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森林

前半截都缩成了一团，窗口位置还有许多血迹。我问了一个正在勘查的交警，问伤员是男是女，送到哪家医院了。他告诉我，又说：“看那女乘客还挺年轻的，全身是血。”　　　　
　　　　赶到医院，找到急救室，我在门口拉住一个手忙脚乱的护士说：“怎么样，里面的那个女伤员怎么样了。”　　　　
　　　　“出血太多，恐怕不行了。你是她的家属吗？”　　　　
　　　　“我也不知道。她是短头发，白羽绒衣吗？”　　　　
　　　　“好像是短头发，穿什么衣服我没看见。”　　　　
　　　　“她有什么随身携带的物品吗？”　　　　
　　　　护士说：“有一个包，你在门口等一会，我进去拿给你看看。”　　　　
　　　　我心里不停念着：“大过年的，怎么会发生车祸？大过年的，怎么可能是毓泽这样的好女孩？大过年的……”　　　　
　　　　那护士出来，那坤包就在我手上直抖。毓泽的包有很多，我只觉得这个像。我不信，不信，不信，仍怀着侥幸哆哆嗦嗦打开包，一看，正是我的简历。　　　　
　　　　我心胆俱裂，大叫一声，坐到了地上。　　　　
　　　　丧事简朴，庄重，来送她的亲朋好友、同事同学，共有两百多人。她是一个好女儿、好学生、好同事，一个很少有人在她背后指指点点的好女孩。她确实不漂亮，不过一头短发，一张瘦长脸；她也未必聪明，虽然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她有包容，能体贴，很细致，极柔韧，是这世上我最可以托付的人。为了一个可有可无的简历，我失去了不能没有的毓泽。是我一句话断送了她，我心里的这个帐，清楚，明白。　　　　
　　　　伯父母的痛苦，也应记在我的头上。他们是中年得女，付出了多少，又寄托了多少，我都不敢去想。车祸发生后的那几天，他们显得老多了，但仍镇静地同亲朋一起有条不紊地处理善后事情，真撑不住了，也是一声不吭背着人躲到房里抹眼泪，无声地。　　　　
　　　　真正让我怕的，也就是这样的无声，使我自恨不能被如磐的无声碾成齑粉，却仍保存了一个壳，眼睁睁地看着两位老人，在无声中窒息，坠落。　　　　
　　　　我不怕到任何地方去，但我怕和他们在一起。　　　　
　　　　事情好像料理完了，公司也好像几次打电话，让我去上班。生活还得继续下去，班也还是要上的。伯父母不提房子的事，我自然更不提，悄悄在附近的小区内租了套一室户的房子，以便时时过去陪陪二老，尽可能地帮着做些家务。但感觉完全两样了，比如洗碗吧，那些餐具不再透着亲切，而像出土文物，冷冰、陌生，从另一个世界来的。　　　　
　　　　毕竟我还可以上班，可以得到八小时较为轻松的时间。日常工作，其实是一场全新的学习，以前贸易方面的一点知识和经验已没有用处，而得改看会计、财务管理类的专业书籍。领导和同事都知道了我的事，没有给我加什么压力，让我跟着一个师傅，等他得闲时就请教请教，没空时就自己看书。　　　　
　　　　但，毓泽一死，我就变了。做什么事，往往都丢三拉四；有时做着做着就放下，一个人静静地坐着想一会。空虚是有棱角的，而且相当锐利，刺得人千疮百孔。　　　　
　　　　睡意也从我的身体里游离出来，变成了我的影子似的，因为它一直在我身边游荡，我却无法将其俘获。每一夜我几乎都是眼睁睁地候着天明，在枕上听自己的心音，看毓泽苍白而清癯的脸。在等待中夜显得格外地长，似乎有好几个夜串通一气联袂起来了，刻意与我作对，把太阳的到来一再往后推迟。　　　　
　　　　天外有悲风，星宿在乱摇。　　　　
　　　　伤痛是要定格的，永久是这样的伤痛。有一个雨夜，才过了一半，我就披衣下床，拉开窗帘，将目光放逐出去。外面浸满了夜色，我看见无所有。惟一能觉到的，就是细密的雨点扑在窗玻璃上的声音，细细软软，若有若无的。若有若无的，还有我对毕业之后的一些经历的记忆。　　　　
　　　　回过身，看着这床，这写字台，这沙发，这衣柜，这死蛇似的领带，我感到它们在摇撼，在变形，在逃走。我似乎不曾从北京南飞广州，又辞职来到西安，又经历了毓泽的亡故，住进了这个阴森冷暗的小小寓所。　　　　
　　　　再这样下去，不行的。几回的欲言又止和察言观色之后，我终于硬起心，向伯父母明白地说了要走的意思。我不想他们担心，还撒了谎，说上海的朋友在帮忙，工作已经有了些眉目。说这话时，我一直埋着头，怕看他们的眼睛。　　　　
