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作者+易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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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这种爱情全无可能。大观园里一个地位极低的丫环四儿就曾对宝玉说过同月同日生就要做夫妻的“玩话”（实为情话），而宝玉对晴雯也确有刻骨铭心的爱，这就从男女主仆两个方面证明了这种爱情的可能性。诚然，从社会地位的角度看，公子与婢女，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与公子哥儿产生爱情的，只应该是千金小姐，卑贱的婢女岂能与高贵的公子比翼齐飞？然而，人毕竟是人。少男少女的一见钟情和真心倾慕，是并不按老朽们设计的等级制度来操作的；而强加在婢女们身上的卑贱，也未必能扼杀其女性的情愫，更不用说遮掩少女的清新了。少年公子的翩翩风度难免会让这些情窦初开的少女悄然心动，而清纯少女的天真烂漫也足以使多情少年为之倾心。一种“不般配”的爱情便有可能这样产生，尽管其结局有不少是悲剧。　

　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分男性主人对婢女之爱的两种情况：“闲取乐”和“不了情”。就总数而言，当然是前者多，后者少。但是，即便是关乎爱情的，逢场作戏也可能弄假成真。“始乱之，终弃之”，固然不少；“始戏之，终爱之”，也未尝没有可能。至少，当他们与婢女做爱时，因为较之与妻妾的关系更少功利性，则得到真正性爱快乐的可能性也更大。“妾不如婢”，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娼妓之（一）起源与类别

妻之外，可能与男子发生性爱关系，甚至有可能产生爱情的，首先是姬妾，其次是娼妓。当然，如同纳妾一样，嫖妓也是旧社会的事。　

　　

什么是娼妓？娼这个字，本写作“倡”，原本是古代的歌舞乐人。《说文》曰：“倡，乐（yue）也。”《广韵》曰：“倡，优也。”这个“优”，不是“优秀”，而是“俳优”、“优伶”，也就是戏子、艺人。同样，妓也是这类人物。《广韵》曰：“妓，女乐。”要言之，娼（倡）与妓，原本是上古时代的艺术工作者。不过他们的工作，主要是音乐、舞蹈和杂技，也可能还表演歌舞剧和滑稽戏，从事绘画、雕塑等艺术工作的则不能叫倡妓。倡通唱，凡能唱者皆曰倡。唱戏的有男有女，无论男女，是戏子都叫倡。后来有了“娼”字，则男戏子们便改称俳优、优伶、伶人，不叫“倡”了。妓则通技，包括舞技和杂技，也定作“伎”。伎也有技巧、技艺之意，如“伎俩”、“伎痒”。据此，我们可以大体上推定：在上古时代，倡主要是声乐和器乐演员，妓主要是舞蹈和杂技演员。此外，倡有发歌、领唱之意，伎有随同、伴侣之意，则大约领唱者为倡，伴唱、伴奏、伴舞者为伎。只不过倡有男有女，伎则似乎只指歌女和舞女。倡男女不分故从“人”，妓以女性为主故从“女”。总之，他们是从事音乐、舞蹈和杂技表演的艺术工作者，而非操皮肉生意的卖淫者。为区分起见，我们就把前者称为“倡伎”，而把后者称为“娼妓”。　

　　

那么，歌星和舞女们，怎么又会变成了男人们的婚外性对象呢？换言之，“倡伎”怎么会变成“娼妓”呢？这就必须略微说一下上古歌舞杂技的性质。　

　　

在中国的远古和上古时代，包括音乐、舞蹈乃至杂技和歌舞剧在内而统称之为“乐”的东西，原本是用来敬神和媚神的，带有巫术和宗教的性质。因此有人便根据西方妓女起源于宗教仪式的说法，推论在中国上古时代，也曾有过“巫娼”。所谓“巫娼”，就是女巫充当娼妓，与并非丈夫的男人行淫。这种说法，因为在史书典籍和出土文物中找不到一点证据，所以目前还难以成立。不过，在远古生殖崇拜活动中，倒是确有性行为的。这些婚外性行为，当然也有可能以女巫为对象。但这种性关系，主要是为了“娱神”，而非为了“泄欲”，当然也不收费，所以很难说就是后世娼妓之起源。　

　　

