住在上海;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我又有别的想法!一天早晨,费乔治太太——早年在上海是一位极富感化力的传道士,她的话,给我的心灵带来了很大安慰。
  「那麽你要对自己忧伤的心灵说:你的心灵应安息在主的管制里,不仅是一部,乃是完全的安息。」
  有三个晚上主继续的对我说:「女儿,你的忠贞救了你,到平安之地去吧!」等到天亮了,我拿起电话告诉李曼女士,主吩咐我到美国去,我决定去了。
  她回答说:「我已经向船公司申请留船位。可惜船位都已定满了,他们告诉我,已有三百人登记候位了。」然而三四个锺头之後,信差送来一封总统轮船公司的信告诉我们已在威尔逊总统号为我们留了一间房,船将於一个礼拜之内开航!到那天马尔太医生放下他的工作和两位朋友送我们上船,在甲板上,司格德博士和他的儿子,两人抬着我;另外五位朋友,和三个满脸泪痕的女仆陪着我们,他们连扶带抬,送我过跳板,又将我们安置在一个又安静又小的舱里。于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八日,我们乘着威尔逊总统号离开我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