　　　　“姬汉，你现在要走，也可以理解，我们不拦你……。”伯父沉默许久后，给了我宽容的回答。他脸色苍白表情淡定，但沙哑的声音终究在颤抖，掩饰不了什么。一番话说完，伯父又对伯母说：“你有什么话，也对姬汉说说。”　　　　
　　　　伯母说：“我们也是作过两手打算的，你要是愿意留下来，我们还是这样待你，把你当自己的孩子；你要是想走，那也不好强留你。但你一定得干出点事来，才对得起关心过你的人，尤其是毓泽。”　　　　
　　　　她又说：“你这一走，从今以后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要知道照顾自己。将来，要是还想回西安，也可以回到我们身边来。再怎么说，我们也算有一场缘份吧……。”伯母不禁泪下。　　　　
　　　　我也有些哽咽：“妈、爸，不管我在哪里，我都会记住您们，定期和您们联系。只要想起您们，我就不会觉得孤单……”　　　　
　　　　“记住，我家毓泽，完全是为你而生的……”伯父泪流满面了。伯母去拉他的胳膊，不要他说下去。　　　　
　　　　我从沙发上下来，跪到了地上。　　　　
　　　　


第一部分第三节（3）

　　　　毕业时我也动过和毓泽一起去上海的念头，我们没有成行，有一个好友去成了，找了一家不错的公司。他叫沈蓦，同我一直有联系，总吹嘘上海的就业环境如何好，他一个月内要找五家单位都没问题。也只有上海了，北京和广州、深圳我都不愿去。　　　　
　　　　我让沈蓦给我寄了几份上海的《人才市场报》，后来自己又买了许多份。从报上的招聘信息看，上海的机会还比较多。我有些放心了，再不济，可以“纡尊”从文员做起，相信也能有出头之日吧。　　　　
　　　　我又把简历用电子邮件发送给他，要他帮我在各个人才市场登记，看看有没有公司主动和我联系。又过了几天，领了薪水辞了职，着手准备行程。身上已经不富裕了，就六千块，但我不能接过伯父母递过来的钱。　　　　
　　　　自然是坐火车走，要省钱，还得坐硬座。汽笛声声，我觉得这声音凄惨，不晓得是谁发明的，不然我要把他的骨头捏成白粉。看着站台上伯父的身影远去，我知道这一走真的就是孤单。我将沿轨道到达上海，剩下的路要我自己的脚踩出来。脚是有的，但往何处落下，完全是个未知。　　　　
　　　　北京，虽不是我的故乡，但毕竟在那里生活了四年多，我觉得自己属于她；而南来上海，我又重新是一个外乡人了。大大小小的种种事，都得一个人去打理。更要紧的是，莫名的空虚和寂寞，已侵蚀了我的心。据人说，上海人是排外的，但我自己，恐怕也已给自己的心包了一层壳。　　　　
　　　　车上的饭我不敢吃，觉得贵，也怕不干净。一日三餐，就是方便面和八宝粥，大不了再加个茶叶蛋或一根火腿肠。我必须省一些，留够找工作和租房所需；上海的消费水平怎么样，我也没个概念，弄不好还得跟沈蓦借钱。　　　　
　　　　上海也无非是这样。到站后走出检票口，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和广场，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周遭的人也好像是我并不了解的别种生物。很多穿白大褂或蓝大褂的女人，朝出站口拥了过来，小牌子在手里晃着，不停地叫：“住宿，先生，住宿不啦？”见我没反应，有的就朝着别的乘客贴过去。　　　　
　　　　我乱走了两步，还是拿不定方向，干脆站住，等拉客的过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很快上前：“先生，住我们那里吧，条件老好的，保证安全，价格也公道。”　　　　
　　　　看她的样子也还可以信赖，我问：“双人间多少钱一天？”　　　　
　　　　“不贵。20元，24小时有热水，晚上有淋浴。”　　　　
　　　　我把左手的提包递给她。女人嘴多，一路上问东问西，我也不烦，有一句没一句地回答。　　　　
　　　　到了那家旅社，我谨慎地到房里查看了一下。床上地下收拾得还干净，我出来登记交了押金。老板娘三十出头的样子，薄施脂粉，把身份证递还给我的时候，模模糊糊地笑了笑，似乎要说什么。　　　　