进入奴隶社会后，“娱神”的歌舞变成了“娱人”的玩意，而作为歌舞演员的“倡伎”，也成了贵族们的奴隶。贵族奴隶主们在观赏音乐歌舞之后，要求她们再进行性服务，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一则远古原本有与巫女（同时也是舞女）性交的传统，二则舞女们现在也成了奴隶，成了玩物，当然无权拒绝。于是，“倡伎”的任务和性质便开始发生了变化。以前只是“献艺”，现在则增加了“献身”；以前只需要掌握台上的技艺，现在则也许还需要床上的技艺。包括男性的倡，也要为有同性恋嗜好者提供服务。直到民国期间，达官贵人们的玩相公、狎娈童，也仍以男戏子为对象，即其遗风。　

　　

倡伎向娼妓的转变，大约发生得很早，至少在夏桀时代就开始了。后来，就发展为“宫妓”和“家妓”。　

　　

宫妓就是皇宫里的倡伎，系由夏商周三代的“国家歌舞团”直接演变而来，主要从事音乐舞蹈的表演，以供祭祀、宴会等礼仪活动之需。其中极个别的，大约也要提供性服务，不过多半是“业余”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她们也常常被当做礼品和奖品，赠送给诸侯或赏赐给大夫。这种赠送和赏赐，大多带有明显的政治军事目的，可以算得上是历史上最早的“色情间谍”和“糖衣炮弹”。比如，秦穆公向西戎国赠送“女乐二列”，结果戎王耽于声色，不理政事，致使一个名叫由余的“圣人”愤而离去。秦国立马将由余作为特殊人才引进，派公子郊迎，拜为上卿，于是秦国国力大增，“并国十二，辟地千里。”女乐之“功”，真不可磨灭。　

　　

家妓是畜养在家中的倡伎，又称侍姬、歌姬、声妓、美人之类，也从上古的女乐演变而来。周制，王称“天下”，诸侯称“国”，大夫称“家”。周王和诸侯的倡伎后来演化为“宫妓”，大夫的倡伎便演变为“家妓”。汉代即有畜养家妓之风，至南北发展为极盛。因为汉代地主是贵族地主，六朝地主为士族地主，他们的“家”，规模决非今之“家庭”可比，当然也就有财力可以供养一个小型的歌舞班了。　

　　

家妓的主要任务，仍是以乐曲歌舞提供艺术和娱乐服务。比如晋之宋武因“不解声”（不懂音乐），便不畜家妓；而石崇的家妓，从十来岁起，就在他的亲自督导下学习歌舞，接受严格基本功训练，在身材、舞姿和发音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其水平堪与“国家歌舞团”比美。曹操的一名家妓，因为歌喉最好，所以尽管曹操十分讨厌她，也一直等到找着可替换者，才把她杀掉。　

　　

在历史上，家妓也常被称为妾。所谓“美妾换名马”，指的就是家妓。其实，严格说来，家妓既非妓，也非妾，而是界乎妓与妾之间的一种被奴役者。妾有“夫”，而家妓没有，家妓只有“主”。主虽有可能与家妓发生性关系，但这种关系没有任何“名分”。所以，如果主人高兴，也可以指令家妓陪侍客人，而妾则决无此事。家妓要成为妾，也要办一定的手续，比如后魏有个叫高聪的，便曾把他的十多个家妓统统注册为妾。另方面，家妓不一定都得和主人睡觉，也有“献艺不献身”的。即便献身，也非“人尽可夫”，而且也不收费，并非“卖淫”。所以，家妓也不是“妓”，而是“伎”。　

　　

严格意义上的“娼妓”，即以出卖肉体和色相为职业，为了金钱而向不同的人提供性服务者，最早可能出现在春秋初期。在这个时期，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批准开设了有史记载的第一家“国家妓院”，当时称作“女闾”。闾是门的意思。这家妓院就设立在桓公的宫门口，配备了妓女700人，由桓公任“董事长”，而“总经理”就是大政治家齐相管仲。　

　　

管仲开设妓院，有四个目的，一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二是缓解社会供需矛盾（让宫内怨女宫外旷夫得以苟合），三是吸引国外人才，四是充当色情间谍。当时，各国争雄，谋士与使节，常常奔走于道路，游说于诸侯。齐国的国宾馆有“三陪小姐”，自然较之他国，更有吸引力。孔子曾极力称赞管仲的“仁”，说他辅佐桓公“九合诸侯而不以兵车”，不知他老先生是否知道，管仲的“和平手段”，也包括以肉弹代炮弹的伎俩在内？　

