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和谈演义 (第一部)作者:马辂
根本保证。
正在北伐军的声威震撼全国，革命前途灿烂似锦之时，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斗
争又起了暗潮。
1926年11月8日，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为适应形势，决定迁国民政府及中央
党部于武汉。10日，派出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孙科、司法
部长徐谦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以及随员60多人先到武汉筹备。其时，群众热情特别高
涨，他们感觉到茧命胜利了，就应该收回外国在华的租界。那天，布置迁都事宜的
国民政府代表团一下火车，就被成千上万的请愿群众所包围，他们高喊着要求收回
英租界的口号。
政府清楚地意识到，要争取民心，收回租界是关键的一步。于是，在民众的有
力支持下，在陈友仁、徐谦等国民党人和刘少奇、李立三等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下，
政府先后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
然面对于蒋介石来说。外交的胜利并不令人鼓舞。他不喜欢群众运动，他担心
那样的局面会很容易被共产党和左派控制、利用。因此，当政府宣布迁都武汉后，
他即作出了强烈反响：反对迁都武汉，主张国民政府暂设南昌。当时他自己就在南
昌。
其实，蒋介石原来是同意迁都武汉的，并曾再三敦促。然而后来却改变了主意，
力主迁都南昌。他很想把首都握在自己手中，以使中央听从他的摆布。但南昌太偏，
显然不适合作首都，所以大家都不赞成。11月26日，中央议决迁都武汉不变。12月
5日，广州停止办公，各委员先后抵鄂。蒋介石没有达到目的，就是死赖在南昌，
不肯到武汉去。
12月13日，首次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在
政府未完全迁移武汉时，联席会议执行党政最高职权。联席会议主席为徐谦，委员
有宋庆龄、蒋作宾、拍文蔚、吴玉章、孙科、陈友仁、邓演达、于树德、王法勤等，
叶楚伦为秘书长，鲍罗廷也列席。
武汉政府电邀蒋介石到武汉谈谈：“都是自己人，没有什么不可以商量的。”
1927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南昌动身，经九江乘船西上。武昌的民众欣喜若狂，拥挤
在汉阳门的道路两旁，都想瞻仰一下总司令的丰采。
武汉政府为弥补裂痕，对蒋介石大加赞扬。在阅马厂的欢迎会上，候补中央执
委董必武作为大会主席致词：“我们今天欢迎蒋总司令，就是欢迎三民主义的继承
者。蒋总司令是我们国民党的领袖！”
蒋介石的表情始终令人捉摸不透。他在讲到北伐胜利的原因时，对国共合作，
对民众的支援和苏联的援助，都完全不提，只说有三民主义和稳固的后方，以及中
央党部对他的绝对信任。很明显，这后一句是暗示中央对北伐根本未管，一切都是
他本人决定和运筹的结果。
接着，鲍罗廷发言了，他猛烈地秤击个人独裁不会有好结果。这篇发言与会场
气氛很不和谐，使许多人都感到吃惊和窘迫。
蒋介石敏锐地觉察到这是针对他而来的，不由得怒火中烧。散会之后，他直截
了当地提出，在军事行动未结束之前。中央党部及政府应该和总司令部在一个地方。
“的确如此，”鲍罗廷以平静的囚吻说，“但总司令部为什么不能迁来武汉呢？”
“总司令部应该设在前方。”
“难道武汉就不是前方了吗？”鲍罗廷笑了，“武汉北可控制京汉线、东可俯
瞰长江下游，南昌有这样的便利吗？”
“当初中山先生主张建都有两个地方，第一是在南京，第二才是武汉。”蒋介
石抬出了孙中山。
“我们也没有让武汉作永久的首都。但目前一定要迁来武汉，这是大家的意见。
等全国统一以后。可以再由中央决定迁往南京。”
蒋介石无言以对，但却恼羞成怒。在联席会议上，他终于和鲍罗廷公开翻脸了。
他指责鲍罗廷指手画脚，干涉过多，违背了孙中山生前定的原则。
鲍罗廷警告蒋介石：“谁搞独裁，镇压农、工运动，反对共产党，我们无论如
何也要打倒他的。”
蒋介石斥责鲍罗廷的话毫无根据，说着说着扯上了三大政策：“现在的苏联不
再是三年前的苏联，已被世界上认为是赤色帝国主义者了。并且现在不是我们放弃
孙总理的联俄政策，而是你鲍罗廷来阻挠我们执行总理的联俄政策。”
两天之后，蒋介石不辞而别。秘密返回了南昌。1月27日，他公开提出驱逐鲍罗
廷，武汉政府未予理会。
这时，中共中央联合国民党左派，发起了一个扶汪抑蒋运动。武汉政府也考虑