　　　　这双人间暂时归我一人独享，我希望夜里也不再有人住进来。喝了一杯据说是开水的浑浊东西，我坐在床沿整理行李，把日常用的肥皂毛巾牙刷内衣等叫到一起。狭长阴暗的走道上，站着两个水龙头，我出去洗了一把脸。回房刚挂好毛巾，老板娘悄声踅了近来，凑到我面前：“小伙子，晚上要不要小姐，前面发廊里有，我去跟你叫。很漂亮的……”　　　　
　　　　“叫什么叫，你出去。”　　　　
　　　　她退了两步，还在说：“装什么正经嘛，男人哪有不喜欢玩的。是不是舍不得花钱，你是大学生吧，大学生八折……”　　　　
　　　　“你给我滚出去。”我上前揪住她，往门外推。　　　　
　　　　她气急，指着我说：“你还骂人，太没教养了。好的，给我等着……”下面的话太脏，估计苍蝇听了都要把耳朵堵上。骂声渐远，她到旅馆门口搬救兵去了。　　　　
　　　　相邻的几间房里，出来几个房客看热闹。有一个还挺热心：“那些小姐不贵的，也就一两百块。可细皮嫩肉，物超所值……”　　　　
　　　　救兵迟迟未至，看样子，她男人刚出去了。我刚才登记时目击过他的尊容，脸孔很凶，只怕不是什么好货。人地生疏的，我不想给自己惹麻烦，干脆拿行李出去要求退房。　　　　
　　　　仍然是老板娘亲自坐镇，但门口即是大街，她不想坏了生意，也就不骂了。押金和一天的房租各20元，我要她全部退给我，她不干，舌战了几分钟，只从抽屉里扔出20元。我只得算了，拿了钱就走。　　　　
　　　　我决定找家国营旅社，他们不至于太胡来。两手提着大包小包，双肩还挎着两个，我有点狼狈，阿富汗难民似的。这时又没有拉客的经过，我只得沿着刚才的路往回走，因为依稀曾见过国营旅社的招牌。不巧一个背包的带子又拉断了，手腾不出来，我只有将包夹在腋下，红着脸慢吞吞地往前挪步子。一路上，招徕不少行人的目光。　　　　
　　　　狼狈，前所未有的狼狈。我的牙咬得紧紧的，觉得一辈子都不会忘了这一天。　　　　
　　　　重新住下来之后，我才给伯父母打电话报平安，他们叮嘱了半天。接着我又打给沈蓦。　　　　
　　　　“哦，老刘，怎么样，刚下火车有点累吧。”尽管压低了声，他还是有点激动，听得出来的。　　　　
　　　　我故作不满：“你说累不累，你小子，又不来接我。”　　　　
　　　　“哎呀大哥，我不是跟你说了嘛，我得上班呀。近一段忙得很，不好请假。今晚我请，给你洗尘。”　　　　
　　　　“咱们随便吃点快餐就行了，不用太讲究，主要是聊聊。”　　　　
　　　　“那怎么好意思，这么久没见。我知道有个地方，很不错的，离火车站不远。”　　　　
　　　　我把我的地址告诉了他，又约好了时间。他跟我说过，现在是和别人合租两室一厅的房子，他房里东西多，空间挺紧张，打地铺都不方便。总不好两个大男人并排挤在他那张单人床上吧，除非我睡他身上。我只得暂时住旅社。　　　　
　　　　我到浴室洗澡，热水淋得人很舒服，情绪也高了些。回到房间后，另一床铺上已经住了一个小伙子，年龄和我相仿。我和他聊了起来，他自称是无锡一个工厂里的办事员，隔几天就要跑一趟上海，对上海很了解。　　　　
　　　　听说我有大学学历，来上海找工作，他说：“你既然是名牌大学的，找工作不要太方便了，又学的是热门专业，薪水肯定能拿到4千以上。”　　　　
　　　　“未必吧，这几年扩招，学生太多了。”这个薪资水平，并不比我在北京时高，但初来上海，我的心理底线比这个低。　　　　
　　　　“不，我感觉你很能干，一定能。”　　　　
　　　　“谢谢。你，混得也还行？”　　　　
　　　　“怎么说呢，我们这些人，才初中文化，能混成怎么样？”　　　　
　　　　“江浙一带的老板，很多都没什么文化嘛。”　　　　
　　　　“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现在暴富的机会少，得靠文化。”　　　　
　　　　“改革在不断深入。”　　　　
　　　　“再怎么改，好处也到不了我们头上去。我倒不是说政策不好，可好政策容易走了样。你看，80年代的改革，那是全民支持，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有戏；到现在，不一样了，改革成了少数人津津乐道的事，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