　　

管仲设“女闾”，一箭而四雕，其他各国，自然“见贤思齐”，争相仿效。比如越王勾践伐吴，将士思家，军心不稳，勾践便组织了妓女慰问团送往前线，谓之“游军士”，这大概就是中国最早的军妓。　

　　

军妓到了汉武帝时，就成了一种制度，叫“营妓”。起先，军妓只是一种临时性措施，难免有些“不够稳定”。后来，采取了“抑配”制度，将罪人之妻女强制性地许配给军士。但这种“随军家属”，人多了会导致军队臃肿，人少了又难免“苦乐不均”，徒起矛盾。所以，干脆实行营妓制度，三军将士，一律“自由平等”，就不怕“不患寡而患不均”了。　

　　

营妓的制度，始于汉，兴于魏，至唐、宋两朝仍不衰。不过其性质，已不止于“劳军”。因为唐、宋两朝，毕竟是承平时期多，但为居安思危见，军营并不可少，而营妓自然也是常规配制。于是一些“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官吏，便纷纷进入军营，大嫖特嫖，而营妓的作用也就从“鼓舞士气”，一变而为“孝敬官僚”。这就难免弄出许多“不像话”的事情来。比如地方官离任办交接时，不但交割文书档案、公物钱粮、风土人情、下属情况、遗留问题等等，还交割妓女，真正荒谬之极。唐代有个叫李曜的，在歙州任上与一位名咄咄怪事韶光的营妓感情甚好。但因营妓是“公物”，不好随身带走，只好在离任时交割，并作诗云：“经年理郡少欢娱，为习干戈问酒徒。今日临行尽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谁知继任吴国并不领情，答诗云：“曳屐优容日日叹，须言达德倍仇澜。韶光今已输先着，领得宾珠掌内看”（叹、看二字应读作平声），意思是还想要更好的。还有一位杜晦更不像话，临行时竟与营妓朱娘抱头大哭，结果郡守李瞻很不以为然地说，这种贱人，想要就直说，哭什么嘛！便让杜晦把朱娘带离了常州。　

　　

封缰大吏、方面之员，如此地嫖娼恋妓，实在是不成体统。更不成体统的是，不少官员将佐，还会因某位名妓而争风吃醋，或者大打出手，或者诉之长官，有的还闹出人命案来。这种种劣迹弊端，既影响“政府形象”，又影响“安定团结”。所以到了宋，就开始进行限制，规定地方军政长官，只许以官妓“歌舞佐酒”，不准“私侍枕席”。这样一来，官妓就成了纯粹的“陪酒女郎”，最关键的一陪被定为非法。由此，还闹出许多案子，比如王安石指控杭州太守祖无择与官妓薛希涛私通，朱熹诬陷天台郡守唐仲友与营妓严蕊有染，一时闹得沸反盈天。这两个案子，终因妓女们至死不招，祖、唐二人才免于处分，但事态之严重，也可见一斑。　

　　

然而，“花为茶博士，酒是色媒人”，官妓营妓既可陪酒，后面的事就不大说得清了。所以，到了明初，太祖朱元璋虽然也曾开设官办妓院于乾道桥和武定桥两处，但不久，便下令严禁官吏宿娼，违者重罚，据说定律为“罪亚杀人一等”，处分是相当重了。　

　　

朱元璋此举，一则是为了总结前朝覆亡教训，励新图治，二则也是为了维持政府和“父母官”的形象。因为妓女地位等同贱民，官吏岂可与之“通同”？国家鼎鼎，子民父母，如果也与“下三滥”苟且奸宿，则尊严何在，体统何存？自然非禁不可。　

　　

不过，这种事情，从来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比方说，公然走进富乐院之类的妓馆是不行的，但却可以把妓女叫到酒楼饭店的“雅座”里来陪酒；又比方说，可以借口到朋友家讨论学术问题，然后在密室中与妓女幽会；再比方说，借口调查案情，要“保密”把妓女叫到后堂，苟且一番。这些事情，明代发生不少。连史学界公认的名相“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都有挟妓侑酒的故事（故事见下节），其余可想而知。　

　　

当然，皇上的禁令，谁也不敢公开违背。至少是，由于严禁官吏宿娼，则政府开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