罢免蒋介石的总司令职，拟由李宗仁代之。先由鲍罗廷出面找李谈，鲍说：“不能
再让蒋介石当总司令了，否则他要成为大独裁者，革命势必前功尽弃。我看李将军
接任总司令最合适。”李宗仁感到他若代蒋必然导致分裂，而且他对苏联和中共也
有不满，所以一听此言，当即正色辞谢。
蒋介石一面和武汉中央暗中争斗，一面继续制定了新的北伐计划，主要任务是
底定苏浙，占领上海。立春后。三路大军相继出发。东路军由何应钦任总指挥。白
祟禧任前敌总指挥；西路军由唐生智任总指挥；中路军由蒋本人任总指挥，辖程潜
江右军和李宗仁江左军。
2月中旬。北伐军经过激烈鏖战占领了风景如画的杭州城。为了援助和配合北伐
军向上海的进军、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组织部长赵世炎于2月19日组织了全市
总罢工。第二天，大罢工即转为第二次武装起义（第一次武装起义是在去年10月）。
但是，殷切盼望蒋介石率北伐军到来的工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位总司令会出
卖他们。早在去年11月，蒋介石就和当年在上海做买空卖空生意时的师傅、青帮大
头目黄金荣在九江密谈，商定了对付共产党势力的策略。蒋介石得悉上海工人起义
后，即下令已推进至嘉兴的北伐军停顿下来，故意拖延对上海的进攻，使军阀李宝
章腾出手来，全力镇压工人。仅2月20日这一天，就有200人被杀害。纽约《先驱论
坛报》报道说：“牺牲者的头颅被士兵砍下以后，就挑在竹竿上或放在盘子里，沿
街示众。当头颅挑在尖竹竿上，举得高高地带往下一个杀人地点时，数以千计的人
惊恐地四散逃跑。”
在以后两天的巷战中，更有数不清的起义者死于军警的屠刀之下。可叹一些散
落在街头的无头尸体上还贴着传单、标语，上面写着“欢迎英勇的北伐军”、“欢
迎蒋总司令”。屠杀工人的军阀李宝章以后得到了蒋介石朗奖赏，被收编为国民革
命军，任其为军长。
2月23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停止第二次武装起义，扩
大武装组织，准备新朗暴动。同时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指导工作，由陈独秀、
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璋八人组成。并成立特别
军委，由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五人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
后又确定周恩来担任第三次武装起义总指挥。
这时，蒋介石眼中的主要对手，已不是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而是共产党和工
农运动。他之所以继续向北洋军阀进攻，只是为了争夺个人地盘和势力，增加称王
称霸的资本而已。3月6日和9日。他在江西指使杀害了赣州、吉安两市工会委员长陈
赞贤和梁一清。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15日，罗亦农指出：“蒋介石已被一切反革
命势力所包围，根本丢弃了中山三大重要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运动——
而反对联俄、联共及压返工农运动，且将与一切反革命的势力妥协，将使整个的革
命运动右倾而倒败。”他强调：“上海实为民众与北伐军合作的问题，而不是民众
欢迎北伐军的问题。如果是民众欢迎北伐军，上海必仍为一个反动的局面。”
为了领导好第三次武装起义，周恩来认真总结前两次的经验教训，做了十分周
密而细致的准备。待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他密切注视着北伐军的动向。这时李宝
章部已经撤离上海，张作霖派来了鲁军毕庶澄部，该部只有3000人，加上当地警察
也不过5000人，兵力并不强，且军心不稳。周恩来想利用北伐军向上海进军所造成
的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声势，孤立和分化敌人，迅速夺取武装起义的胜利。
老谋深算的蒋介石看到上海的民众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正处在周思来的直接
领导和影响之下，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不愿看到周恩来借北伐军的军威，发展共产
党的力量；不愿看到在北伐军兵临城下的时候，出现一个由周恩来领导的工人起义
而占领上海的局面。3月3日，他发出一份密电：
何总指挥勋鉴：我军如攻上海，至龙华、南翔、吴凇之线为止，军队以不越此
线为妥。闻某党有上海革命政府之组织，凡此类机关，应即勒令取消可也。中正江
西。
何应钦、白祟禧根据蒋介石的密令。继续缓慢对上海进军，渐移于杭嘉湖一带，
按兵不动。蒋介石吸取东征进军海陆丰的教训，深怕北伐军进入上海后成了起义工
人的客人，因此，他拒绝与上海工人运动发生任何联系。
周恩来利用他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影响，想方设法与推进东南的北伐军
取得联系。他曾派总工会的章旭庵，利用其元任北伐军谍报处长的关系直接向白崇
禧“报告上海工人罢工的意义及促他们速进兵”。周恩来还亲自写信给何应钦，“
把口号告诉他”，并说明上海罢工的情况，劝他前进。然而，白、何对此均置之不
理。
此时，蒋介石仍在南昌和武汉闹对立。他大骂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是“败类”，
声称“要制裁左派，制裁共产党”。一些报纸也公然鼓动蒋介石发动反共事变。上
海《字林西报》说：“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是唯一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
沦入共产党人之手的保护力量。”“倘蒋介石愿意拯救中国人民于共产党之手，那
么他必须迅速而决断地进行起来。”《北京政闻报》说：“如果蒋介石将军不愿坚
持损害他们首创的运动的名声，他就应该把自己和那些命定倒霉的过激分子分别开
来。”
自2月以来，国民党中央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反对独裁、恢复党权运动，并由徐
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顾孟余五人组成行动委员会。在邓演达、顾孟余、叶
楚伧、张太雷等；5人参加的国民党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反对独裁、提
高党权的6项措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武汉市党部、安徽临时省党部代表团、国民
革命军第七军政治部等单位也纷纷发表宣言，呼吁恢复党权。2月24日，在行动委员
会领导下，在武昌阅马场召开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党员大会，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讲
话，强调“统一党的领导矾关，一切军事、财政、外交均须绝对受党的指挥”。“
使军事领袖置于党的指挥之下”，不指名地谴责了蒋介石。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都
认为蒋介石不能做国民党的领袖，只有汪精卫最适宜，于是提出了“请汪销假”、
“迎汪复职”的口号。
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召开。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
宋庆龄、何香凝、宋子文、陈友仁、顾孟余等18名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董必武、
邓演达、詹大悲等11名候补执行委员，李宗仁、江浩等4名监察委员出席了会议。会
议选举汪精卫、谭延岂、顾孟余、蒋介石、孙科、谭平山、陈公博、徐谦、吴玉章9
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也是当然的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此外再加宋子文、
宋庆龄、陈友仁、邓演达、王法勤、林伯渠6人也作为政委会委员。会议还选出了军
事委员会委员16人，以汪精卫、唐生智、程潜、谭延岂、邓演达、蒋介石、徐谦7人
组成主席团。会上对蒋介石进行了批评，指出其权力已在中央委员会和党之上，经
过改选，使其失去了中执委主席和军委会主席之职，并且规定：凡军委会决议要由
中央执委会议决；总司令动员令要由军委会7人主席团讨论，通过后再交中央执委会
批准；7人主席团中必须有3人为非军职人员；总司令不得擅自下令和决定一切。
蒋介石拒不接受批评，说战时总司令必须独断，这是自己的责?